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独具一格的南朝乐府民歌 关于南朝乐府民歌的源流问题,顾颉刚在《吴歌小史》中认为吴歌是一脉相承的,从吴歈越吟到吴声歌,再到后来的山歌,都是吴歌的范畴。王运熙在《乐府诗述论·吴声西曲的渊源》一文中则将吴声歌的起源关联到魏晋杂言形式的民谣。 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总述汉魏六朝乐府时,首次从体制方面将《楚辞》与汉代郊祀乐章进行联系,将乐府溯源至《楚辞》。前辈学者们对乐府起源作了较为合理的推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楚辞》不仅影响了宫廷用乐,对民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南朝乐府民歌的源流问题 1.南朝乐府的体制与风格 南朝乐府的体制与风格受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及汉魏相和歌中的“楚调”的影响。西汉的宫廷用乐,诸如《安世房中歌》受到了楚歌极深的影响,我们今日所能亲见的就是楚辞与西汉乐章仅有“兮”一字之别,可见《楚辞》对乐府的影响。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具有“哀怨”的风格,且通常以女性第一视角切入,这直接影响了相和歌中的“楚调歌”,继而对南朝乐府民歌的风格产生了影响,楚调歌与南朝乐府民歌总体上的风格都是“凄怆哀怨”,且以女性第一视角谋篇,与《离骚》相同。 2.南朝乐府民歌体裁 吴声歌、西曲歌在内的南朝乐府被统称为清商曲辞,实际上这是由于北方王朝对于南朝乐制的生疏而导致的错误,南朝的“清商”概念来自于荀勖从三调歌诗中采择的“清商三调”。北方王朝将历次征伐等行为所虏南朝乐歌,冠以“清商”之名,这既包括了部分中原旧曲,也囊括了南朝乐府民歌。 《乐府诗集》在界定“清商”内涵时,南北兼收,题解采用了南朝“清商”的含义,而在实际收录乐歌时,忽略了北朝“清商”概念中的汉魏旧曲,仅收录了吴声、西曲等南朝乐府。也使得后世对“清商”的解读出现了偏差。 3.曲辞 曲辞似乎是难得的男性视角的诗句,前两句夸赞心上人行装光鲜,足趺美艳,后两句则写世人不识心上人之美,而自己则是唯一知道心上人所值得喜爱之处,虽然不叙哀怨,却难离相思之范畴。民间比喻自是贴切,前首“心肝如推橹”,此首“腹中车轮转”,形象且贴近生活。两手曲辞表达感情伤感而哀怨,一首述相思、一首述哀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南朝乐府民歌多是这种欲言又止的“怨”,所谓“深怨”。 二、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与体制 1.曲名与本事 南朝乐府民歌像所有的乐府歌曲一样,有其构成的基本要素。曲名与本事是研究乐府诗歌所必须要了解的要素,探究曲名与本事,有利于把握乐府诗歌的演变轨迹,从而对其整体产生印象。南朝乐府民歌也有其独特的篇章结构,这些篇章结构也为之带来了一些专有名词,理解名词内涵,才能够理解南朝乐府民歌的体制与内容。 乐府民歌诞生之初,尚未入乐,民间劳动者递相传诵,而其内容也是“劳者须歌其事”式的质朴歌辞,曲名与诗歌内容基本相符,如汉铙歌《战城南》就描写对战争的控诉,《上之回》就描写皇帝出巡,《将进酒》描写饮酒放歌。 2.曲辞多与曲题联系不够紧密的原因 南朝乐府民歌在流传的过程中,本事已多不可考,后世关于乐府本事有文献记载的,实则也已与曲辞失去联系。可以想见曲题诞生之初,必然是有本事可依托的,但在南朝乐府民歌从徒歌到入乐的流传过程中,音乐属性超越文本属性,本事也随之消亡,曲题也逐渐成为固定曲式的代称。 乐歌为了方便传唱,对于文本的删改裁剪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删改历时愈久,则去本来面目越远,同时受南朝民歌摇曳动荡风格的大坏境影响,纵使一些乐府民歌诞生之初,抒情特征并不是主要特性,但随时间推移也会向其他民歌看齐并被同化,也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面貌,这也就是后来曲辞多与曲题联系不够紧密的原因。 3.曲辞与本事关联不够密切 通过梳理具体文本内容,对比曲名、本事及现存民歌及文人仿作,梳理出了曲名与本事发展轨迹。南朝乐府民歌诸曲题与本事在诞生之初为一一对应关系,一首曲辞与某一具体曲题及本事间呈密切联系,曲题曲辞述本事,而随着时移世易,加之后世曲题成为定式,一首曲题对应众多曲辞,曲辞、曲题、本事三者之间的联系也趋于松散。 曲题在流传过程中,其内涵由具体变为抽象,后人仿作也逐渐只从其中继承抽象的内涵,与本事也就逐渐相去甚远,这也就是今日所见曲辞与本事关联不够密切的原因。 三、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乐府 1.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歌发展 前朝乐府诗歌多所文人仿作,如魏曹操三父子即依汉乐府古题创作诸多乐府诗歌,南朝乐府民歌也不例外,吴声歌、西曲歌诸曲题皆有南朝及后世文人仿作,乐府诗也因为文人的创作得以广泛流传,诸如鲍照、李白,都被称为乐府诗大作家,李白之乐府借古题叙时事,更是广被称赞。唐朝是中原王朝,且距离南朝时期已有间隔,对于南朝乐府的理解,肯定不若南朝时人,因此我们对比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乐府,也将文人乐府限定在南朝这一历史时期。 2.西曲歌与江南上云乐 梁武帝是一位在文化史上颇有建树的皇帝,对佛教、文学、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具有深厚的音乐修养,也正赖于此,才能创制《江南上云乐》这样的诗歌,《隋书·音乐志》称其“素善钟律,详悉旧事”,又载其“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 既然群臣无改乐之法,梁武帝只得亲自进行整理。梁武帝在制定宫廷礼乐的过程中,凭借对钟律的熟识,制作出中国乐律史上著名的“四通十二笛”,对音乐理论,尤其是乐律学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正是这样一个精通乐理的帝王,创制了《江南上云乐》这一宫廷娱乐用乐。 3.南朝乐府民歌与其他文人乐府 除了梁武帝所作《江南上云乐》以外,南朝乐府民歌甚至多有文人创制的曲题,诸如沈珫所作《前溪歌》,石崇所作《团扇郎》等,但这些乐歌现存曲辞多已不可考证是否为曲题创制者所作,因此,本节对于文人乐府的对比,则不会选取文人创制乐府。 除了文人创制乐府以外,文人仿作也颇多,因此我们将会重点论述南朝文人仿作乐府。刘宋一朝对于吴声歌西曲歌的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高,鲍照是出身贫寒的乐府大作家,但其所作多为拟汉乐府,长于叙事,他的乐府充分承继了汉魏乐府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精神,同时又广阔取材。 他对吴声歌与西曲歌却罕少模仿,短于南朝乐府民歌动荡摇曳的男女情愫。分析《懊恼歌》时,提到过其题解引《古今乐录》记载,“宋少帝更制新歌三十六曲”,不过是因为颠沛波折,所作歌辞俱散而已,不能见于纸面,但起码通过记载,我们知道刘宋王朝并不是南朝乐府民歌的不毛之地。 结语 本文对南朝乐府自身及其外部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也期望能够还原乐府自身面貌及其于文学史的定位。南朝乐府民歌承接自汉魏乐府的发展,上溯至《楚辞》,下及初唐,影响深远,其清绮浮艳的风格也是南方文化的典型写照,南朝乐府民歌影响了南朝文风,虽然为南朝文坛招致了诸多批评,但是仍旧不失为文学万花筒上独特的一环。正所谓“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南朝乐府民歌也诞生了许多影响后世的乐府题目,诸如《乌夜啼》《襄阳乐》《杨叛儿》,乃至因于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月夜》等乐歌,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探讨,不仅能够探知南朝乐府的面貌,也有助于获悉南朝清绮文风及其对初唐产生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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