杨慎的杜诗学

扬之水

杨慎的杜诗学

        [摘要] 杨慎从含蓄蕴藉的论诗宗旨出发，对杜甫“太露”的诗作进行了批驳，但由于受时代与个人诗学眼界的局限，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商榷之处。杨慎认为杜诗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原因是杜甫学《选》诗，他还指出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与对杜诗的抑扬参半相比，杨慎对于李诗，几乎无任何指责，可谓尊崇备至，究其根本原因，杜诗具有开启宋诗的变体特征，而李诗代表了唐诗的“正宗”。

    [关键词]  杨慎  杜诗学  《升庵诗话》  李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杨慎的杜诗学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随之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的论述，但专门探究杨慎杜诗学的文章还很少。目前，就杨慎的杜诗学研究方面而言，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学术探讨空间。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杨慎的杜诗学作出进一步的探索，这对于丰富、充实杜甫与杨慎研究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不露”与“太露”

    杨慎对杜诗多有赞美，但他对杜诗的肯定是有条件的。细究之下，杨慎往往是从他本人的诗学主张出发去赞誉杜甫的。杜甫的绝句百余首，而唯独《赠花卿》一诗得到了杨慎的赏识。《升庵诗话》卷一《子美赠花卿》云：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丹棱人，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馀首，此为之冠。

    又《升庵诗话》卷十三《锦城丝管》云：

    唐人乐府多唱诗人绝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当时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杜子美诗，诸体皆有绝妙者，独绝句本无所解。

    杨慎论诗主含蓄蕴藉，而杜甫在绝句创作中引进了大量叙事、议论的成分，往往是直叙其事，直抒胸臆，音调也由自然变为拗峭，这与盛唐绝句的重情感、主情景、尚神韵大为不同。《升庵诗话》卷十一《绝句四句皆对》说： “绝句四句皆对，杜工部‘两个黄鹂’一首是也。然不相连属，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绝万首，惟韦苏州‘踏阁攀林恨不同’及刘长卿‘寂寂孤莺啼杏园’二首绝妙，盖字句虽对，而意则一贯也。”杨慎这里所指出的是杜甫的绝句注重细致刻画， “一句一绝”，一句一景，与韦应物、刘长卿绝句的浑然一体异趣。杨慎《选唐百绝序》说：“予尝评唐人之诗，乐府本效古体而意反近，绝句本自近体而意实远。……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用事。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汩则儒生之书袋，而乏性情。观其全集，自锦城丝管之外，咸无几焉。”绝句应该重情韵，贵含蓄，工唱叹，杜甫《赠花卿》诗由于符合了这三点要求，故而杨慎对其倍加赞赏。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说：“子美五言绝句，皆平韵律体，景多而情少。”谢榛指出杜甫的绝句“平韵律体”、“景多而情少”，与杨慎所说的杜甫的绝句“即是律中四句”、“乏性情”可谓一致。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亦云：“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杜甫的七绝被王世贞称之为“变体”，就是因为杜甫的绝句与盛唐绝句相比，从题材内容到形式技巧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清人潘德舆对杜甫的绝句评价甚高，其《养一斋诗话·李杜诗话》卷三说：“杜公绝句在盛唐中自创一格，乃由其才大力劲、不拘声律所致。而无意求工，转多古调，与太白、龙标正可各各单行，安得谓其不屑为此，遂致绝无所解。”潘氏认为杜甫的绝句自成一格，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可以“各各单行”。因此，当代有的学者认为杜甫的绝句在绝句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种看法甚为允惬。

    杜甫的绝句创作由于不符合杨慎论诗之宗旨，故而遭到了杨慎几乎全盘之否定。在《升庵诗话》中，杨慎对杜甫其它体制诗歌“太露”的弊病也进行了指陈，他说：

    “月暗竹亭幽，萤光拂席流。还如故园夜，又度一年秋。”“暂惬观书兴，何惭秉烛避。府中徒冉冉，明发好归休。”此二诗绝佳，予爱之。比之杜子美，则杜似太露。（《升庵诗话》卷八《韦应物萤火诗》）

    杨慎将韦应物与杜甫二人的《萤火》诗作对比，认为杜诗“太露”。杜甫《萤火》诗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黄鹤注日：“盖指李辅国辈以宦者近君而挠政也。”师尹注日：“萤出于腐草，喻小人起于微贱，而侵凌大德之士。”杜甫此作讥刺李辅国等小人“近君而挠政”或“侵凌大德之士”，显然是以诗歌反映时政，但表意醒豁。这里就涉及到了杨慎对宋人“诗史”说的驳难：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莒”，“夭桃”“裱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呜雁，旭日始旦”，不必日“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罾”，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

    “诗史”说出于唐人孟棨的《本事》，杨慎误以为是宋人之说，其实，这一错误背后隐藏不宣的观念却是杨慎对宋人好议论文风、诗风的极大不满。杨慎认为诗以道性情，须“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他批评杜甫一些反映现实的诗歌“直陈时事”，意明言尽，这是杨慎批评杜甫“诗史”作品的关键之所在。其实，杨慎并没有一概否定“诗史”作品，如《升庵诗话》卷十一评刘因《书事绝句》与宋子虚《咏王安石》两首诗说：“二诗皆言宋祚之亡由于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谓诗史矣。”杨慎评李梦阳《士兵行》日：“只以谣谚近语入诗史，而高古不可及。”这说明杨慎对写得含蓄或高古的“诗史”作品还是很欣赏的。诚然，杨慎对“诗史”说的诘难也存在一定的失当之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

    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其言甚辩而覈，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贬剥也。

    《诗经》中的“风”多用比、兴的手法，而“雅”、“颂”多用赋的手法，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可见，赋就是用来直接铺陈的，故而王世贞说《诗经》中的某些诗句“不尽含蓄”，如《七月》就是用赋的手法描写了农民一年四季的生活。杜甫的诗史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唐中期的社会动乱，其反映社会现实层面的广度与深度是其它一些诗歌或史料所无法比拟的。杨慎从诗歌抒写性情、讲究含蓄的角度出发批评“诗史”说，固然有他的道理，即强调比、兴的传统，但他忽略了赋的手法，所以王世贞说：“其言甚辩而覈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相对于比、兴手法而言，“以述情切事为快”的写法一直为中国古人作诗的一种传统，而且也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品，这充分说明后人给杜诗冠以“诗史”称号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杨慎在含蓄蕴藉论诗宗旨的指导下，对杜甫“太露”的诗作进行了批驳，但由于受时代与个人诗学眼界的局限，其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商榷之处。

    二、“熟精《文选》理”与“诗文用字须有来历”

    杨慎主张博学众体，其中《选》体是重要的学习对象，他认为杜甫诗歌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原因之一是杜甫学《选》诗。杨慎说：

    谢宣远诗“离会虽相杂”，杜子关“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升庵诗话》卷五《杜诗本选》）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升庵诗话》卷十二《刘须溪》）

    其实早在宋代，已有人指出杜甫与《文选》的密切关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杜少陵四》引郭思《瑶溪集》说： “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此外，杨慎进一步认为杜甫诗中好者多是效仿《选》诗，他说：

    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升庵诗话》卷十三《学选诗》）若观澜而索源的话，杨慎此说本于朱熹与黄震之论。《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云：“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黄震《黄氏日钞》卷三十八亦云： “陶渊明诗平淡，自豪放。李太白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处，终始学《选》诗。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他们将杜甫的诗歌分为初年与晚年，初年“效《选》诗”， “甚精细”，晚年“渐放手”， “横逆不可当”。清代贺贻孙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其《诗筏》说：“《文选》诸体悉备，纵选未尽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时，烂熟此书，而以清矫之才、雄迈之气鞭策之，渐老渐熟，范我驰驱，遂尔独成一体。虽未尝袭《文选》语句，然其出脱变化，无非《文选》者。”贺氏认为杜甫年少时即娴熟《文选》一书，但他的创作并非如杨慎等人所说的“晚年横逸不可当”，而是“渐老渐熟”，“独成一体”。显然，从宋代到清代，对于杜甫与《选》诗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这正说明了杜甫的诗歌极具复杂性，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且这些争议还要存在下去，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

    杨慎还指出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升庵诗话》卷十一《诗文用字须有来历》云：

    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

    又《升庵诗话》卷七《逐子》云：

    杜诗： “大家东征逐子回。”刘须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所以佳，此“逐”字无来处，所以不佳也。

    “诗文用字须有来历”也是杨慎论诗时所持的一贯之主张。杨慎提出这样的看法主要是用来批评当时的文风，他列举了当时诗文中诸多牵强附会的自造语，如以“骚墨”称“骚人墨客”，合“汗牛充栋”为“汗充”，改“莺啼”为“莺呼”，强名“鸿雁嗷嗷”为“鸿雁嘈嘈”等等，诸若此类，皆文理不通，茅塞一世。因此，杨慎主张诗文用字须有出处，若以无出处之语作诗，即是杜甫所谓的“伪体”。

    杨慎不仅主张诗文用字要有出处，而且他也提倡新奇。杜甫称庾信的诗“清新”，杨慎注日：“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杨慎《饰雉集序》云：“盖不变则不新，不新则不奇，学者喜其新而谨其变，爱其奇而不戾于古可也。”杨慎主张推陈出新，这样才能使诗歌变得“奇”，可见“奇”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究其实质，杨慎所谓的“奇”是一种能给人以美感的写作风范，应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不可刻意雕琢。

    杨慎为何对杜诗进行贬抑，其主要原因包括三点：其一，如前所述，杜甫的某些诗歌不符合杨慎论诗之宗旨，故而杨慎加以批驳。其二，与明代中期文坛的实际状况有很大关系。“前七子”代表李梦阳对杜甫景仰备至，作诗以杜诗为标准。遂产生刻意规模杜诗之弊病，即何景明所说的： “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及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杨慎早年曾拜于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门下，故而其作诗、论诗，一方面“为茶陵别张壁垒”，另一方面须自立门户，但不管哪一方面，都得力破李梦阳之说。杨慎对杜诗弊病的指陈，即是突破李梦阳尊杜观念的重要体现，也与杨慎内心里有一种想自觉地融入到明代文坛并与其抗争的意识有关。其三，与当时的尊体和辨体观念密切相关。明初高棅《唐诗品汇》的尊体与辨体观念已甚为明显，他将李白列于“正宗”的地位，而把杜甫置于“大家”的席位，就是因为李白的诗歌符合各体的本色要求，是唐诗的“正宗”，而杜甫的诗歌不能算作唐诗的“正宗”，这几乎是当时格调派的一个共识，如何景明、王廷相、王世贞、许学夷等人都有相关论述。而且杜诗具有开启宋诗的变体特征，何景明《明月篇序》说： “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杨慎《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云： “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诗之衰飒，实自杜始”，究其内涵是指杜甫言理叙事的理性化倾向较明显的诗歌乃宋代诗风之导夫先路者。钱钟书先生也说：“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因此，杨慎对杜诗的责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意抗衡宋诗。

    三、李诗与杜诗

    与对杜诗的抑扬参半相比，杨慎对于李诗，几乎无任何指责，可谓尊崇备至。杨慎《周受庵诗选序》称李太白“为古今诗圣”， 《刻李空同律诗序》说：“太白诗之圣也”，其所撰《李太白诗题辞》一文，对李白的出生地进行了辨析，并说：“若夫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杨慎还写有《李太白赞》一文，其中有“斯文之雄，实以气充，后有作者，尚视于公”的诗句。杨慎为何对李白如此推崇呢？其理由大致有三：第一，地缘关系的影响。杨慎与李白同属蜀地之人，这种天然上的地缘关系自觉不自觉地增进了杨慎对李白的亲近之感。《升庵诗话》卷十一《蜀诗人》不无自豪地说：“唐时蜀之诗人，陈子昂、於季子、闾邱均、李白、阮咸、雍陶、刘湾、何兆、李馀、刘猛，人皆知之。”同书卷五《杜鹃花》说：“‘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怀西蜀故乡之诗也。太白为蜀人，见于《刘全白誌铭》、《曾南丰集序》、魏杨遂《故宅祠记》及自叙书，不一而足，此诗又一证也。近日吾乡一士夫，为山东人作诗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东人也。余以前所引证诘之，答日： ‘且谄山东人，祈绰楔赀，何暇核实。”’     杨慎不遗馀力地辨明李白的故乡是四川青莲乡，对李白强烈的认同感不言而喻。第二，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与杨慎追求清新自然的创作意趣不谋而合，二人创作时都是以才情运笔，他们之间容易产生惺惺相惜之感。第三，李白的诗歌代表了唐诗的“正宗”。明代中期诗坛的代表作家们虽然李、杜并举，但他们对李白几乎无任何异议，而对杜甫有人则表现出一定的不满，如何景明、王廷相、郑善夫等人。在“诗必盛唐”的氛围中，李白尊体，代表了唐诗的典型风貌，杜甫变体，是宋诗的源头，杨慎倾向于李白也是情理之中的。

    《升庵诗话》云：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卷十一《评李杜》）

    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扁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卷四《巫峡江陵》）

    杨万里认为李白似苏轼，杜甫似黄庭坚。苏、黄二人中，杨慎称苏轼是“宋代诗祖”（杨慎《周受庵诗选序》），而对黄庭坚颇为不满，其《升庵诗话》卷一《山谷诗》云：“黄山谷诗可嗤鄙处极多，其尤无义理者，莫如‘双鬟女弟如桃李，早年归我第二雏’之句，称子妇之颜色于诗句，以赠其兄，何哉？朱文公谓其诗多信笔乱道，信矣。”杨慎把李诗比作《史记》，把杜诗比为《汉书》，而他对《汉书》时有批评，其《古今人表论》云：“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论之，其谬有四：一日识鉴之谬，二日荒略之谬，三日名义之谬，四日妄作之谬。”相比之下，杨慎对《史记》情有独钟，他曾经评点过《史记》，因此，明人胡应麟云：“二杨（指杨诚斋与杨慎）语皆为李左袒者也”，此说诚是不错。上引第二段所论，显而易见，同是描写巫峡江水之迅，杨慎认为优劣自见，杜诗不如李诗。

    李诗与杜诗是后代诗人难以企及的两座高峰，孰优孰劣，一言难以定论。平心而论，李诗有杜诗不及之处，杜诗也有李诗不及之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穉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钱钟书先生评论唐宋诗时说：“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又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我以为，钱先生的这两段话用以评价李诗与杜诗也是非常合适的，李、杜诗两种不同风格的出现正是唐诗走向繁荣的体现，李、杜二人不同风范的人格正是后人所仰慕、追崇的对象。

张庆东字恕鸣

提赏佳作，感佩才情。遥祝老师夏日吉祥！！

扬之水

杨慎论诗主含蓄蕴藉，而杜甫在绝句创作中引进了大量叙事、议论的成分，往往是直叙其事，直抒胸臆，音调也由自然变为拗峭，这与盛唐绝句的重情感、主情景、尚神韵大为不同。

张庆东字恕鸣

佳作耐品，彰显功力。感谢老师精彩分享，遥祝老师夏祺笔丰！！

扬之水

杨慎认为诗以道性情，须“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他批评杜甫一些反映现实的诗歌“直陈时事”，意明言尽，这是杨慎批评杜甫“诗史”作品的关键之所在。

扬之水

从宋代到清代，对于杜甫与《选》诗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这正说明了杜甫的诗歌极具复杂性，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且这些争议还要存在下去，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

扬之水

杨慎主张诗文用字须有出处，若以无出处之语作诗，即是杜甫所谓的“伪体”。

扬之水

杨慎为何对杜诗进行贬抑，其主要原因包括三点：其一，如前所述，杜甫的某些诗歌不符合杨慎论诗之宗旨，故而杨慎加以批驳。其二，与明代中期文坛的实际状况有很大关系。

扬之水

其三，与当时的尊体和辨体观念密切相关。

北辰

千家学杜，各有体会啊。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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