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的讽喻诗看报告文学的雏形

扬之水

从白居易的讽喻诗看报告文学的雏形

    摘要:本文以历史为线索,以事实为依据,运用较为周密的逻辑思维,旁征博引,认真对此,合理推断,终于在千百年的古纸堆中发现,古典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基石,现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延续。这一论证表达了清新而明确的文学观点,较充分地阐明了白居易讽喻诗与报告文学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循而有据;白居易;讽喻;雏形
　　报告文学是外来词,20世纪三十年代介绍到中国,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才得以在国内逐渐流行且得以承认。考证家溯根求源,将这种文体的形成过程定论为五个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文体形式为编年史和纪传体,代表作为《左传》;汉朝时期文体形式为纪传体通史,代表作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唐朝时期文体形式为白话小说和话本,代表作为《错斩崔宁》;清末时期文体形式为散文、小品;代表作为方苞《狱中杂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体形式为记史性散文,代表作为瞿秋白《饿乡纪程》。
　　阅读白居易的讽谕诗,我们明显嗅到了报告文学的气息,白居易理应成为中国第一位报告文学大家。
　　一、具理论,循而有据
　　白居易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从事实出发作诗,又强调“事核而实”,实实在在,勿须粉饰,亦不必精雕细刻,夸张、贬斥都不可,只要实在、真实、确切。
　　这便打破了叙事诗的常法,对其添了更细一层的要求。白居易有自己的创作理论,并遵循自己的新法创作诗歌,逐渐定型了自身的独特风格:一、作诗需取材于现实生活;二、所取之事真实、准确。此理论虽有悖于叙事诗乃至全部诗歌的常法,但是另辟蹊径,用此理论套报告文学的内涵,实在恰当不过。
　　白居易是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民不聊生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少时亲眼目睹“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那种辛酸艰难的农民遭遇更给他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故此,他成年为官后,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居官清廉,勇于直谏。白居易突出的建议有五件:请减免江淮旱州县税租,取缔“和籴”改为“折籴”;请停止向河北藩镇用兵;反对宦官和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伐王承宗;论救元稹贬官。这五项政治活动可大致甚至完全代表了白居易的思想,其思想通过诗歌创作的过滤,便是反映并揭露现实的千古绝唱。他讽喻诗更别具一格地重新细度化了叙事诗的范围,具体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恰恰表现了新时代报告文学的特点。因此,白居易已潜意识地确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原则,拥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据此理论,白居易唱出了一篇篇对现实社会的“报道”。
　　二、亲历与采访
　　白居易为官之时,多走访,擅于体察民情,并耳灵心明。每次归来,很有几桩典型事例铭记心间。优秀长诗《长恨歌》便是听来并议谈之作。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为官陕西周至县尉,曾与友人陈鸿、王质夫游仙游寺。共游之时,议及唐玄宗、杨贵妃两人纠葛,有感而著《长恨歌》。《长恨歌》虽主题模糊但不失真实。
　　如果说《长恨歌》是所听、所见之作,那么,《宿紫阁山北村》便是作者亲身介入之凝聚。“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开头四句便点明自己就在事情中,似主人,又如旁观者。在白居易眼中,展现出“夺食”、“砍柴”两个场面,将暴卒的凶残之势,狐假虎威之态描述得入微入骨。
　　听、问、见三形式,酷似报告文学题材得来之渠道。“报告文学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绝非凭空想象而为之。“六分跑”便是跑题材,问、听、探、挖,甚至“偷”,凡与人物、事件有关之事均可搜集;“三分想”,即整理和剪辑材料,使所有材料有理有序,取其精华而撇其残料,然后挥笔著就,由此可见“跑”的份量;只有问,才能拥有材料;只有听,才能辨其真伪新旧;只有探,才能出新有路;只有“偷”,才能细节惊人。

    三、具有独特的报道“场地”
　　白居易对现实的报道具有独特的发表场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著诗,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希望诗歌能产生独特效用,成为向皇帝反映民情的奏章,用这种婉转的形式补察时政,输导人情,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白居易常以诗呈皇帝,反映民间疾苦,所录之事均为现实时事,辞情切至,言人之难言者,皇帝多颜而怒,但丝毫不能动摇白居易劝谏意志。宪宗元和三年冬,江南大旱,灾情严重,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书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税租”,“以实惠及人”。宪宗准,却不见落实。白居易遂依据实事著《杜陵叟》上呈皇帝,大胆进行对黑暗现实的“报道”:禾穗青乾,麦苗之时,官吏如狼似虎,逼迫农民“典桑卖地纳官租”。紧接着大转折,写皇帝下旨免税却已是多数村民被迫纳税完毕之时,里胥才慢腾腾宣布“免税”。这是历代统治者为欺骗农民而惯用的“双簧戏”,白居易戳穿了它,并呈交皇帝,期望实实在在免税。
　　白居易认为,诗歌最能够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若能领诗意旨,纳忠言而后行,国家必将日趋兴旺。白居易故此时常用诗歌形式上奏皇帝,用典型事例感化皇帝,起了一定作用。
　　白居易对现实的“报道”通过皇帝这本“刊物”反射到民间,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四、一篇合格的报告文学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之七《上阳白发人》为其得意之作,《上阳白发人》没有一般化地罗列“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人作典型,以一当十,当百,当千。通过对她一生境遇的描写,概括“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剧命运。“玄宗岁末被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这位上阳女子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在深宫内院已幽禁了四十四个年头,初进宫时被选进的同命女人如今都已春花秋草般地被摧折而凋零殆尽了,而活在世上的仅她一个。诗歌还写了老女人的回忆,回忆自己妙龄之时入宫门的情景;“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连君王的面都没见,就遭贵妃的嫉恨,瞒着皇帝悄悄将她们驱走,落得个“一生遂向空房宿”。
　　人物典型,情节生动,这是报告文学的又一特点,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显而易见,《上阳白发人》已经具有了这种“生命”。
　　报告文学是战斗的文学,必须具有鲜明的文学政论色彩。而《上阳白发人》的文学政论色彩正可谓浓矣。
　　《上阳白发人》集真实性、生动性、典型性、文学性、政论性于一身,不失为一篇合格的报告文学。
　　从白居易的讽谕诗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容是真实的,内容所得渠道是采访来的,成文之后也是有“报道”场地的,其社会作用又是巨大的,确实具备了报告文学的雏形。白居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报告文学大家。

扬之水

白居易从事实出发作诗,又强调“事核而实”,实实在在,勿须粉饰,亦不必精雕细刻,夸张、贬斥都不可,只要实在、真实、确切。

扬之水

白居易有自己的创作理论,并遵循自己的新法创作诗歌,逐渐定型了自身的独特风格:一、作诗需取材于现实生活;二、所取之事真实、准确。

扬之水

他讽喻诗更别具一格地重新细度化了叙事诗的范围,具体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恰恰表现了新时代报告文学的特点。因此,白居易已潜意识地确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原则,拥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扬之水

“六分跑”便是跑题材,问、听、探、挖,甚至“偷”,凡与人物、事件有关之事均可搜集;“三分想”,即整理和剪辑材料,使所有材料有理有序,取其精华而撇其残料,然后挥笔著就,由此可见“跑”的份量;只有问,才能拥有材料;只有听,才能辨其真伪新旧;只有探,才能出新有路;只有“偷”,才能细节惊人。

扬之水

白居易著诗,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希望诗歌能产生独特效用,成为向皇帝反映民情的奏章,用这种婉转的形式补察时政,输导人情,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扬之水

白居易对现实的“报道”通过皇帝这本“刊物”反射到民间,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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