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歌的文化思辨

扬之水

王维诗歌的文化思辨

    王维生活在唐代统治者奉行“儒以治外，佛以治内，道以为祖，三教并举”治国方略的盛唐时期，他一生历尽坎坷，晚年虽身居高位而心意彷徨，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王维以诗赋情，借诗咏怀，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左右下中国诗人共同的思想轨迹。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其对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对文学批评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于其诗作能将佛之真谛演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被尊为“诗佛”。清人赵殿最在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的题序中，称“右丞通于禅理，故语无背触，甜澈中边，空外之者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实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之于离即之间，骤欲去之而不可得。盖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这不仅从美学特质与审美效果两方面给王维以至高评价，而且明白指出王诗达到如此高度的原因在于他深通佛理，能以诗释佛。
　　毋庸讳言，王维精通佛理，笃信禅宗，并能将禅理幻化成人生的审美情趣，进而将禅之境界融之为生命的体味，以至诗作达到独标高格的境地，但由此认为王维“以诗释佛”或“以佛入诗”，并将其尊为“诗佛”，则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了。
　　作为意识形态的诗歌创作，都毫无例外地受到诗人所处特定社会的政治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影响到诗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也影响到他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旨趣，更重要的是，影响诗人创作的，还有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创作，首先应探讨其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
　　王维所处的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问，统治集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思想七采取儒、道、佛三家兼容的态度。首先，科举取仕，以儒家经典为要，确定了儒家思想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的统治地位，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持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在人生信仰、价值取向、生活情趣诸方面均受儒家思想支配。其次，唐朝统治者自称李耳后代，利用道教来抬高自己的门第，以抗衡门阀势力的挤压。他们给道士极高的地位，有时甚至将道教排在儒、佛之前，为道教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再次，佛教在唐代亦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禅宗，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将其教义深深楔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土壤之中，使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统治集团三教兼收并蓄，唐玄宗既亲注《孝经》，又亲注《道德经》，同时又亲注《金刚经》，颁行天下。儒、道、佛三家在皇权倡导下，不断强化着各自在思想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唐代统治者“儒以治外，佛以治内，道以为祖，三教并举”的方针，其实质就是“以儒学治世，以佛学治心，以道学养性”的统治方略，儒、道、佛三家在融合的基础上，各有妥协。妥协的结果，深深影响着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在诗歌领域，诗人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就某一诗人甚至某一流派而言，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夹杂佛道的学说；或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杂之以儒佛思想。甚至某一诗人、某一特定时期亦会受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左右。有的诗派乃至诗人，其诗作体现了道家回归自然、遗世高蹈的洒脱与清逸，糅之以禅家超凡脱俗、因色悟空的静谧旨趣；有的诗派乃至诗人，其诗作既体现儒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世情怀，亦不乏道家奇异的想象与瑰丽的纵逝。凡此种种，皆因诗人不同的人生追求、个人境遇、审美情趣千差万别。至于专一于某一特定的宗教学说，用诗作演绎特定的宗教思想，只有如僧侣或道徒方能自觉担当其职责。
　　王维秉佛不是僧侣，趋道亦非道徒。作为一介儒生，一生历尽坎坷。晚年虽身居高位，但依然心意彷徨，无意于仕途荣辱。尽管创制了不少饱含佛趣、佛机的佳作，综观其诗作，依然是儒、道、佛杂糅，以诗抚情，借诗咏怀，只是由于不同年代的人生轨迹造成其诗作不同的人生感悟和情感表达而已。
　　王维一生创作的近400首诗作演绎了他的生命轨迹，表达了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情感诉求。
　　盛唐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开明，中外交流贯通，鼎盛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士人昂扬的精神风貌。他们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的感召下，用诗歌表达远大的报负和美好的理想，王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其人生追求的。15岁起，他游学长安，追求功名，希求实现宏大理想。现存几首其早期作品，如《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桃源行》等，声调高朗，气魄宏大，表达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及美好的生活理想。“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桃源行》)这是王维19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全诗32句，写透了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间巷、田园的美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的勃勃生机，表达了王维青年时期美好的生活愿望，格调高远，情绪开朗，儒家进取的精神溢于言表。
　　王维21岁擢进士，释褐太乐丞，不久因事获罪，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便开始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二十二年，34岁的王维向宰相张九龄献诗以求汲进，第二年官任右拾遗，心情极为兴奋，以为自此即可施展抱负。不久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执掌朝政，排斥异己，权势日炽，王维产生归隐的念头，此时的不少诗作表达了超脱归逸的情绪。尽管如此，其基本的人生态度尚是积极的。其间，王维一度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塞上，这一时期创制的边塞诗依然洋溢着阔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人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诗人将豪逸之气融贯于塞上景物之中，那无尽的长河，戈壁的落日，孤堡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陇西行》)诗作撷取军使飞马告急的特定片断，渲染了危急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透露出热烈而镇定的情绪，字里行间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王维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王维早年不可能不受到佛学的影响，但此时的诗作却了无禅机，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儒家的文化精神。
　　修、齐、治、平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由家而国、家国一体，与之相适应的是思想观念和社会规范。儒家文化要求以个人修养为中心，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报效国家为目标，以实现宏图大志为己任，这种精神的昭示，构成了士人的价值取向。他们在高扬的目标指引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奋发进取的风貌去铸就人生的辉煌，即使遇到挫折，也依然处之泰然。应该说，王维的诗作反映的正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精神状态。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人世的精神文化，那么道家则是出世的精神文化。道家学说的核心是老庄思想。老子认为，宇宙万物都符合“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规律，人生无须由天主宰，更无须由人安排，一切要顺应自然，只有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才能得到无限的自由。庄子强调消除名利，“削迹捐势，不为功合”。这样，捐弃功名，淡泊名利，归隐山林，以求得与自然的贯通与融合，成为不少仕宦在受到官场打击失意时的人生选择。与其他士人一样，王维也同样以这样的思辨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诗人在劝慰友人“不得意”的心情时用“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道出的却是个人的苦衷和隐逸的志趣。尘世的功名利禄总是有尽头的，只有那山中的白云没有尽时，一个人只有在白云深处才能感悟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逍遥优游。正如道家所强调的，人只有按照自然本性生活，不为名利所诱，不为物欲所困，保持心灵的恬淡虚静，才能达到与天合而为一、与道同为一体的境界。归隐山林，在隐逸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并希求与自然幻化为一，实现“齐物我，齐是非”的至高境界，显然是王维宦海失意后的一种人生的自求。“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形之为“偶寄”，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便无可无不可了，这就表达了王维归隐山林的生活旨趣。必须指出的是，道家和道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维厌弃道士们炼丹服药祈求长生的虚妄说教，但并不能就此推衍出王维反对道家，在精神追求上没有道家颖悟的结论，否则，就无法去体味王维为数不少的归隐诗所表达的蕴意。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至德元年，叛军攻陷长安，王维被迫接受伪职。次年两京收复，他被定罪下狱，旋即得到赦免，官复原职。尽管后来步步高升，以至任尚书右丞，但官场的云谲波诡，尔虞我诈，已使他无意于仕途，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处，以赋诗咏怀，参以禅诵为事。
　　王维系佛家信徒，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据《旧唐书·本传》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王维所处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且受母亲的影响，他一生几经沉浮，埘人生的价值和命运在不断思考后，总要在佛理中找出精神解脱的方法和依据。对佛禅密宗不断地探讨和思辨，使他的佛学造诣达到了相当深度，诗歌中充满了禅机和禅趣。然而，诗中所寄寓的禅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佛家境界，就非常值得探讨了。
　　宦海沉浮，王维一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故，造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就才学而言，他有超人的秉赋，在对时世作出判断后，却又不敢坚持一己之见，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方式，虽然保全了生命，但不仅没能消弥痛苦，而且更加郁积了愁思和苦闷。在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后，王维的痛苦甚至酿为恐惧，“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他在李林甫“罗钳吉纲”之中避世远祸的心理状态。安史之乱被俘，为了求生，他只能含辱忍垢。王维自己说虽早已“倦于仕途，厌于奉制”，而所以“沉吟未能去”者，多因“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趣，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的“人情翻覆似破澜”(《酌酒与裴迪》)，又慨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官场的倾轨，人生的艰险，使其要逃脱现实，但又为生存而累，佛学的义理，恰好给这种心态提供了寄托。王维在佛学中感悟到了生命存在的真谛。佛家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只有视万有世界和“我”为“空”，才能真正摆脱痛苦。要解脱痛苦，必须熄灭一切欲望，达到“涅槃”的境界，“涅者不生，槃者不灭”。寂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静功德，方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而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解脱前，都必然进行生命的轮回，永无终期。这样，清心寡欲，寻求空灵，便成为佛家信徒所追求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佛教于西汉末始传入我国，至唐几百年间，佛教经典浩如烟海，玄奥精密，要将其教义寓于诗歌之中，于山水田园的审美中演绎佛学之义理，并非易事。王维精通音律，擅写山水田园，借助匪夷所思的想象，想落天外的遐思，能够将佛学真谛演绎得出神入化。“一悟寂为乐，此日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饭覆釜山僧》)“莫惊宠辱空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黄帝孔丘何处问，安知不是梦巾身。”(《疑梦》)“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如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我真。”(《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者》)既然万物皆空，并非实有，那么人的肉身自然也是虚妄的，因此工维将之比做朝露与梦影，空如水月，幻如飘风，感到虚而又虚，因此大可不必因客居异乡而生思乡之情，也不必因升迁浮降而作喜作悲。人的烦恼是因内心不静，故不必迁怒于外物，正所谓：“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联想到王维早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芙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及“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的思乡之愁，凡俗之恋，不难看出，悟禅释佛仍是他几经沧桑后的人生感悟，借诗咏怀，以诗抚情，正是诗人思想情感的诉求与喟叹!
　　佛学义理在中国演绎为禅宗，禅宗的核心亦为“空”。“空”有三种境界：一是“落叶满山空，何处寻行迹”，即寻禅而不得；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即似悟非悟；三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即瞬间永恒。“悟空”即成为参禅悟道者孜孜以求的终极境界。王维的山水诗借景悟空的篇章比比皆是：“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还无期。”(《终南别业》)“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秋夜曲》)“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汇流天地外，山色有空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翁与山翁。”(《汉江，临洮》)“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在所有的“空”中，一切的怀疑彷徨、急躁紧张、焦虑烦恼均可置于身后，所有的功名、利禄、恩怨、荣辱、毁誉都消逝在自然美景之中。从“人闲桂花落”到“深林人不知”，再从“空山不见人”到“涧户寂无人”，其创作主体一步步地退出诗歌境界，隐藏于大自然的青山明月、茂林修竹之中，伴花开花落而起舞，随碧涧红尘而飘荡。王维那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感悟，流之于心田，行之于笔端，在“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审美愉悦中，处处充满禅机禅趣。这大概正是王维被尊为“诗佛”的原故，殊不知，王维在禅机禅趣中饱含了多少人生的酸楚与感悟。
　　综观唐代诗坛，儒、道、佛三家对诗人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就某一诗人或某种流派而言，很少单独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响的，大多诗人儒、道、佛三家思想均有体现，只是成份多寡及或隐或显而已。儒家思想影响，表达出一种进取精神，道家思想影响抒展的是瑰丽的想象，佛家思想影响则阐释了人生的颖悟。一切都在于诗人不同的境遇造成的不同生命体验，王维当然也不例外。
　　儒、道、佛三家互补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都是巨大的。
　　儒道两家是在就如何把握社会与自然的不同角度对自己的立场进行阐发的，双方均各持一端，使其在对立中实现互补和互融。儒家崇尚仁政，道家师法自然：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以维护既定的宗法秩序，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自然意志。儒家思想是人世的、功利的，道家思想是出世的、超然的。在人生哲学上，儒家提倡修、齐、治、平，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道家则睥睨万物，超然于世，他们希求寄居山林、浪迹江湖，以求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求得精神解脱。另外，儒家主张阳刚，道家强调阴柔；儒家在人生态度上持一种刚健有为，奋斗不息的精神，道家则秉持清心寡欲、见素抱朴的生活哲理，追求的是一种无欲无争、无知无为、贵柔守雌的生活目标。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其本身的发展来看，是通过摄权儒、道思想后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诸如天台宗、严华宗、法相宗、禅宗等。就儒佛两家而言，在其基本的主张上应该说是相抵触的。儒家的忠君孝亲是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而僧人出家，目无君父，在儒家看来，是被视为悖逆人伦的行为。唐高宗曾命令沙门向君主和双亲跪拜，就受到僧家抵触，后在政权的干预下，佛教方大力宣传孝道，并编造出讲孝的佛经，这时的佛教，已经开始向中国化转化。但在出世与人世的问题上，两家依然各持一端。
　　就道佛两家而言，虽然都秉持出世哲学，但在人生哲理的思辨上，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的目的是为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以求来世得到好的报应。是为轮回。道家只重现世而不信来世，认为轮回说是虚妄的，人生更无所谓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身顺应天命、合乎自然，旨在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道佛二家在唐代激烈的争斗与互相妥协，使其人生哲学的义理也在不断穿插，道家的不以物累与返璞归真，无为无不为与不为人先，与时迁移和功成身退，佛家的心如古井，随缘而安，与世无争，无我无常，缘起轮回等，在士人那里均被因个人境遇的转换而为我所用，各取所需。
　　儒、道、佛三家在人生哲学问题上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及士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使不少士人乃至官吏，在人生追求上，进退容与。他们既可以选择积极的人生态度，怀着“济苍生”、“匡社稷”的抱负，去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同样，也可以选择超然尘世、自甘沉寂的隐士生活；还可以选择闭门参禅、超然人生、寄情于极乐世界的精神追求。从唐代乃至唐代以降的历史上看，更多的情况是，士人们在年轻时接受了儒家思想，本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统，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在经过一番奋斗，或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不测，或在宦海生涯中蒙受打击，一夜之间命运遽转，挫折失意之际，道家的返归自然、追求解脱的主张就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蔑视权贵，敝屣功名。而道家秉持的逍遥齐物的人生哲学及超然于物外的人生态度，又有助于安慰甚至抚平他们被创的心灵和抑郁的情怀。此时的道家思想，对在仕途和官场遭遇坎坷的文人和官吏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但一遇机会，被重新起用，他们马上会转变人生态度，去“保民而王”，重新祭起儒家学说，义无反顾地走上修、齐、治、平的道路。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另一方面，由于佛学义理强调外界的虚妄，使人在事业受挫、理想幻灭时，通过反省来扫除忧郁，而在宠幸加身、志得意满时，亦要通过自省，感悟出人虽在尘世之中，依然要做到心超然于尘世之外，达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的地步，方能实现最高的人生境界。这种玄机为不少仕宦吸纳，在历代诗文中亦屡见不鲜，斑斑可考。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上去解读历代的诗人和作家，就会发现这一共同的思辨特色。考察王维的人生和诗作，应该说他的情感和诗歌同样没有超出这一思想轨迹。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解评判诗人的创作，将不失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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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统治者“儒以治外，佛以治内，道以为祖，三教并举”的方针，其实质就是“以儒学治世，以佛学治心，以道学养性”的统治方略，儒、道、佛三家在融合的基础上，各有妥协。妥协的结果，深深影响着文人的思想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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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桃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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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
——《陇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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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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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
兄弟未有趣，家贫禄既薄。
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
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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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悟寂为乐，此日闲有余。
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饭覆釜山僧》
莫惊宠辱空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
黄帝孔丘何处问，安知不是梦巾身。
——《疑梦》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
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
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
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
因爱果生病，从贪如觉贫。
色声非彼妄，浮幻即我真。
——《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者》

扬之水

“空”有三种境界：一是“落叶满山空，何处寻行迹”，即寻禅而不得；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即似悟非悟；三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即瞬间永恒。“悟空”即成为参禅悟道者孜孜以求的终极境界。

扬之水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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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
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秋夜曲》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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