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在诗歌理论及创作上对苏轼的推崇

扬之水

袁宏道在诗歌理论及创作上对苏轼的推崇

摘要：明末文坛掀起复古的热潮，复古派极力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此背景下，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等力矫复古派时弊，反对拟古，与复古派相反，崇宋之风盛行，尤其推崇苏轼。在诗歌理论上，袁宏道认为苏诗卓绝无伦，评论颇高;在创作实践上，袁宏道则模仿苏诗“以诗文为戏”“不加择拣”的风格。

    关键词：袁宏道;崇宋推苏;诗歌理论

    明中后期，文坛掀起了复古运动。唐宋派、前后七子派等复古派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旗帜，然其时弊不可避免。袁宏道大力进行批判，《雪涛阁集序》批判拟古：“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胃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泛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邹子，皆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夫既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余与江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袁宏道深谙拟古的为害，因此在此序中痛斥剿袭复古之人。与此同时，则极力推崇宋诗，在《张幼于》一文云：“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诗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袁宏道极力批判拟古而崇宋，又尤为推崇苏轼的诗歌。

    一、在诗歌理论上对苏诗的推崇

    袁宏道对苏轼推崇有嘉，并以苏轼自喻，孙锡番在《袁宏道传》说他“每以长苏自命”。他也曾写有《过赤壁》、《赤壁怀子瞻》等诗以示对苏公的忻慕。而他对苏轼及苏诗的推崇尤见于其诗歌理论之中。如下：

    “……坡公诗文卓绝无伦，……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犹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答梅客生开府》《笺校》卷二十一）

    将苏诗与李杜二人诗相较，袁宏道以为苏轼也“迥出二公之上”的地方，可见对苏轼的赞誉极高。又如：

    “……今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与李龙湖》《笺校》卷二十一）

将苏轼比作“诗神”，“有天地来，一人而已”，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已达极致。

    从以上材料看来，袁宏道是极力反对复古派的主张，并力矫时弊，因此，与复古派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模拟盛唐诗相反，他偏说“唐无诗”，而说“诗在宋、元诸大家”，在此基础上，袁宏道将苏轼的诗放到很高地位，极力推崇他，甚至将苏轼神化，这种推崇超乎想像。

    二、推崇苏轼及诗的原因

    虽然苏轼及其诗歌成就在宋代以及后代文坛诗坛都颇高，但和他相较也还有值得推崇之人，袁宏道为何偏对苏诗青眼有嘉，而且非一般意义的推崇。原因大致有一下几点：

   （一）从客观原因来看，一是袁宗道的影响。袁宗道雅爱白居易和苏轼二人，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白苏斋，自己的诗文集也命名为《白苏斋类稿》。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三其中一篇《白苏斋记》云：“伯修赋性整洁，所之必葺一室，扫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苏’名。去年买一宅长安，坎上竹柏森疏，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欲抱瓮亭后洁治静室，室虽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乐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如此看来，袁宗道对白、苏二人的喜爱及痴迷对袁宏道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二是李贽的原因。李贽对袁宏道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李贽如推崇苏轼，则势必会对袁宏道造成影响。何况，李贽确实是很服膺苏轼的，还曾有诗文之选，见《焚书》增补二《复焦弱侯》之文：

    “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只彼余事耳，世人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四册，俱世人所未尝取者。……弟今尽数录出，间时一批阅，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也。……”

由此可见，李贽对苏轼也是极为推崇，袁宏道服膺李贽，自然也会对苏轼颇为重视。对于李贽选录苏诗而言，袁宏道认为他的苏诗之选是“百未得一”，这正好反映了袁宏道对苏诗有独特的理解和推崇。

    （二）从主观原因来看，即袁宏道推崇苏诗的动机来看，有以下几点。

    1、袁宏道与苏轼有着相同的人生旨趣。袁宏道与苏轼都追求放达自任、淡泊闲适和超脱的人生旨趣。苏轼在《中庸论》中（《苏轼文集卷二》）肯定人的自然性情：“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苏轼强调自然由心生的“人情”，一切以“人情之所乐”为本，忠实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情，不必为物所局限。而袁宏道所追寻的“自适”、“快活”的一生，更是忠实于内心，更强调“人情”了：

    “……弟观世间学道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奇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徐汉明》，《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作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何必局局然以有尽之生，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袁宏道的自适、快活完全由着自己的性情来，但他和苏轼都强调“人情”之所乐的自然的人生观。

    2、相同的诗文创作主张。在风格上，苏轼做诗文主张透辟明快、一泻无余，所谓“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崇尚自然、流动的诗文创作：“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虽是苏轼对他人诗文的赞语，但就是他自己的主张，所谓自然，是直接不隐晦地表达，这恰于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相契合。而袁宏道在《张幼于》中说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与袁中道在《解脱集序》中评袁宏道“口能如心，笔又如口”也是同意。袁、苏二人皆认为诗文要自抒性灵，无所不吐，出自性灵的语言是自然而然从心流出，直接而真实。所以，这也是袁宏道推崇苏诗所谓原因之一。但苏轼主张“以文为诗，大放厥词”这一点袁宏道却不怎么认可。在《雪涛阁集序》中袁宏道就说“……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颂，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对于“以文为诗”，袁宏道反而觉得是苏诗甚至是宋诗的弊端，这点姑且不看，重点是他对苏轼“全不拣仄，入手便用”的“以文为戏”的诗歌创作的推崇和模拟。

    苏轼才思横溢，奔放而灵动。《风月堂诗话》卷上：“……（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可以不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语，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苏轼作诗，取材是拈来即用，触处即诗，颇有以文为戏的味道，而袁宏道则要更甚。孙锡番在《袁宏道传》中云：“……曾长石云：‘中郎为子瞻后身。哂子瞻不能作三国史，而中郎为一邑志，岂隔世精灵有增，益其所未备耶？’艾千子谓‘以文为戏，坡公不免作佣’，而袁中郎为甚。……”袁宏道本身有很多戏题诗，概属以文为戏之类，如《渐渐诗戏题壁上》中，像“禄食渐渐多，牙齿渐渐希。妓妾渐渐广，颜色渐渐衰。”这样的诗句俨然戏作，从中可看出袁宏道对苏轼的继承和推崇。

    3、功利因素。这是指袁宏道推崇苏轼不仅是发自内心欣赏他，也不排除功利的因素，即借苏轼在诗坛的地位和声名作为直接对抗七子派“诗必盛唐”主张的武器。对此，周群在《袁宏道评传》一书中提出了以下看法：“苏轼的隆盛声名成了他们与七子派轩轾相〉钠熘摹3缙轮论，并非完全基于对苏轼作品平心静气的品评。”这是说苏轼在某种意义上被当成了一个反复古的工具。其实从袁宏道“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这一观点中即可看出故意激矫的意味，为矫正而矫正，而苏轼放笔快意不拘陈法的诗文风格与他“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吻合，因此，袁宏道便极力推之。

    从以上几点原因的分析来看，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苏轼并非完全复制，而是取其可取，摒其不用的态度，笔者认为推崇便也真心，不过也不能排除功利因素。

    三、在诗歌实践上的表现

    袁宏道不仅是在诗歌理论上推崇苏轼，在创作上也进行了实践，如他所云：“近日裁诗心转细，每将长句学东坡”（《偶作赠方子》《笺校》卷十二）。表现如下：

    首先题材上，袁宏道诗的题材虽然要窄于苏诗，但从“不加择拣”、“以文为戏”和俚俗之语入诗这点来看，袁诗中还是有的，如《湖上迟陶石篑戏题》其二：“歌舞从中可度身，六桥随处嗅香尘。西家有个如花女，可得将来有远人？”“西家有个如花女”这样的诗句也写出来，真实快意放笔，俚俗易懂。如此俚俗之句在一般诗人的诗作中是难以见到的，这足以看出袁宏道诗“不拘格套”的一面。又如《石桥岩》：“天门即前阍，石桥即后户。两门去几何，五五二十五。石老易生云，山秃不藏虎。岳神饶客情，阁起千峰雨。”诗家忌用数字做表达，所谓“五五二十五”，按理是不能出现于诗中的，但表达明了，正“以文为戏”之风格。

    其次在风格上，快意放达，随口可出。如《徽谣戏柬陈正甫》一首：“操履若云青，肝肠如日杲。打脸坐黄堂，要把奸顽扫。……门子赤脚多，皂隶白牌少。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爷好。谁知大夫心，厌之如粪草。……只在一寸心，愈参愈不了。”像“打脸坐黄堂”、“门子赤脚多”和“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爷好”这样的诗句，极尽俚俗，甚至像民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好不掩饰。而《入青口》三首更是表现了快意放达的风格：“入青口，青口山何直！……入青口，青口山何仄！……入青口，青口山何翠！”语言真实言辞阔达，直似胸中流出，与苏诗豪放阔达的一面大相契合。

    3、在用韵上，以苏诗入韵。袁宏道推崇苏诗，也在韵上用苏诗的韵，写下了《和东坡梅花诗韵，今年雪多，梅开不甚畅，为花解嘲，复以自解云耳，同惟长先生作》和《和东坡聚星堂韵》两首，苏轼曾写下多篇梅花诗，袁诗概从彼出。从苏诗的韵律上下功夫，这是袁宏道真心学苏的一面。

    结语

    袁宏道推崇苏诗，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下了功夫，但他推崇苏轼也并非完全复制，而是有选择地推崇。袁宏道学苏所作之诗水平虽不如苏诗，但可看出他真心欣赏苏诗的一面，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将苏诗作为批判复古派的工具的功利因素，总之，袁宏道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对苏轼的推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扭转了当时拟古成弊的诗坛局面，是颇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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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是极力反对复古派的主张，并力矫时弊，因此，与复古派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模拟盛唐诗相反，他偏说“唐无诗”，而说“诗在宋、元诸大家”，在此基础上，袁宏道将苏轼的诗放到很高地位，极力推崇他，甚至将苏轼神化，这种推崇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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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对袁宏道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李贽如推崇苏轼，则势必会对袁宏道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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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与苏轼有着相同的人生旨趣。袁宏道与苏轼都追求放达自任、淡泊闲适和超脱的人生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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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强调自然由心生的“人情”，一切以“人情之所乐”为本，忠实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情，不必为物所局限。而袁宏道所追寻的“自适”、“快活”的一生，更是忠实于内心，更强调“人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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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自适、快活完全由着自己的性情来，但他和苏轼都强调“人情”之所乐的自然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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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诗，取材是拈来即用，触处即诗，颇有以文为戏的味道，而袁宏道则要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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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推崇苏轼不仅是发自内心欣赏他，也不排除功利的因素，即借苏轼在诗坛的地位和声名作为直接对抗七子派“诗必盛唐”主张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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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题材上，袁宏道诗的题材虽然要窄于苏诗，但从“不加择拣”、“以文为戏”和俚俗之语入诗这点来看，袁诗中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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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迟陶石篑戏题》其二
歌舞从中可度身，六桥随处嗅香尘。
西家有个如花女，可得将来有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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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桥岩
天门即前阍，石桥即后户。
两门去几何，五五二十五。
石老易生云，山秃不藏虎。
岳神饶客情，阁起千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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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风格上，快意放达，随口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