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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之洞与杜甫 [摘要] 张之洞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出将入相，文治武功，彪炳史册。同时，张之洞也是一位诗人，他在晚清诗坛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一生作诗近五百首，其中多有关涉杜甫的诗篇。张氏在其学术著作《鞘轩语》中亦对杜甫有相关评论，在晚清的杜诗学史上，张之洞对杜甫其人其诗评价的讨论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试对张之洞论杜作一简要讨论，以期能抛砖引玉。 [关键词] 张之洞诗歌杜甫 张之洞( 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壶公、抱冰，谥文襄，河北南皮人，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张之洞幼时曾受学于胡林翼。十七岁乡试第一，同治二年(1863)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翰林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他是继李鸿章后清末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一生为官清廉，重视教育，曾创办过四川尊经书院、广州广雅书院、湖北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等五个新型书院。张之洞位高权重，对国家的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过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晚清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他一生作诗近五百首，其中有多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杜甫。张之洞有一首名为《浣花溪》的诗歌，是其《忆蜀游诗十一首》中的首篇。其诗云：“……独有城西浣花宅，至今门前溪水香。经术道德皆寂灭，世人所爱徒文章。文章小技胡能尔，颠倒百代笼三唐。此老落笔与众异，忧国爱主出肝肠。胡羯恣睢蕃回阴，收京问寝无时忘。孰本好贤念故旧，臧获鸡虫皆恐伤。乞钱辛苦作草阁，苟完岂有免凄凉。……”诗中高许杜甫文章能“颠倒百代笼三唐”，又称其“忧国爱主出肝肠”“收京问寝无时忘”。可见张之洞对杜甫和杜诗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 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 1873)任四川考官时，在人日游草堂时曾作诗一首：“人日残梅作雪飘，出城携酒碧溪邀。无端杜老同心事，四海风尘万里桥。”认为自己与杜甫“同心事”，把自己引为杜甫的同调，可见其对杜甫仰慕之深。杜甫作为张之洞理想中的历史人物，对其高尚的人格和一饭不忘君的忠诚是极其称许和赞赏的。张之洞一生为官清廉，忠君为国，力图匡正时弊，使国富民强，百姓安居。张之洞为官数十载，在四十岁时竞无钱置酒庆贺，而不得不典当夫人陪嫁。慈禧得知他无私产，赐银五千两，张之洞将所得赏赐在故乡建造了“慈恩学堂”，因银两不敷开支，又将自己的俸银搭了进去。作为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张之洞是幸运的，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即中探花，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先词臣后学官后封疆大吏。张之洞身逢乱世，屡遭离乱，或许正是这动荡的悲剧时代，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谱写了传统士人完满的人生。张之洞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出将入相，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梁鼎芬挽词写到：“为学通汉宋，为政贯中西，一代大师成相业；其心质鬼神，其才兼文武，九州公论在人间。”足可以概括张之洞的煊赫一生。如此一位位高权重的朝廷命官对千年以前的一介落魄诗人杜甫却是无比的推崇和敬重，他在多首诗中对杜甫都有极其高的评价和推尊。他在充四川乡试考官时，还作有《杜工部祠》七律一首，诗云：“少乞残杯道已孤，老官检校亦穷途。荣名敢忘李供奉，晚遇难齐高达夫。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钟爱在江湖。堂堂仆射三持节，那识流传借腐儒。”此诗概括了诗圣杜甫的一生遭遇、怀抱以及在立德立言上的重大成就，对杜甫是极其的推尊。诗中最后还提到严武，作为蜀郡三持节的仆射，其诗名的流传反倒借助一介布衣的杜甫。严武其人，《旧唐书·严武传》：“出为绵州刺吏，迁剑南东川节度使；人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诏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人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圣山陵，以武为桥道使。无何，罢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为方面，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严武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期间，与流落到蜀中成都的杜甫为好友，杜甫在蜀中的生活主要靠其资助和接济。杜甫在居蜀期间，严武与其多有唱和，后人在辑杜诗时就将严武与杜甫唱和的诗篇附录于后而得以流传。作为“腐儒”的杜甫，一个潦倒的落魄诗人，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千年以后当初接济自己的朝廷重臣严武的诗名竟要因附于其诗之后才得以流传。《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中国古代士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杜甫希望立功，历来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然未果。国家的离乱动荡和个人的颠沛流离却成就了他“立言”的不朽。“人爵”不如“天爵”，这也可算是杜甫的幸运了。“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钟爱在江湖”张之洞对杜甫的推尊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盛誉杜甫不朽的“立言”，激赏杜甫忠君爱国的精神情怀，若非体察很深，识见很高，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来的。 前文所述《忆蜀游诗十一首》首篇《浣花溪》诗与七律《杜工部祠》相同，都是对诗圣杜甫的“文章”的称扬，对其“忧国爱主”高度评价和肯定，我们都可以看出张之洞对杜甫其人其诗是极度的推崇和敬重。我们知道宋代朱熹对杜甫也是极为推崇的，甚至把他推尊为古往今来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王梅溪文集序》说：“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是又尝求之古人，以验其说，则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拚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自汉至宋千余年的历史，英雄豪杰、圣人君子何止百千，而被朱熹推尊为君子的却只有五人，其中就有潦倒一生的儒生杜甫。朱熹也是张之洞理想中的历史人物之一，朱熹所言正道出了张氏心中之块垒。钱穆《朱子新学案·大纲》云：“唐人无不能吟诗，但绝少能通经。在诗人中亦可分为儒释道三派。如谓杜甫是儒家，则李白是道家，王维是释家。” 清人刘熙载一言以蔽之：“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杜甫忠君爱国、悲天悯人的的儒者情怀得到了后人的无比推崇。凡在家国不幸，人民落难之际，凡忠君爱国人士无不读杜诗。苏轼论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几已成为杜甫人格形象的定论。张之洞作为一名儒臣，在遭逢国家动荡，时局瞬息万变之际，也就自觉地把杜甫视为儒家人格的典范。在唐以后，杜甫主要以其人格精神受到了后人的极力推崇。我们知道，儒学是实践哲学，孔孟所倡是以实际行动来完戍自身道德修养和实现其政治理想。程朱则以为儒家的道德准则应体现于日用人伦，重心为内圣之学，即成就个人的最高道德境界。而杜甫的行为正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杜甫以他的整个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张之洞以儒者自居，以维护儒学为己任，他说：“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张之洞曾作《叙辈》诗一首，云：“仁厚守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准确地道出了张之洞作为儒者的一生。与落魄儒生杜甫不同的是，张之洞作为一名儒者，官居要位，显贵一生，他以儒者的形象，担负的是“达者兼济天下”的重任。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说：“余尝谓客日周之末季自苟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矣。”儒家讲“内圣外王”，杜甫“内圣”，张之洞则“外王”，一穷一达，一贫一贵，无论是杜甫的穷贫还是张之洞的贵达，二人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完成和实现自身的人格理想政治理想，躬身实践丰富了儒学的内涵。讨论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张氏要如此推崇一介布衣的书生杜甫了。杜甫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他大量的诗篇中即可体会到。安史之乱致使唐代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亦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杜甫也因战乱而颠沛流离，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难之时，杜甫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情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四夷交侵，国家多难的忧患意识激发了杜甫尊王攘夷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杜甫尊王攘夷的实质是忠于祖国，因此具有高度的道德准则。杜甫在蜀中时期，吐蕃侵占陇右之地，并进攻松、维、保三州，深切关注国家时局安危的诗人连作《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诗，‘评论战局，抒发其忧国之情，亦真切感人。杜甫这种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前途的赤诚之情及忠君爱国的思想既是儒家精神的发扬，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创作主体精神的自然表现。张之洞作为朝廷要员，为官期间，目睹现实，看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凄苦和艰难，张之洞《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反映了劳动人民苦难和不幸，诗中有云：“瘦人愈饥肥愈饱，今年三白犹未了”这不由得使人想到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句，二者立意是何其的相似。“三年菜色灾应澹，一树岩香晚未舒”（《秋日同宾客登黄鹤山曾胡祠望远》）同样也表达了张氏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体恤。张之洞还曾为自己的仆人写过一首情真意切的《闵仆》诗，诗中表达了他对仆人的感激之情，诗中写到“此亦贫交不可忘”，可见张氏对下层人民是平等相爱的，当然，在封建社会这种爱仍有其局限性和时代性。张氏关心时局关心民生，他素有极大的抱负，期望建功立业，匡扶社稷，拯救民众，有“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余在京师三兄在武昌以诗奉寄》）、也有“湛思究理乱，扼腕规匡扶”（《东海行》）。他心怀天下，“忧来无寐”（《宿宁羌州》），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维护祖国的统一抗击外敌的入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帮助，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亲自参加指挥，大胆启用人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这场中法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唯一一次打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使我国西南边境得以粗安。张之洞所处之时代与杜甫当时所历之乱世是何其的相似，时局动荡，国家由盛而衰，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之中，四夷交陵，外族入侵，万方多难，“尊王攘夷”成为两朝忠君爱国人士们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愿望。国家多难的忧患意识激发了杜甫尊王攘夷的强烈爱国思想，千年以后的张之洞在自己的立身实践中将这种思想加以实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赢得了民族的尊严。杜甫是一位诤臣，他为疏救房瑁在朝廷力谏肃宗而差点丢掉性命，在创作中有大量揭露时弊、讽刺现实的诗篇，对朝廷大臣也是诚恳进言，在与严武上京离别时说：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对迁都一事也有所议等等。杜甫也是一位良臣，他对时局有政治家的敏感和正确的判断，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就深感边患为忧，对安禄山之乱亦早有所见所讽。张之洞和杜甫一样，亦是诤臣、良臣、能臣。他为官直言敢谏，廉正无私，经营八表，秉国以诚，德行操守著于晚清。他抗击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为国家培养人才，以图强国富民，其一生劳苦功高，虽未力挽狂澜于既倒，但终其一生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之洞在《蝤轩语》谈到历代诗之名家说：“诗之名家最煊赫者，六朝之陆、陶、谢、鲍、庾，唐之李、杜、韩、白，宋之苏、黄、陆，金之元，明之高、李，国初之吴。”，可以看出张之洞对杜甫的推崇不仅是对其高尚的人格和忠君爱国的情怀和精神，而且对其创作诗歌的评价也是极其高的。张之洞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创作诗歌约五百首，端方在《张文襄公诗集序》中曾说道：“文襄功业轩天地，文章照四裔，岂其资诗以传者。顾其为诗情深而文明，忧深而意远，其忠情恳挚、正君匡国之思，往往于诗见之。”《续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评价其诗云：“空前绝后，是为晚清之冠”。钱仲联在《梦苕庵诗话》中说到：“有清一代，巨公能诗者首推王文简，阮文达，祁文端，张文襄。”张之洞其诗歌创作直接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其诗歌作为晚清时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包容万象，成为时代的注脚。王逸塘《今传是诗话》称其诗为“多有本事”。其诗歌多有对官场的揭露与批判，如《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误尽》、《过张绳庵宅》、《元稹》以及《鸡鸣寺》等，从中可以看出政治的反复时代的悲凉。时局已乱，根基已损，大厦将倾，张之洞唯有仰天长叹，发诸歌咏。《读史四首》之《李龟年》讽内廷不时演剧，忘在莒之戒；《张天觉》为科举之事抑郁而作。张氏主张废科举，而多人因假以私利而从中阻扰不得；《读宋史》则谏满汉之争无用感慨而发；《新旧》则极写光宣朝局，朝廷党派之争、新旧之争甚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写张之洞谏诤亲贵点兵一事，当朝者不听良言，张之洞因此痛心疾首，而一病不起，诗中写到：“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惑，泪洒香山讽喻诗。”诗中写尽了张氏的忠诚亦写尽了晚清的分崩离析和大厦将倾的必然。杜甫作诗用典切当，不露痕迹，这在前人就早有论述，顾嗣立《寒厅诗话》有云：“作诗用故实，以不露痕迹为高，昔人所谓使事如不使也。……‘杜诗“荒庭垂桔柚，古壁画龙蛇。”皆寓禹事，于是夏禹庙最切。“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人馔来。”皆养亲事，于题中扶侍字最切。”’杜诗中用典的句子有一千三百多句。张之洞作诗也好用典，而且用典亦十分精当，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公诗：“用事精切，……非近世诗家所能及。”其《挽彭刚直》：“天将江神尊，气吞海若倍。”用清河公及东坡咏钱武穆事；《送王仁秋归湘潭》：“沈炯登台空拜表，梁鸿过阙独哀歌；哀歌莫被中朝露，拜表幡然念乡土。”用梁鸿为感新莽作《五噫》事警策劝解王闽运。张之洞用典如盐著水不着痕迹，甚为精妙，能驾于典故之上而不为其所役。正如苍虬《读广雅堂随笔》云：“文襄学瞻才富，侔与纪阮。而其诗心长语重，绝无炫耀之习。盖立身行己，自有坛宇，非经生博士文人才子所可同年而语。其实用字必质实，不纤巧，造语必浑重不轻浮，写景不虚造，叙事无溢词，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意，立意必独出己意，不随世转，虽以风致见胜处，亦隐含严重之神，不剽滑。他人虽极博丽，一秤量之，则不啻泰山鸿毛之判矣。”甚为的论。张氏学诗宗旨以“宋意入唐格”，张氏所谓宋意指的是诗歌的筋骨思理，唐格则是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风神情韵。一为理智，一为风貌。当然，同时兼有唐格和宋意的诗人我们知道非杜甫莫属，正是因为杜甫，唐诗始启宋调，也正是张氏之“宋意”与“唐格”。同为诗人，同为忧世伤局的忠君爱国士人，张之洞是能真正体察和了解杜甫的。讨论至此，张氏何以对千年以上的一介落魄诗人杜甫如此的推崇和敬重，而杜甫何以成为千载共仰的伟大形象的理由和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文章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再说几句。张之洞有《读史绝句》组诗，共二十一首，其中有一首篇名为《杜甫》，全诗为：“稷契寻常便许身，忽齐孔跖等埃尘。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诗中首二句是化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和《醉时歌》中“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关于许身稷契，仇兆鳌《杜诗详注》：“公不欲随世立功，而必期圣贤事业。所谓意拙者，在比稷契也。甘契阔，安于意拙。常觊豁，冀成稷契。”王嗣爽《杜臆》对此说得很好：“人多疑自评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惟比己溺己饥之念而已，伊得之而纳沟为耻，孔得之而立达与共，圣贤皆同此心。篇中忧民活国等语，已和盘托出。”齐孔丘盗跖，王嗣夷《杜臆》理解得很准确：“此篇总属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又非真欲同寻醉乡也。公咏怀诗云‘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可移作此诗之解。”有人认为张氏《杜甫》是张之洞对杜甫的讽刺与不理解。杜甫素有“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有人认为作为一介布衣的杜甫，颠沛流离、贫困潦倒，连起码的生计问题都尚未解决，却“许身稷与契”，其言显然是高而不切的，这样的评价在后代时有可见，宋代的杨亿就讥讽杜甫为“村夫子”言，清代王夫之对杜甫也有过严厉的批评，这在历代诗话中屡为常见。《旧唐书·文苑传》中有杜甫杜甫醉登严武床事记载，其性格即可见一般。在宋祁、欧阳修的《新唐书·杜甫传》中虽所载事迹大致相同，但评价尺度却有了不同，《新唐书》云：“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我们认为张氏《杜甫》诗中所谓对杜甫的批评其实并非张氏自己本人对杜甫的评判，仅仅是转述了历史上后人对杜甫的负面评价，不是张氏本人的观点。作为与杜甫“同心事”的张氏应该是理解杜甫的，《醉时歌》仅为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又非真欲同寻醉乡也。诗篇最后“论定文人有史臣”一句，就表明了对文人（在封建社会不仅仅是文人，王后将相、文官武将其身后定论莫不由史臣）的历史评判由史臣来论定。张氏是否同意史臣对杜甫的论定呢，孤立地看《杜甫》一诗，是难以得出结论的，我们结合张之洞其它论及杜甫其人其诗的诗歌来看，张氏是不同意史臣对文人杜甫下的结论的。如果以为《杜甫》一诗即代表张之洞对杜甫的认识与定评，这是不能成立的。张之洞无论是在《蝤轩语》还是在其诗文中对杜甫其人其诗都是无比的推崇和称许，如果以《杜甫》一诗即为张氏评杜甫之看法，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前后抵牾。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和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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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0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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