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10-22 17:07 编辑
“珠英学士”与律诗定型 众所周知，经过长期的发展，律诗在初唐的后期最终得以定型。不过，对于谁是律诗形制的定型者，以及律诗定型的准确时间，学者们尚有争议。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一部重要的、但却鲜为利用的文本——《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来解决上述问题。 《珠英学士集》是在武后时期（690-705）编纂的一部诗歌选集。公元七0 0年，武后诏学士四十七人修《三教珠英》。此后，这些人便被称为“珠英学士”。这些“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有的还是当时最知名的诗人。因而，编纂《三教珠英》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公元七0一年，当《三教珠英》最终修成之际，崔融编集的《珠英学士集》也同时问世。目前，全帙的《珠英学士集》已经散佚，仅存敦煌遗书中的两个写本残卷，即“伯三七七一”和“斯二七一七”。王重民最先证实了这两个写本残卷就是《珠英学士集》的残存文本，并阐述了它和《三教珠英》之间的关系。在有关这两个写本残卷的其他研究中，吴其煜的两篇论文尤其值得注意。在这两篇论文中，吴其煜考察了这部诗歌选集的书目著录情况，研究了其编集者，并介绍了《珠英学士集》中所选诗人的履历。 传统看法认为，沈佺期（-713?）和宋之问（656-712）这两位珠英学士是律诗形制的定型者。作为《珠英学士集》的编集者及“珠英学士”之一，崔融也为律诗形制的定型贡献了一部文本，即《唐朝新定诗体》。如果仔细考察“珠英学士”所使用的诗歌形制，或许将有助于解答律诗的最终定型这一问题。 “珠英学士”与《珠英学士集》的诞生 《珠英学士集》是编纂《三教珠英》过程中的副产品。初唐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私家，都对纂辑类书投入了极大地热情。在初唐一百年中间，大约纂辑了二十部类书，而《三教珠英》则是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王溥（922-982）《唐会要》云：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謩、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仙、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城等部。 后来，这部类书的名称更改了，正如王溥所记载的： 开成二年……其年十月，敕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 《资治通鉴》则云： 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 由上述引文，我们了解到，《三教珠英》的编纂始于久视元年六月，成于大足元年十一月，前后历时共计一年半。其范围似远出《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之右。 由于唐代类书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文学创作，尤其是帮助诗赋的创作，因而，成于众学士之手的《三教珠英》，对文学创作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旧唐书·阎朝隐传》云： 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 《新唐书·徐坚传》云： 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 这些人与其说是学者，更不如说是文人。当类书编纂进展不顺时，这些文人会做些什么呢？这时，他们很有可能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新唐书·艺文志》这样记载这些诗人的选集： 《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 十二世纪，《郡斋读书志》亦著录《珠英学士集》五卷，并云： 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 王应麟（1223-1296）在《玉海》中也记录了这部选集的五卷全本，中云： 崔融集学士李峤、张说等四十七人诗，总二百七十六首。 《唐会要》云，预修《三教珠英》者二十六人。但是，据《郡斋读书志》和《玉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除了上引《唐会要》中二十六人的姓名以外，从《资治通鉴》《新唐书·阎朝隐传》（译者按，应为《旧唐书·阎朝隐传》）和《郡斋读书志》的引述中，我们还可以补充张易之、李适、武三思三人。据《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以及《新唐书》“李适传”、“尹元凯传”，乔侃、刘允济、吴少微（-706）三人也是“珠英学士”。另外，从现存《珠英学士集》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位“珠英学士”：胡皓。崔融和李崇嗣估计也应是“珠英学士”。《旧唐书·崔融传》云： 久视元年（700），坐忤张昌宗意，左授婺州长史。顷之，昌宗怒解，又请召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四年（704），……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久视元年十二月（701年1月14日~2月12日），崔融正在朝中任凤阁舍人，由此，我们得知，《三教珠英》编纂时，崔融正在京师。因而，他自己很有可能也是“珠英学士”。 十二世纪，《唐诗纪事》云： 沈佺期《黄口赞序》云：圣历中，有敕东观修书，黄口飞落铅椠间，奉宸主簿李崇嗣命采花哺之，河东薛曜邀余为赞。 东观是汉代皇家的聚书之所，汉以后，“东观”一词用来指代皇家的著书之所。“东观修书”很有可能就是指修纂《三教珠英》。因而同沈佺期、薛曜及其他“珠英学士”一样，李崇嗣可能也在预修《三教珠英》之列。 这样，在四十七名“珠英学士”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三十五人的姓名。在这三十五人中，有些是当时非常知名的诗人，如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张说、富嘉謩、吴少微及崔融。他们都是武后统治晚期上层文学集团中的佼佼者。 如前所云，《珠英学士集》现存着敦煌遗书中的两个写本残卷。一个是“斯二七一七”，其开始处便是一个残卷；因为其后之残卷标有“珠英集第五”的字样，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前面的一卷应该是第四卷。另外一个写本是“伯三七七一”。尽管这一写本并未标出卷次，但是，因为其中所有的诗人在官班上均低于“斯二七一七”卷五中的诗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伯三七七一”也应是卷五的一部分，并且在原本《珠英学士集》中，应当紧随于“斯二七一七”之后，因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珠英学士集》所收诗人乃“以官班为次”。总之，在原本《珠英学士集》中，“斯二七一七”保存有卷四和卷五的一部分，“伯三七七一”则保存有卷五的另一部分。将二者拼合，现存卷四收诗作三十三首，卷五收诗作二十六首及一个半的独立诗行。二卷总计收诗作五十九首，约占全部《珠英学士集》所收二百七十六首诗作的百分之二十。 现存这些诗作的作者姓名如下：沈佺期，十首；李适，三首；崔湜，九首；刘知几，三首；王无竞，七首；马吉甫，两首及一断句；乔备，四首；元希声，九首；房元阳，两首；杨齐悊，两首；胡皓，两首；无名氏，六首。其中有一首无名氏之作《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均漏收。 这些诗作中，有一些无疑作于修纂《三教珠英》的一年半期间。例如，沈佺期的《辛丑岁十月上幸长安时扈从出西岳作》作于公元701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之间，《三教珠英》刚刚修纂完毕。还有一些显然作于此前，作于外省，例如无名氏的《渝州逢故人》，及杨齐悊的《晓过古函谷关》[26]。因此，《珠英学士集》所收之诗，并非仅仅作于修纂《三教珠英》期间者，而是“珠英学士”们各时期作品的综合性选集。也正因如此，所以，它也是武后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选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公元701年12月，《三教珠英》已经修成。《珠英学士集》可能即编成于此后不久，最迟不晚于长安四年（704），因为张易之兄弟是在长安四年（704）年初被杀的。也正是在此前后，律诗在朝中被视为已经得以确立。那么，我们不妨就以《珠英学士集》作为考察当时律诗发展情形的一个现代的材料来源。 有些学者也曾利用其他一些材料来考察律诗的确立过程。例如，高岛俊男《初唐时期五言律诗的形成》将初唐划分为四个时期：高祖和太宗时期（618-649）；高宗时期（649-684）；武后时期（684-705）；中宗时期（705-710）。尽管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划分，但高岛氏所作分期内的诗歌并非皆作于该期之内。例如，他将沈佺期、宋之问、李峤的全部诗歌均划分在第四期内，全然不顾在事实上，他们的许多诗歌乃作于第三期内。所以，高岛氏的研究结论是有问题的。通过选择以《珠英学士集》为考察的中心，我们可以将研究做得更加精确一些。 通过对《珠英学士集》现存敦煌写本的分析表明，在这两卷残本中，近体诗有二十二首，古体诗有三十七首。这里，我们仅以前者作为研究重点。另外，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些近体诗中间两联的对仗都十分工整，所以，笔者就不再逗留于这方面的内容，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些诗的声律方面。在二十二首近体诗中，有十三首五律，两首七律，五首五言排律，及三首绝句。我们将按照王力《汉语诗律学》所建立的声律准则来考察这些诗作。尽管这些准则只是一种方针性的指导，是通过对唐及唐以后律诗的分析来加以重新建立的，但是，它们与初唐诗学著作中提到的声律准则非常吻合，这些初唐诗学著作由王梦鸥的知名著作《初唐诗学著述考》中可见一斑。 在《珠英学士集》的十三首五律中，只有一首完全合辙押韵，即沈佺期的《长门怨》[30]。 月皎风泠泠 xxooo 长门次掖庭 ooxxo 玉阶闻坠叶 xooxx 罗幌见飞萤 oxxoo 清露凝珠缀 oxoox 流光下翠屏 ooxxo 妾心君未察 xooxx 愁叹剧繁星 oxxoo 第一句第三个音节和第五句第一个音节应仄而平，不过这种变格还是允许的。二、四两联的第一个字也平仄不符，但这种变格不仅允许，而且因为重新平衡了声律，所以还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如果算上这些允许的变格，那么，看上去此诗是符合声律准则的。 在《珠英学士集》的十三首五律中，有两首只在一处违背了声律准则，即乔备的《出塞》和胡皓的《夜行黄花川》。让我们来看第一首。 沙场三万里 oooxx 猛将五千兵 xxxoo 旌断冰溪戍 oxoox 笳吹铁关城 ooxoo 阴云暮下雪 ooxxx 寒日昼无晶 oxxoo 直为怀恩苦 xxoox 谁知边塞情 oooxo 有些诗句的第一、第三个字出现了可以允许的变格。唯一一处违背声律准则的出格是第四句的第四个字。此处应仄而平，且拗而未救。这就是所谓的“失对”，是很严重的“出格”。 在《珠英学士集》的十三首五律中，有五首只在两处违背了声律准则，即房元阳的《送薛大入洛》、崔湜的《班婕妤》、马吉甫的《秋夜怀友》、胡皓的《奉使松府》、乔备的《秋夜巫山》。让我们以第一首为例。 惊年嗟未极 oooxx 别绪复相依 xxxoo 雁随春北度 xooxx 人共水东归 oxxoo 夜月临轩尽 xxoox 残灯入晓微 ooxxo 哀怨一罢曲 oxxxx 幽桂徒芳菲 oxooo 第三行第二字应与第二行第二字在音调上相粘，但房元阳并未遵守这一规则。第六行和第七行出现了同样的“出格”。这些都是“失粘”，也是很严重的“出格”。 在《珠英学士集》十三首五律其余的八首（译者按，应为五首）中，有四首出现了三处“失对”或“失粘”，即沈佺期的《览镜》、崔湜的《酬杜麟台春思》、乔备的《长门怨》、王无竞的《咏汉武帝》。另一首杨齐悊的《晓过古函谷关》，有四处声律上的“出格”。 两首七律均为沈佺期所作。一首是著名的《古意》，传统上视为一首早期的七律。另一首是《十月驾幸香山寺应制》。两首诗的声律均符合规则。 在四首（译者按，应为五首）五言排律中，有两首声律符合规则，即崔湜的《登总持寺浮图》和《同李员外春怨》。其他两首有一处“出格”，即马吉甫的《秋晴过李三山池》和元希声的《宴卢十四南园得园韵》。 在《珠英学士集》现存三首绝句中，有一首声律符合规则，即无名氏的《渝州逢故人》。其它两首均有一处“失对”或“失粘”，即无名氏的《答徐四萧关别醉后见投》和沈佺期的《邙山》。 通过对以上二十二首近体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中只有六首（或者说27%）声律符合规则。其他十六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出格”现象：有六首是一处“出格”，有五首是两处“出格”，有四首是三处“出格”，有一首是四处“出格”。从上述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直到《珠英学士集》编纂的那一时期，也就是说公元701年前后，比较严格的律诗的声律准则尚未被“珠英学士”所普遍采纳。 律诗的最后定型：定型者与定型时间 律诗的最后定型，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上，沈佺期和宋之问被认为是制定律诗格律的两个主要人物。从初唐直至宋代，学者与诗人们都大力表彰二人在律诗定型上的重要贡献。苏颋（670-727）称沈佺期“独擅词人之律”。独孤及（725-777）总结说：“（五言诗）历千馀岁，至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元稹（779-832）表彰道：“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李商隐云：“沈宋裁辞矜变律”。《新唐书·宋之问传》云：“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杜甫传》赞曰：“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类似之论不胜枚举，不过这些足以代表唐宋人对沈宋在律诗定型上所作贡献的认识。 尽管如此，但近一时期，这种认为沈宋是律诗定型者的传统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在其《初唐诗学著述考》中，王梦鸥将注意力投向了上官仪（607?-664）的《笔札华梁》、元兢（649-683）的《诗髓脑》及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王梦鸥认为，这些诗学著述对诗律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一项质疑——为什么不是上官仪、元兢和崔融，而是沈宋被视为律诗的定型者？周祖譔在《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一文（参见注释22）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另外，邝健行、杨明和兴膳宏也都指出，在元兢的《诗髓脑》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了“对”、“粘”及四声二元化的声律体系。随着这些规则的建立，律诗在声律上的形制便完全定型了。 元兢的仕途生涯开始于公元661年，时为周王府参军。唐高宗总章（668-670）年间为协律郎，并预修类书《芳林要览》。公元670年，又自撰《古今诗人秀句》。元兢的《诗髓脑》大概也作于此时。此时距《三教珠英》的编纂还有三十年。有趣的是，当时沈佺期和宋之问都还年轻，都在准备其进士科考。 为何元兢的声律理论唐宋学者无人问津，而沈佺期和宋之问却声名赫赫呢？或许沈宋在律诗定型上所作的贡献是在实践而非理论，或许他们都受益于统治者政治上的支持。由上文之探讨，我们可以看出，现存《珠英学士集》六首符合声律之作中，三首属于沈佺期。公元702年，沈佺期由考功员外郎迁考功郎中；公元708年，宋之问亦迁考功员外郎。在一篇早年的论文中，笔者曾认为，进士试诗和律诗定形的时间均为公元702年 ，此年，当沈佺期主持进士试之际，他将“诗”纳入了应试内容之一，并规定了声律和修辞准则，及应试诗的字数和句数，并将其命名为“律诗”。在此期间，宋之问或许给予了协助，或许还在六年后他自己主持的进士试中，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规定。 上述结论来源于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是唐宋作者对沈宋二人的有关评价。第二，是王定保（870-约941）在《唐摭言》中的一段记载：“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正是沈佺期主持进士试之后三年。合理的推断是，当“诗”成为进士试的规定项目之一时，有关律诗的指导性规定也应广为所知了。否则，考生们将无章可循，而考官们也无法制定具体的评分标准。“律诗”的“律”字，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声律，另一个是指法律。而唐代的考试制度也正是其国家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或许就是沈宋将其命名为“律诗”的缘故吧。 上述看法目前可以通过对“珠英学士”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如前所云，“珠英学士”们在公元701年之前的诗作，收于现存《珠英学士集》写本残卷中者，仅有百分之二十七符合律诗的声律要求。这表明，尽管元兢在三十年前便建立起了声律规则的基本框架，但它并未被“珠英学士”们所广泛接受。 而且我们发现，大约在六年或六年多以后的景龙时期（707-710），出现了另一个宫廷诗人群体，即所谓的“景龙文馆学士”。他们的诗作被收入武平一所编的《景龙文馆记》中。高木正一以此作为其一篇重要论文的主题。在这篇论文中，他统计出景龙文馆学士的五律中百分之七十是符合声律要求的。笔者对景龙文馆学士的全部律诗创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百分之七十二符合声律要求。由此，律诗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珠英学士”和景龙文馆学士之间，即公元701年至707年之间。 最后，如前所云，崔融，《珠英学士集》的编集者及“珠英学士”之一，撰写了一部《唐朝新定诗体》的著作。从这著作的题目中，我们可以推断，这绝非是一种个人实践，而应该是一种已被接受的“诗体”。崔融卒于公元706年。“新定诗体”至少在彼时之前就已应该存在了，只不过尚未普遍到被命名为“新定诗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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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22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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