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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七律的成就及其在唐末诗坛上的地位 提要：学术界对罗隐的评价一向偏低，或仅关注其小品文而轻视其诗，或认为其诗仅以讽刺时事见长而艺术上较为粗疏。由于七律是唐末诗坛上最重要的诗体，罗隐的七律数量在同时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且内容广泛，几乎囊括了当时诗坛书写的所有重要主题，故与其他唐末重要诗人有相当大的可比性。本文将罗隐与其他唐末重要诗人分成各具特色的六组进行基于文本分析的比较研究，以比较准确地揭示罗隐七律在唐末诗坛上卓然挺出的事实及其主要原因，并导出对罗隐诗歌总体成就的新评价，即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造诣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唐末诗歌的最高水平。
治唐诗史的学者多以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为“晚唐”的开始，傅璇琮、吴在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即持此说。但是从此年直到唐亡的哀帝天祐四年(907)，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诗坛变化较大，故又可细分为前、后两期。程千帆1982年为《唐诗鉴赏辞典》所撰《序言》中即将晚唐分为“文宗到宣宗的三十余年”与“懿宗即位以迄唐亡”两个阶段。后者始于懿宗咸通元年(860)，迄于唐亡，这四十余年就是本文所谓“唐末”。我认为，将懿宗咸通元年视为唐诗史最后一个阶段的开端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前一个时期的重要诗人如赵嘏(806?-852)、杜牧(803-853)、李商隐(813-858)、许浑(791?-858稍后)在此前均已去世，温庭筠(801-866?)也不久于人世。而后一个时期的重要诗人如罗隐(833-910)此年二十八岁，皮日休(834?-883?)约二十七岁，韦庄(836?-910)约二十五岁，司空图(837-908)二十四岁，韩偓(842-914?)十九岁，杜荀鹤(846-904)十五岁，可见，他们的创作盛期均在此后。另一些重要诗人虽然生年不详，但从其卒年来看，创作盛期也在此年之后，如陆龟蒙(?-881?)此年距卒年二十一年，吴融(?-903)距卒年二十三年。罗邺生卒年俱不可考，其卒年当在昭宗乾宁间(894-897)。徐寅生卒年俱不可考，但他于昭宗乾宁元年进士及第，又卒于唐亡以后。可见罗、徐二人的创作盛期亦在后一阶段。只有方干(809-888?)因享年较永，其创作时期横跨两个阶段，是特例。 七言律诗是晚唐诗坛上最为繁盛的一种诗体，清人吴乔云：“七律盛唐极高，而篇数不多，未得尽态极妍，犹《三百篇》之正风、正雅也。大历已多，开成后犹多，尽态极妍，犹变风、变雅也。”“开成”是唐文宗年号，开成元年(836)上距大和元年仅九年，故“开成后”基本上等同于约定俗成的“晚唐”。可见在吴乔看来，晚唐七律的总体成就甚高。清人杜诏、杜庭珠更是明确地指出：“晚唐古诗寥寥，五律有绝工者，要亦一鳞片甲而已。惟七言今体，则日益工致婉丽，虽气雄力厚不及盛唐，而风致才情实为此前未有。盖至此而七言之能事毕矣。”如果仅论本文所及之唐末，情形更是如此。在唐末著名诗人的作品中，以下诸人的七律所占比重均超过其他诗体，兹列表如下。 此外，陆龟蒙的七律多达136首，虽次于其七绝169首，但仍占作品总数406首(未计少量杂言诗)的34％。在唐末著名诗人中，只有司空图是个例外，他偏好绝句，集中七绝多达245首，五绝也达77首，而七律仅有18首，只占作品总数470首的4％。这可能与他主张“韵外之致”以及“绝句之作本于诣极”(《与李生论诗书》)的独特诗学观念有关，故与其他唐末诗人相异。由此可见，重视七律是唐末诗坛的普遍情形。从七律成就之高低的视角来考察唐末诗人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与影响，当与事实相去不远。罗隐的七律多达272首，在唐末诗坛上首屈一指。而且罗诗内容广泛，几乎囊括了其他诗人擅长的所有重要主题，从而具有比较优劣的可行性。下文试从这个角度将罗隐与其他唐末重要诗人进行对比、分析。 由上表可知，徐寅的七律数量仅次于罗隐，占全部作品的比重则超过罗隐，然而徐寅七律的成就却远逊罗隐。首先是内容单调，缺乏深情远意。清四库馆臣指出，徐寅“诗亦不出五代之格，体物之咏尤多”。今检徐寅的七律，咏物之作多达79首，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他的咏物七律，基本上流于一般化地描摹外形，缺少比兴寄托。看其选题，颇有类书中连类而及的特点，例如《云》《露》《霞》《烟》一组，全是气象学范围内的景物；又如《东》《西》《南》《北》一组，按空间顺序依次写来；再如《愁》《别》《恨》《闲》《忙》一组，都是抽象的情感类别。如此咏物，既非描写即目所见的真实物体，更无触景生情的写作冲动，颇易流为文字游戏。试举二例。《别》：“酒尽歌终问后期，泛萍浮梗不胜悲。东门匹马夜归处，南浦片帆飞去时。赋罢江淹吟更苦，诗成苏武思何迟。可怜范陆分襟后，空折梅花寄所思。”《恨》：“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刺寸心头。乌江项籍忍归去，雁塞李陵长系留。燕国飞霜将破夏，汉宫纨扇岂禁秋。须知入骨难销处，莫比人间取次愁。”铺陈排比的结构模式，与江淹的《别赋》《恨赋》如出一辙，“赋罢江淹吟更苦”一句真实地透露了其构思过程。这种结构方式显然更适合赋体而非诗歌，因为它会削弱诗人生活经历的真切描述，也会冲淡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此类咏物七律数量不少，堪称徐寅集中的败笔。相比之下，罗隐的咏物七律远胜徐诗。例如《牡丹花》：“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又如《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前者形容生动，次联之拟人手法使人耳目一新；后者托物见志，全诗皆语含讥讽却又紧扣题面。徐寅的咏物七律远未达到如此水准。 咏物之外的徐寅七律，也有感情单薄的缺点。徐寅生平甚为坎坷，诗中不无牢骚，他在进士及第之前曾有蹭蹬名场的经历，其《长安述怀》云：“黄河冰合尚来游，知命知时肯躁求。词赋有名堪自负，春风落第不曾羞。风尘色里凋双鬓，鼙鼓声中历几州。十载公卿早言屈，何须课夏更冥搜。”《忆长安上省年》曰：“忽忆关中逐计车，历坊骑马信空虚。三秋病起见新雁，八月夜长思旧居。宗伯账前曾献赋，相君门下再投书。如今说着犹堪泣，两宿都堂过岁除。”怀才不遇的委屈牢骚之感，与罗隐同类作品比较接近。但是除此而外，徐寅七律大多缺乏深沉的意蕴，有时甚至敷衍题面，与罗隐诗相去甚远。例如罗隐《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徐寅《蜀》：“虽倚关张敌万夫，岂胜恩信作良图。能均汉祚三分业，不负荆州六尺孤。绿水有鱼贤已得，青桑如盖瑞先符。君王幸是中山后，建国如何号蜀都。”两者皆是针对蜀汉史事的感慨，但罗诗议论精警，情感充沛，借古讽今亦恰到好处，故清人陆次云评曰：“‘时来天地皆同力’二句，括尽五代兴亡之事，晚唐中第一首关系之诗。”而徐诗则议论平钝，只达到了后代演义小说中“有诗为证”之类作品的水平。清人马允刚评徐寅诗曰：“昭梦在晚唐诗名甚重，兴致豪富，无意不搜，无词不炼，以七律见长，后人学之者多。然意味不深，亦无远致。”后二句可谓深中其病。所以徐寅虽是唐末以专攻七律著称的诗人，但成就远逊罗隐。 方干七律多达184首，在唐末诗坛上位居第三。时人孙邰为方干作传称：“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方元英先生传》)五代人何光远则誉方干诗云：“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如《寄友人》：‘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齐梁已来，未有此句。”罗隐《题方干诗》云：“中间李建州，夏汭偶同游。顾我论佳句，推君最上游。九霄无鹤板，双鬓老渔舟。世难方如此，何当浣旅愁。”李建州指李频，于僖宗乾符二年(875)至三年任建州刺史，卒于任上，罗诗称其为“李建州”，此诗当作于此时或其后，但诗中所忆二人在夏汭(即夏口)同游之事则远在二十年之前，因李频入鄂州幕，事在宣宗大中九年(855)、十年间。“推君最上游”应是罗、李二人论诗时的一致看法，“君”即指方干。李频与方干同里，且曾师从方干，李频于大中八年及第，方干却屡举不第，故诗僧清越赠方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罗隐的年辈远低于方干，故诗中对其落第归隐深表同情，且语气敬重。由此诗可见，罗隐对方干诗的推重也是着眼于“佳句”。何光远赞叹的那联见于《旅次洋州寓郝氏林亭》：“举目纵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时。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凉月照窗欹枕倦，澄泉绕石泛觞迟。青云未得平行去，梦到江南身旅羁。”后人对颔联多有赞誉，如宋末方回云：“三、四绝佳，玄英一集诗，此联为冠。”清人查慎行亦云：“三、四一远一近，字字警策。”对于此联，后人亦有批评。清人吴乔云：“余儿时尝闻先君语曰：‘方干暑夜正浴，时有微雨，忽闻蝉声，因而得句。急叩友人门，其家已寝，惊起问故。曰：“吾三年前未成之句，今已获之，喜而相告耳。”乃“蝉曳残声过别枝”也。’后余见其全诗，上句为‘鹤盘远势投孤屿’，殊厌其太露咬文嚼字之态，不及下语为工。凡作诗炼字，又必自然无迹，斯为雅道。”吴乔之父所云之事不知出于何书，也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但刻划方干苦吟觅句的写作方式甚为生动。吴乔称上句“不及下语为工”的意见值得重视，这确实是苦吟诗人常有的缺点。方干自称作诗之苦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赠喻凫》)又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贻钱塘县路明府》)方干的五律今存108首，远不如七律之多，他写七律时肯定也是尽力觅句，吴乔所云“咬文嚼字”，正是指此而言。如果综观此诗全篇，则此联(尤其是其下句)颇显鹤立鸡群之态，因为其余部分皆甚凡庸。清人何焯评曰：“首句率直。”查慎行评曰：“起、结太平弱。”冯舒评曰：“落句似趁韵。”纪昀评曰：“结二句鄙而弱。”讥评纷纷，几乎体无完肤，可见此诗仅有一联甚至一句出彩，全篇则难称完璧。再如其《题睦州郡中千峰榭》：“岂知平地似天台，朱户深沉别径开。曳响露蝉穿树去，斜行沙鸟向池来。窗中早月当琴榻，墙上秋山入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应缘羊祜是仙才。”纪昀评曰：“六句好。七句复起句‘平地似天台’。”第六句确实堪称佳句，但其上句则甚平平。颔联也是如此，下句意凡句庸，上句较佳，但此句句意与前引“蝉曳残声过别枝”高度重合，似是得意语再说一遍，且句法不够自然。合而观之，此诗亦难称佳篇。 罗隐七律中也有一联中上下句不相称之病，例如《早春巴陵道中》颔联“短芦冒土初生笋，高柳偷风已弄条”，显然是上句逊于下句。但这种情形在罗诗中甚为少见，相反，罗隐多有对仗精工、意境浑融的佳篇，如《绵谷回寄蔡氏昆仲》：“一年两度锦江游，前值东风后值秋。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将别恨和心断，水带离声入梦流。今日因君试回首，淡烟乔木隔绵州。”颔联向称名句，近人高步瀛评曰：“三、四写景极佳，而意极沉郁，是谓神行。若但以佳句取之，则皮相矣。”其余各联亦皆与此联相称，首联简洁生动地点明时令、地点，清人屈复更指出其精彩之处云：“锦江佳景，春秋为最。一年两度，正值二时。”后二联亦扣题甚紧，清人黄叔灿评云：“‘山将’一联，言去蜀后常不能忘。末句因故人去彼，犹回想依依也。”至于全篇，则清人赵臣瑗评曰：“前半追叙旧游，后半感伤远别。大开大合，真七字中之正体也。”今人刘学锴则评曰：“晚唐七律，多专力于一联之对仗工切，罕见全篇意境完整浑融者，罗隐此作，在当时实属难得的佳作。”与之相反，方干的七律远逊如此佳境。 杜荀鹤的七律也有140首之多，其内容多刻画乱离时代的社会风貌，明人胡震亨评曰：“杜彦之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可惜此类作品往往直率俚俗，艺术上过于粗糙，即使是其中的名篇也难逃后人讥评，如《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宋人方回评曰：“不经世乱，不知此诗之切。虽粗厉，亦可取。”清人查慎行评曰：“通篇语太直率，不足取。”又如《山中寡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方回评曰：“荀鹤诗至此俗甚，而三、四格卑语率，最是‘废来’‘荒后’……尾句语俗似诨，却切。”清人纪昀评曰：“虽切而太尽，便非诗人之致。五、六尤粗鄙。”再如《赠秋浦张明甫》：“君为秋浦三年宰，万虑关心两鬓知。人事旋生当路县，吏才难展用兵时。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他日亲知问官况，但教吟取杜家诗。”方回评曰：“语俗而事或切，唐末之乱如此，县令之难可知也。”纪昀评曰：“三、四自是真语，然苦太质。五、六更粗野。”上引后人对这三首诗的评语皆既肯定它们描摹乱世景象颇为真切，又指责它们在艺术上相当粗糙，而这正是杜荀鹤此类作品的共同特征。正因如此，当杜荀鹤偶尔写出风格不同的诗作时，论者竟然怀疑非出其手。例如五律《春宫怨》字句精丽，风格委婉，与上引数首七律如出二手，宋人吴聿评曰：“杜荀鹤诗句鄙恶，世所传《唐风集》首篇‘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类荀鹤语。他日观唐人小说，见此诗乃周朴所作，而欧阳文忠公亦云耳。”其实《春宫怨》首见于《又玄集》，署名杜荀鹤，五代韦縠编《才调集》亦然。《又玄集》乃韦庄所选，书成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其时杜荀鹤尚在人世，距周朴离世也仅二十一年。韦庄选录同代人之诗，多半不会有误。正如吴聿所言，因此诗“不类荀鹤语”，方致他人之疑，可见杜荀鹤的主体诗风是与此诗相反的粗糙浅陋。 与杜荀鹤一样，罗隐在诗中也对唐末风雨飘摇的国势与生民涂炭的民情深感痛心，例如《塞外》：“塞外偷儿塞内兵，圣君宵旰望升平。碧幢未作朝廷计，白梃犹驱妇女行。可使御戎无上策，只应忧国是虚声。汉王第宅秦田土，今日将军已自荣。”又如《江亭别裴饶》：“行杯且待怨歌终，多病怜君事事同。衰鬓别来光景里，故乡归去乱离中。乾坤垫裂三分在，井邑摧残一半空。日晚长亭问西使，不堪车驾尚萍蓬。”二诗的内容分别是方镇拥兵自重、朝廷束手无策的国家局势，以及皇帝蒙尘、百姓遭殃的社会景象，它们不像杜荀鹤诗那样正面描写民生疾苦，而是抒写乱离时代诗人心中的忧虑恐惧与哀伤愤怨。胡震亨评杜荀鹤诗所云“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真切”，移用来评价罗诗也很确切。不妨说，就反映唐末乱离时代的社会风貌这一点来说，杜、罗二人的七律都很有意义，不过反映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在艺术上，罗隐的七律字句精炼、风格沉郁，绝无粗鄙直率之病，其总体水准远胜杜荀鹤。 皮日休、陆龟蒙是以频繁唱和著称于世的唐末诗人，皮氏七律137首，陆氏七律136首，其中不少是唱酬之作。在皮日休的七律中，诗题中出现陆龟蒙之字“鲁望”者多达46首。而在陆龟蒙的七律中，诗题中出现皮日休之字“袭美”者竟多达98首。有些诗题中没有出现对方字号，却是酬唱诗之首唱，例如皮日休有《病孔雀》，陆龟蒙乃作《奉和袭美病孔雀》以和之。所以皮、陆二人的七律，绝大部分皆为互相唱酬而作。皮、陆的七律在题材走向及艺术风格上也与他们的其他诗体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对隐逸生活的描述，风格新奇细巧。由于内容与风格两方面都高度同质化，就难免主题复沓、风格雷同之病，例如皮日休《暇日独处寄鲁望》：“幽慵不觉耗年光，犀柄金徽乱一床。野客共为赊酒计，家人同作借书忙。园蔬预遣分僧料，廪粟先教算鹤粮。无限高情好风月，不妨犹得事君王。”陆龟蒙《奉和袭美吴中言情见寄次韵》：“菰烟芦雪是侬乡，钓线随身好坐忘。徒爱右军遗点墨，闲披左氏得膏肓。无因月殿闻移屧，只有风汀去采香。莫问江边渔艇子，玉皇看赐羽衣裳。”对隐逸生活的描写尚算生动真切，但是连篇累牍皆是如此，读来就觉单调寡味。况且唐末局势动荡、民生凋敝，皮、陆却一味抒写其悠闲愉悦之情，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未免有为文造情之嫌。虽说皮、陆诗中并非全无牢骚，也偶有全身远祸的隐居意蕴，但往往轻描淡写，若有若无。例如皮日休《奉和鲁望病中秋怀次韵》：“贫病于君亦太兼，才高应亦被天嫌。因分鹤料家资减，为置僧餐口数添。静里改诗空凭几，寒中注易不开帘。清词一一侵真宰，甘取穷愁不用占。”陆龟蒙《寒夜同袭美访北禅院寂上人》：“月楼风殿静沉沉，披拂霜华访道林。鸟在寒枝栖影动，人依古堞坐禅深。明时尚阻青云步，半夜犹追白石吟。自是海边鸥伴侣，不劳金偈更降心。”前者虽然咏及友人之“贫病”，但全诗的情绪依然是悠闲自如，丝毫不见悲愁之态。颈联中的“鹤料”“僧餐”二词，不但与前引《暇日独处寄鲁望》中的“僧料”“鹤粮”重复，而且既养鹤，又饷僧，岂是一位贫病交加的寒士的真实写照(30)!后者的第五句稍有牢骚之意，但虚晃一枪随即回到悠闲自得的心境中，全诗的感情基调寒窘枯淡，竟如僧诗。正因如此，皮、陆的七律往往在形式上追新逐异，颇有技巧至上的倾向。比如皮、陆经常次韵，颇受后人讥评，明人许学夷评曰：“陆龟蒙、皮日休唱和多次韵之作，七言律《鼓吹》所选仅得一二可观，其他多怪恶奇丑矣。”再如二人多写吴体，喜用离合、回文等技巧，也饱受后人讥评，清人贺裳即评皮日休曰：“集中诗亦多近宋调，吴体尤为可憎。四声、叠韵、离合、回文，俱无意味。”明人胡震亨评皮氏云：“律体刻画堆垛，讽之无音，病在下笔时先词后情，无风骨为之干也。”这些一针见血的贬评，完全适用于皮、陆双方。皮、陆在其他诗体中颇有讥刺时世之作，比如皮氏的五古《正乐府十篇》揭露民瘼相当深刻，但二人七律确有无病呻吟的不良倾向。 相对而言，罗隐的七律则意蕴深厚，感情充沛。试看题材与皮、陆七律相近的两首。《闲居早秋》：“槐杪清蝉烟雨余，萧萧凉叶堕衣裾。噪槎乌散沉苍岭，弄杵风高上碧虚。百岁梦生悲蛱蝶，一朝香死泣芙蕖。六宫谁买相如赋，团扇恩情日日疏。”《秋夜寄进士顾荣》：“秋河耿耿夜沉沉，往事三更尽到心。多病漫劳窥圣代，薄才终是费知音。家山梦后帆千尺，尘土搔来发一簪。空羡良朋尽高价，可怜东箭与南金。”同样是写日常闲居和友朋酬赠，但分别具有岁月不居、贤才不遇等背景，渗透着满腹的牢骚与忧思，读来凄恻感人。皮、陆七律有着无病呻吟乃至文字游戏等严重弊病，罗隐的七律却多属有事而书，有感而发。前者多属为文造情，后者则是为情造文，这是罗隐七律的成就远胜皮、陆的根本原因。 吴融七律有120首，数量在其集中雄踞各体之首。清人管世铭曰：“唐末七言律，韩致尧为第一……次即吴子华，亦推高唱。”从题材倾向来看，吴融七律以行旅感怀与登临怀古为主，几占总数的十之七八。吴诗中的七律佳篇如《登鹳雀楼》《题扬子津亭》《雪后过昭应》《过丹阳》《武关》《宋玉宅》《过邓县城作》《晚泊松江》等，莫不如此。此类主题在罗隐诗中也相当常见，试看下面这组作品。吴融《春归次金陵》：“春阴漠漠覆江城，南国归桡趁晚程。水上驿流初过雨，树笼堤处不离莺。迹疏冠盖兼无梦，地近乡园自有情。便被东风动离思，杨花千里雪中行。”罗隐《宿荆州江陵驿》：“西游象阙愧知音，东下荆溪称越吟。风动芰荷香四散，月明楼阁影相侵。闲欹别枕千般梦，醉送征帆万里心。薜荔衣裳木兰楫，异时烟雨好追寻。”两诗的内容都是对眼前风光的欣赏与对故乡的怀念，其中又绾合着东西飘荡的漂泊之感以及多年不第的身世之叹，艺术水准也在伯仲之间。但这只是两人集中平均水平的作品，就像赛马一样，双方皆使中驷出场，结果相差不大。如果双方均使上驷出场来进行决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明人许学夷指出：“吴融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气格在初、盛唐之间，‘十二阑干’‘别墅萧条’‘长亭一望’三篇，声气亦胜，其他皆晚唐语也。”“太行和雪”一篇即《金桥感事》：“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春郊尚朔风。饮马早闻过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此诗可与罗隐的《登夏州城楼》对读：“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后人对二诗有类似的褒评，如清人纪昀评前者曰：“音节宏亮而沉雄，五代所少。”清人杨逢春评后者曰：“声情慷慨，笔力雄健，不以椎琢为工，固是晚唐之杰。”的确，二诗风格沉雄、音节浏亮，为唐末诗坛所少见。在内容上，二诗皆对群雄割据、山河破碎的国势深表忧虑，皆非无病呻吟。然而前诗慨叹蕃将李克用拥兵割据、唐庭无可奈何之现实局势，就事论事，眼界较窄。后诗却从登临之夏州城即晋代蕃将赫连勃勃所筑统万城的史实着眼，将苍茫的怀古情绪与当下的现实关怀融为一体，感慨更深沉，境界更阔大。前诗的尾联虽被清人金圣叹评为“七、八言人正感奋，笳又催逼，忽然忘生，真在此时也”，但此种解说恐属误读，事实上此联哀怨低沉、声情不振，遂使全诗情调由健转衰。相反，后诗的尾联却从前文的忧虑国事导出投笔从戎之志，气雄语健，全诗的情调也浑融如一。总之，从全诗的水准来看，罗诗仍比吴诗稍胜一筹。 许学夷赞赏的其他三首吴融七律，“长亭一望”篇指《彭门用兵后经汴路三首》之一，此诗与罗诗《徐寇南逼感事献江南知己次韵》主题相同，水准也相近。但是吴诗在其集中堪称凤毛麟角，罗诗却只是其集中的平均水平。“十二阑干”篇指《太保中书令军前新楼》：“十二阑干压锦城，半空人语落滩声。风流近接平津阁，气色高含细柳营。尽日卷帘江草绿，有时欹枕雪峰晴。不知捧诏朝天后，谁此登临看月明。”“别墅萧条”篇指《秋日经别墅》：“别墅萧条海上村，偶期兰菊与琴尊。檐横碧嶂秋光近，树带闲潮晚色昏。幸有白云眠楚客，不劳芳草思王孙。北山移去前文在，无复教人叹晓猿。”此二诗对仗工稳、字句清丽，堪称清新可诵之作。但其内涵基本上只是流连光景，虽然稍寓感慨，毕竟缺乏深情远意。罗隐诗与此大异其趣，试看以下两首。《送友人归夷门》：“二年流落大梁城，每送君归即有情。别路算来成底事，旧游言著似前生。苑荒懒认词人会，门在空怜烈士名。至竟男儿分应定，不须惆怅谷中莺。”《早春送张坤归大梁》：“萧萧羸马正尘埃，又送归轩向吹台。别酒莫辞今夜醉，故人知是几时回。泉经华岳犹应冻，花到梁园始合开。为谢东门抱关吏，不堪惆怅满离杯。”前诗中的“门”与后诗中的“东门”皆指汴梁的“夷门”，即古代烈士侯嬴所监守之城门。罗隐诗中对那位古代的“抱关吏”再三致意，这是诗人心中壮烈情怀的自然流露。这种情怀是罗诗骨力刚健、风格苍凉的内在因素，也是其胜过吴诗的根本原因。 就七律而言，唐末诗坛上最有资格与罗隐相提并论的诗人必推韩偓、韦庄二人。清人李调元云：“五代自以韩偓、韦庄二家为升堂入室，然执牛耳者，必推罗江东。其诗坚浑雄博，亦自老杜得来，而绝不似宋西江派之貌袭。世人称之者少，何也?皮、陆辈雕文刻镂，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此论不是专论七律，但也完全符合诸家七律之实际情况，其中对皮、陆七律的批评可与上文论述互相印证。清人洪亮吉则云：“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则韩致尧之沉丽，司空表圣之超脱，真有念念不忘君国之思。孰云吟咏不以性情为主哉!若吴子华之悲壮，韦端己之凄艳，则又其次也。”此论兼及司空图、吴融，如上文所述，司空图七律的数量过少，不足与诸家并论。吴融的七律虽不乏悲壮苍凉之作，但佳作寥若晨星，总体成就也逊于罗隐。故这里仅将韩、韦二人与罗隐进行对照考察。 罗隐与韩偓、韦庄三人的生活年代基本重合，在作为唐末开端的懿宗咸通元年，罗隐二十八岁，韦庄约二十五岁，韩偓十九岁，正是创作盛期开始的年龄。在唐帝国灭亡的哀帝天祐四年，罗隐七十五岁，下距卒年仅有三年；韦庄七十二岁，下距其卒亦仅三年；韩偓六十六岁，下距其卒仅有八年。可见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唐末诗人，他们的一生正处于国家离乱、风衰俗怨的动荡时代。当然，由于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三人的遭遇同中有异。比如三人皆曾长期蹭蹬科场，但韦、韩二人终获及第，且曾在朝为官，而罗隐屡试不第，终生未沾唐禄。韩偓于昭宗龙纪元年(889)及第，年已四十八，他在赠予吴融等同年的诗中云“二纪计偕劳笔研”，句后自注：“余与子华，俱久困名场。”(《与吴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思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辛酸之感溢于言表。韦庄于昭宗乾宁元年及第，年近六旬，此前屡次落第，曾有“千蹄万毂一枝芳，要路无媒果自伤。题柱未期归蜀国，曳裾何处谒吴王”(《下第题青龙寺僧房》)之哀叹。昭宗光化三年，时任左补阙的韦庄奏请朝廷追赐李贺等人进士及第，称他们“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还特地指出：“见存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此时罗隐六十八岁，已至垂暮之年。韦庄所云固然于其本人心有戚戚，但更说明罗隐的怀才不遇是四海称屈。翻开罗隐诗集，由屡试不第引起的牢骚愤懑触处可见，其中多七律名篇，比如《出试后投所知》：“此去蓬壶两日程，当时消息甚分明。桃须曼倩催方熟，橘待洪崖遣始行。岛外音书应有意，眼前尘土渐无情。莫教更似西山鼠，啮破愁肠恨一生。”这是应试后投诗达人求援，体现出忐忑不安的情绪。又如《西京崇德里居》：“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长安。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锦鳞赪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这是写落第后滞留长安进退两难的处境，清人吴乔评其颔联曰：“非终身困踬者，不知其悲妙。”又如《下第作》：“年年模样一般般，何似东归把钓竿?岩谷漫劳思雨露，彩云终是逐鹓鸾。尘迷魏阙身应老，水到吴门叶欲残。至竟穷途也须达，不能长与世人看。”这是写屡次落第后仍然心怀希冀的迷茫心情。又如《丁亥岁作》：“病想医门渴望梅，十年心地仅成灰。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谷畔气浓高蔽日，蛰边声暖乍闻雷。满城桃李君看取，一一还从旧处开。”这是揭露及第者皆有背景，自己作为孤寒之士不应妄图进取。又如《隐尝在江陵，忝故中令白公叨蒙知遇，今复重过渚宫，感事悲身，遂成长句》：“往岁酂侯镇渚宫，曾将清律暖孤蓬。才怜曼倩三冬后，艺许由基一射中。言重不能轻薄命，地寒终是泣春风。凤凰池涸台星坼，回首岐山忆至公。”这是对知己者的深情缅怀，借以抒发孤寒之士登第无望的悲愤。总之，上引诸首七律既是抒发个人牢骚，也是代天下寒士对黑暗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由于才高命蹇、屡试不第的罗隐是唐末科举不公现象中的典型人物，此类七律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这是其他唐末诗人难以比肩的。 罗隐与韩偓、韦庄都经历了唐帝国走向灭亡的过程，家国之恨成为他们写诗时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但是对于他们对大厦将倾的唐王朝所持的态度，论者却有不同评价。对于韩偓，清人管世铭评曰：“唐末七言律，韩致尧为第一。去其香奁诸作，多出于爱君忧国，而气格颇近浑成。”清四库馆臣也称其“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对于韦庄，其弟韦蔼称其“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浣花集序》)。对于韦庄，其弟韦蔼称其“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浣花集序》)这种说法貌似合理，但与史实不符。史书记载：“梁既篡唐，欲以虚爵糜强藩，进武肃吴、越两国，且以谏议大夫召隐。隐不行，请举兵讨梁，曰：‘王唐臣，义当称戈北向。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羞乎!’王始以隐不遇于唐，有觖望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而心窃义之。”罗隐此举深受史家重视，后被司马光几乎一字未改地采入《资治通鉴》。可见罗隐虽然屡试不第，未沾唐禄，但他始终忠于唐室。罗隐“深怨”的其实只是贤愚倒置等科场黑暗，如他曾讥笑偶然同舟的朝官说：“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以敌得数辈。”这与“深怨唐室”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在诗歌中蒿目时艰、心悲黍离，则罗隐与韩、韦二人并无二致。清人吴墉云：“罗昭谏生唐末造，累举进士不和，继而薄游吴楚，归依武肃以终。世传其混迹滑稽，自全于世，而不知其乃心王室，劝讨伪梁，虽志不获行，而大义凛然。所为诗文，悲凉激楚，亦犹少陵之每饭不忘者已。”(《罗昭谏集跋》)此言堪称知人论世。试看罗诗《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之一：“子仪不起浑瑊亡，西幸谁人从武皇?四海为家虽未远，九州多事竟难防。已闻旰食思真将，会待畋游致假王。应感两朝巡狩迹，绿槐端正驿荒凉。”之四：“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苍黄路屈盘。丹凤有情尘外远，玉龙无迹渡头寒。静怜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不将不侯何计是?钓鱼船上泪阑干。”此组诗作于唐僖宗中元元年(881)，时僖宗西奔成都，罗隐则远在江南的池州。第一首感叹在唐玄宗之后又有一位皇帝奔蜀，而且再无郭子仪、浑瑊那样的良将，局势比安史乱时更加危险。第四首写长安再次沦陷，占据帝京的不再是强大的蕃将，而是黄巢等造反的平民。国家沦亡之际，自己既非将领，又无封爵，徒然洒泪于江湖。他在七律中直接反映国家大事，且将国家倾覆的艰难时世与个人落魄江湖的悲惨遭遇紧密结合。这两首诗感情悲怆历落，意境壮阔苍凉，堪称继承了杜甫《诸将五首》、李商隐《重有感》精神的唐末七律名篇。 若置于唐末诗坛来考察，罗隐七律在这方面的成就或与韩偓在伯仲之间。韩偓亲历唐室灭亡的过程，并在其七律中直接反映唐昭宗出奔及被囚等史实，多有名篇。比如《乱后却至近甸有感》：“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关中忽见屯边卒，塞外翻闻有汉村。堪恨无情清渭水，渺茫依旧绕秦原。”此诗作于唐昭宗乾宁二年，时叛镇犯京，昭宗避乱奔至山南。单从艺术水准来看，韩诗与上举罗诗不相上下。若论意脉之深密沉稳，韩诗胜于罗诗；若论风格之壮阔苍凉，罗诗胜于韩诗。但如论主题之鲜明，议论之精警，则罗诗更接近于杜甫《诸将五首》，总体成就也更高一筹。当然，韩偓最为后人推崇的七律是哀悼唐亡之作，例如《故都》：“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驩无路敩鸣鸡。”以凄婉之笔抒故国之思，充分运用写景、用典等手法进行烘托，感情跌宕，意境沉郁，广受称道。罗隐的总体风格趋向雄豪一路，但也有部分哀伤唐社将屋的七律名篇意境相当沉郁，例如上文所举之《江亭别裴饶》，便与韩诗相去不远。至于韩偓《香奁集》中的七律，虽然广受关注，且有论者誉为“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忱”(震均《香奁集发微》)，但正如陈寅恪所云：“《香奁》一集，浮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此类作品固然不能一笔抹煞，但毕竟境界不高、意义有限，不足以提升韩偓七律的整体成就，在唐末诗史上也不占重要地位。 后人对韦庄诗的评价，褒中有贬，比如明人唐汝询云：“韦庄于晚唐中最超，其七绝有类盛唐者，律诗虽不甚雄，亦是可讽。”又如明人胡震亨云：“韦端己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所论皆中肯綮。韦庄七律中写得最多、最好的主题是身世、旅愁与怀古三类，这正好也是罗隐擅长的题材，下面分别举其代表作进行比较。韦庄《东游远归》：“扣角干名计已疏，剑歌休恨食无鱼。辞家柳絮三春半，临路槐华七月初。江上欲寻渔父醉，日边时得故人书。青云不识扬生面，天子何由问子虚?”罗隐《秋夜寄进士顾荣》：“秋河耿耿夜沉沉，往事三更尽到心。多病漫劳窥圣代，薄才终是费知音。家山梦后帆千尺，尘土搔来发一簪。空羡良朋尽高价，可怜东箭与南金。”二诗皆抒身世之感，都含怀才不遇的牢骚与落魄不偶的凄苦，皆出之以清丽的字句与沉郁的意境，艺术水准堪相媲美。韦庄《思归》：“暖丝无力自悠扬，牵引东风断客肠。外地见华终寂寞，异乡闻乐更凄凉。红垂野岸樱还熟，绿染回汀草又芳。旧里若为归去好，子期凋谢吕安亡。”罗隐《东归途中作》：“松橘苍黄复钓矶，早年生计近年违。老知风月终堪恨，贫觉家山不易归。别岸客帆和雁落，晚程霜叶向人飞。买臣严助精灵在，应笑无成一布衣。”二诗皆写旅愁，皆取融情入景之手法。首、尾二联尚堪匹敌，中间二联则颇见高下。颔联皆为抒情，韦诗意直语拙，且上下句颇有合掌之嫌，罗诗却全无瑕疵。颈联皆为写景，罗诗画面丰富且呈动态之美，又与羁愁旅思融合得浑然一体，韦诗却画面单调，且仅寓岁月迁逝之感，扣题不紧。如从整体来看，罗诗稍胜一筹。怀古是韦庄七律中最重要的主题，佳作甚多，试看二例。《上元县》：“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华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麟无主卧秋风。”《题淮阴侯庙》：“满把椒浆奠楚祠，碧幢黄钺旧英威。能扶汉代成王业，忍见唐民陷战机。云梦去时高鸟尽，淮阴归日故人稀。如何不借平齐策，空看长星落贼围?”单独地看，二诗水平皆属上乘。但与罗隐相同主题的七律对读，未免相形见绌。两首罗诗如下。《台城》：“晚云阴映下空城，六代累累夕照明。玉井已干龙不起，金瓯虽破虎曾争。亦知霸世才难得，却是蒙尘事最平。深谷作陵山作海，茂弘流辈莫伤情。”《燕昭王墓》：“战国苍茫难重寻，此中踪迹想知音。强停别骑山花晓，欲吊遗魂野草深。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负心。”两人第一首诗都是在六朝故都怀古，但罗诗内容比较充实，感慨也比较深沉，韦诗则稍嫌空洞浮泛。就字句而言，二诗的次联含意相似，但罗诗句法矫健，属对精工，更胜一筹。两人第二首诗都是凭吊古代英雄且借古讽今，但罗诗句句不离怀古，讽今之意蕴含于字里行间，韦诗则忽古忽今，讽今之意过于浅显直露。从全篇来看，罗诗意境浑融一体，感情则抑塞悲壮，皆胜于韦诗。 鲁迅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相对于盛唐、中唐，唐末诗风确实衰落，即使与晚唐前期相比，唐末诗坛也是相形见绌。但若以“没有忘记天下”为评价标准，则唐末诗坛并未沦落到“一榻胡涂”的境地。若论“抗争和愤激”，罗隐的诗作并不逊色于其小品文。本文从唐末诗歌最重要的诗体七律入手，将罗隐与其他著名诗人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正是七律的成就奠定了罗隐在唐末诗坛上卓然挺出的地位。限于篇幅，对于罗隐在整个七律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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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9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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