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文学艺术美学思想论析

扬之水

钱穆文学艺术美学思想论析

  [摘要] 钱穆从儒家的道德本体论来看待中国文学艺术的本质及其作用。他认为:文学、艺术属历史文化的第三层面,即精神层面。他提出了文学即人生,文学即心学的著名观点,强调中国文化诗学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国文学的精神在于道德修养和情趣意境。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他最推崇音乐艺术,他认为音乐较之其他艺术形式境界更高,最能表现人心。钱穆的文学艺术思想是他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关键词] 钱穆;文学;艺术;美学;文学观;艺术观 　

    钱穆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饱含深情又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中国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文学论丛》两本著作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文学艺术观。他是从儒家的道德本体论来看待文学艺术的本质及其作用的。他的艺术思想与他的史学思想实际上是相通的,都怀着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强调人及人的情感、生命的重要性,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民族文化。

    （一）文学即人生,即心学 　　

    钱氏认为,中国文化是内倾型文化,中国人看事是向内的,中国文学亦是内倾型文学。中国文化比较重视道德与艺术,而道德与艺术都属于人生方面,是内在于人生本体的。文学是人生的真实写照,犹如道德是由人生内部发出,文学与道德有着共同的根源。因此,钱氏认为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内倾型文学,其在道德境界与艺术表现方面必然同样注重“体验”,始终“以作家个人为主”,“以‘人生’作本位”,重在以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来映射人类的文化生命。“在文学作品中,若要求有人生道德与人生艺术之两种内在性,则必将要求此项道德与艺术之先经真实的体验。”显然,文学作品中的人生道德与人生艺术必然应是作家内在情志与意向的外在体现。这正好符合中国古代文人所说的“文品”与“人品”相契合的说法。 　　

    1、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 　　

    文学的题材应来源于生活,文学家应将日常人生融入其文学作品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命运来揭示时代,揭示人生的真谛。这样的文学作品读者读起来才倍感亲切,才能打动人、启发人。正如钱氏所说:“中国文学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重在即由其个人生活之种种情感中而反映出全时代与全人生。”一定的时代衍生一定的文学,而文学也恰如时代的一面镜子。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各个时代的产物,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情感、情趣,作家通过自身或他人的经验、经历,借助典型的人物形象来表达对人生的看法、感悟。钱氏一再强调,作家不是生活的冷眼旁观者,他恰巧是生活的体验者、实践者,“时代酝酿出文学,文学反映时代,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此一境界,特借此作家个人之生活与作品而表现。” 　　中国文学是对人生的真实写照,中国文学之所以从古代源远流长到现代,其原因何在?正是其中包蕴着人生、生命,“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两千年到今天?”“文心”的生命就在于“人心”,就是蕴涵在文学中的真内容以及作家生命体验通过文学所折射出的生命的真谛。 　　

    钱氏还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更接近人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中国的诗、词、赋、曲、传记、小说等各种不同的文体都描述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　　

    因此,钱氏认为中国文学亦可称为“心学”,文学作品是作家心性的表达,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此下中国全部文学则尽从诗三百来。故中国古人又称文心。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由此看来,钱氏认为文学实际上是人生的艺术表达,而如果人生能够文学化,那么可谓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文心”与“人心”是相通的,文心的内在根据是人心。中国内倾型的文学始终强调以“人心”为中心来达到文化生命的内在超越,而“文心”则以作家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来达到“文心”与“人心”的融合统一。 　　

    2、文品与人品的契合 　　

    钱氏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要能于作品中推寻其作者。若其作品中无作者,则其书必是一消遣之作。在他看来,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和令人回味隽永的文是构成文学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者的完美结合就构成文学中至善至美的作品。钱氏认为文学作品的至高境界莫过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且对儒、释、道三家的最高境界的文学都称其为“不着一字 ”。表面看来,似乎三家中的文学境界是难分伯仲的,但是对于具有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儒家,钱穆的文学观还是有所指向的。他虽然一方面称赞庄子散文之美,也盛赞王维无我之境的空灵,但在他的情感深处最为称道的文学还是韩愈、杜甫的散文和诗。这不仅由于这些人的人格境界之高尚,也在于他们能把自己的人生写进作品,从作品中可以见到他们的境界。 　　

    人生的境界有多种,可以远离社会离群索居,无牵无挂;也可以投入社会体验真切的生活;可以抛开七情六欲伦理道德去逃开所谓世俗的枷锁,修身养性;也可以堂堂正正双肩担道义去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什么样的人生就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在文中所传达的道理也就不同,其文学境界也就有层次之分。钱穆所推崇的人和文应该是有抱入世情怀、有担当道义精神的人,其文中人生也是执著现实的人生,以韩愈、杜甫之人之文为最高。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学之理想境界,并非由一作家远站在人生之外圈,而仅对人生作一冷静之写照。亦非由一作家远离人生现实,而对人生作一种热烈幻想之追求。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之体味。而此种体味,又必先悬有一种理想上崇高标准的向往,而在其内心,经历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所谓有‘钻之弥坚,仰之弥高’之一境。必具有此种心灵感映,然后其所体味,其所抒写,虽若短篇薄物,旁见侧出,而能使读者亦随其一鳞片爪而隐约窥见理想人生之大体与全真。” 　　

    这里钱穆谈的就是文品和人品的关系,文品和人品或“作文”与“做人”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的问题。钱穆的“性情与道德的合一、文品与人品的合一”强调的是在艺术的创作中要有作者真实而鲜明的个性和人生。实际上,钱穆所说的也就是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格、文心与人心的统一。 　　

    由此看来,钱穆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表现特有的人生,而人生境界的高低是文品高下的根本所在。 　　

    (二)文化诗学与人生 　　

    钱氏对中国诗学也极为重视。他说,“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他借《红楼梦》中黛玉之口重点讲了王维、杜甫、李白的诗,也认为他们正好代表了三种性格,三种流派。其中,“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是道,是老庄;杜是儒,是孔孟。”他首推王摩诘的诗,因为他的诗最富禅味,最有意境,可谓“无我、无住、无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杜工部诗与王的诗不同,杜“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杜诗的高境界也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但是读者却能感受到他极高的人格魅力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李白的诗意境之高,在其出世、超脱的意味。 　　

    诗的情趣意境取决于诗人的人格和内心修养,“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这也正是中国古人讲的“诗言志”,钱穆也赞同这个说法,他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的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钱氏认为中国人是富于诗性的,内心饱含一种丰富深切的情感,而诗则把人内心的这种含蓄的情感用它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许诗的内容表述的只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但借助诗人极高的情调都可以成为传诵千古的佳篇。中国人的这种诗化的人生,实际上也即是一种艺术的人生,这种艺术的人生能将真善美“同归和合”。 　　

    (三)中国文学精神 　　

    钱氏认为中国文学有两大特点:即普遍性和传统性。中国文学从《诗经》到《离骚》再到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脉相承,一度繁荣,从无间断。为什么中国文学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中国文学具有如此广泛的普适性?钱氏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学蕴含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富有崇高的情趣修养的文学家借以一定的文学表达方式抒发当时当世的人生感慨,对人生世相的真实的描述,是这三个要素的统一。正如他之所说:“故所谓性灵抒写者,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所谓可大可久之一境,源泉混混,不择地而出。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乃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而始成为其文学上之最高成就。一面乃是此一作家之内心生活与其外围之现实人生,家国天下之息息相通,融凝一致。而另一面既是其文字表达之技巧,与其内心感映人格锻炼之融凝一致。在理想上到达人我一致、内外一致之境界,此亦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的人文修养之一种特有境界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学有这种真精神,使得读者通过作品能映射到现实的生活、人生,能够感受到作者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品质。 　　

    仅有作者的道德修养还远不是其能创作出好作品的充分条件,文学跟历史不同,它不仅仅是记述事件;文学跟伦理道德也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说教。好的文学作品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是作品应有意境、有情趣,能够让人回味,给人以启发。钱穆引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寥寥十二字,却传达出一种极富历史忧患意识的圣贤意境,以及诗人勇于担当道义的勇士豪气。千百年来,人们反复涵咏,余味无穷,对诗中所营造的盖世气象感叹不已。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文学,有两点是必须具备的,一是文学中所涵盖的道德修养;一是情趣意境,这两点也正是钱氏所反复强调的。

    二 、 钱穆的艺术观 　　 　　

    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有多种,戏剧、绘画、书法、丝织、陶瓷等等,但钱穆先生最推崇的还是音乐艺术,他认为音乐较之其他艺术形式境界更高,最能表现人心。 　　

    (一) 西方音乐重技巧,中国音乐重情味 　　

    钱氏认为“西方音乐重技巧,或奏弹乐器,或歌唱,个人团体皆然,非积年练习不可。中国音乐则重在情味,僧寺中暮鼓晨钟,须何技巧。听者心头则别有一番情味。”拿中西方歌咏自然的音乐来说,中国最古老而又最经典的乐曲不啻为古琴曲《高山流水》。在这首乐曲中,虽然也有对自然之声的模拟,巍巍乎高山之铮铮铿锵,涓涓乎流水之淙淙叮咚,但却截然不同于理查德•施特劳斯之高山《阿尔卑斯山》,不同于贝多芬之流水(《田园》第二乐章“小溪边”)。古琴曲《高山流水》,其山是山又不是山,既是山之巍峨状,更藉山之巍峨喻人之品性高洁;其水是水又不是水,既是水之清灵态,更借水之清灵比拟人之心灵自在。人是山,山亦是人;人是水,水亦是人。人与山水浑然一体,借物寄情,寓情于山水之间。这种“山水即人,人即山水”的“山水观”同样体现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山水诗中,正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在音乐中的体现,也同样表现了中国音乐重意境、重情味。 　　中西音乐的差别,究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哲学思维、哲学观念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正如钱氏所说,“中国文化中之音乐,乃在中国之传统人生中表其情味,倘离去中国文化,而独立成为一音乐专家,则犹风马牛不相及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导致艺术形式的差异。 　　

    中西音乐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给欣赏者的感觉也有所不同。钱穆指出:“惟听西方音乐,如智者之乐水。听其一进行曲,正如有人在进步向前。听中国音乐,则如仁者之乐山。‘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天地生人,中西双方性格不同,情味亦异。”也就是说,西方音乐重在模拟自然,人与自然是分开的,而中国音乐则重在表现情味,人与自然交汇融合,不分你我。 　　

    (二) 音乐在诸艺术中境界最高 　　

    钱氏认为音乐较之其他艺术形式境界最高,音乐甚至是道德的象征。 中国古人就认为音乐有政治教化的功能,音乐可以移风易俗,《乐记》中写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乐论》中说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因为韶乐“其尽美矣,又尽善矣。” 　　“即如书法绘画,与音乐同居艺术,然仍得分别看,不当作平等看。音乐属声,动而虚。书法绘画见之形见之色,则比较静而实。心则动而虚,物则静而实。物不如心。故书法绘画论其在文化深处亦不得与音乐相比。”音乐是流动的艺术,书法绘画是静止的艺术,二者难说孰优孰劣,但就表现人生,表现历史文化来说,音乐较书法绘画却更胜一筹。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它通过流畅的起伏的旋律更能打动人心,触动人内在的灵魂。因而,音乐与人心最为接近。“诸艺术中,惟音乐为最切于人生,以其与人心最能直接相通。故音乐不仅能表现其人之个性,而尤能表现时代,于是有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之分别。”音乐能表现人生,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音乐还是当代的音乐,无不是对人生的一种阐释,对情感的抒发。好的音乐常能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它不仅表现出创造者的个性与品味,还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恰如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与精神面貌。

    (三)乐声即人生 　　

    钱氏认为,中国人生乃音乐人生,亦即是艺术人生。尤其是中国古人重礼乐,孔子终日不舍其琴瑟。中国人言知心,亦言知音。伯牙鼓琴,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惟钟子期知之。中国的文学亦皆重音,“中国文言亦尚声,中国之文学尤以音为重,如诗是矣。散文亦寓有音乐妙理,故读其文玩其辞亦贵能赏其音。高声朗诵,乃始得之。”中国文学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需高声诵读出来,才见其韵味,让人回味隽永。实际上古人做诗词就是用来唱的,诗词有一定的韵律,有平仄声,恰符合音乐的旋律。由此可见,中国人对音乐的重视程度,音乐渗透到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亦习惯用音乐、声音来比拟人生,苏东坡以洞箫来赋赤壁之战,“欧阳家叔作《秋声赋》,亦以声音象征人生,与东坡之以洞箫赋赤壁,用意亦相似。上推之《诗经》三百,乐声即人生,即史声。庄周《齐物论》,亦以风声比拟人生。一线相承,大意如此。”音乐与人生有相通之处,音乐有轻重缓急,人生有悲欢离合。白居易《琵琶行》中,歌女弹奏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些都用音乐来比喻人生境遇。 　　

    故钱氏提出,“音乐乃实际人生中一部分,非超人生而独立。”也就是说,音乐与人生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也就没有风格各异的音乐。音乐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艺术表达。 　　

    如果能将人生艺术化、音乐化,则可谓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就要求人们不要仅仅拘泥于物质生活,而应多注重精神生活,亦即老子所说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亦即“身在红尘翻滚,心在荒山听雨”的境界。因而,在钱氏看来,今人乃不如古人懂得人生的艺术。他这样说道:“故今日国人亦惟倡时代化,不倡历史化。时代即是一俗,历史乃成一雅。声音亦以雅化人生,此乃人生之最高艺术。今日国人则并此而不知矣。”其意在警醒当代的人们,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之余,也应抽出时间来欣赏欣赏音乐,放松身心,别忘张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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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人生道德与人生艺术必然应是作家内在情志与意向的外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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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的生命就在于“人心”,就是蕴涵在文学中的真内容以及作家生命体验通过文学所折射出的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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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倾型的文学始终强调以“人心”为中心来达到文化生命的内在超越,而“文心”则以作家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来达到“文心”与“人心”的融合统一。 　　

扬之水

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表现特有的人生,而人生境界的高低是文品高下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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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情趣意境取决于诗人的人格和内心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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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是必须具备的,一是文学中所涵盖的道德修养;一是情趣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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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这种诗化的人生,实际上也即是一种艺术的人生,这种艺术的人生能将真善美“同归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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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重在模拟自然,人与自然是分开的,而中国音乐则重在表现情味,人与自然交汇融合,不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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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人生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也就没有风格各异的音乐。音乐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艺术表达。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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