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感和责任感

扬之水

忧患感和责任感

（一）

　　 被后人誉为“诗史”的杜诗，不但在描写当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时具有惊人的准确性，而且在预见及预感当时尚未而即将发生的历史进程时，也具有惊人的准确性。而这种预见及预感又和诗人的忧患感同在。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在他困居长安时期所作的诗中，虽然有一些应酬投赠之作，也不乏流连光景之篇，但是总的说来，那些作品已带有浓重的抑郁忧愁的基调，这是山雨欲来的沉闷时代在诗人心上投下的阴影。唐玄宗好大喜功，奸臣边将轻启边衅，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凋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透过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的佯狂举动，杜甫影影绰绰地看出了那是贤才遭忌的悲剧。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的骄横表现，杜甫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随着大动乱的日益逼近，诗人的心情也日益沉重。当他于天宝十一载（752）秋天登上慈恩寺塔时，已觉得“登兹翻百忧”。待到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赴奉先县探亲时，他就更觉得“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了。果然，就在杜甫写下这沉痛诗句的时刻，蓄谋已久的渔阳覃鼓终于动地而来了。　　

　　 除了对于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叛，向回纥借兵。肃宗至德二载（757）， “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一诗中，他隐约其词地说：“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到乾元元年（758）回纥屯兵沙苑时，杜甫又作《留花门》一诗，忧心仲仲地说：“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糜固不绝。何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又如杜甫自同谷至成都路经剑门，对于那里地势险峻又产生了远虑。在《剑门》诗中，他写道：“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后来，勇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度量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都与杜甫所指出者若出一辙。一个诗人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论断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那么，这是不是由于杜甫的政治才能超人一等呢？封建时代的许多论者是肯定杜甫富有政治才能的。宋人郭印称杜诗：“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磋咨。”杜诗的注家也常常对此赞叹不已，比如王嗣奭评《塞芦子》诗说：“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灼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仇兆鳌评《剑门》诗也说：“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我们认为，杜甫也许具有一定的没有机会施展的政治才能。但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生活感受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于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预感体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宁可说那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牧平，唐王朝即将出现一个中兴的局面，可惜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可见其某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但是既然杜甫准确地预感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有一种沉重的忧患感。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二）　

　　 那么，杜甫所表现的这种忧患感是不是有所从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间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忧患意识的起源。　　

　　 远在生民之初，忧患就是与生俱来的。在远古时代，人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想不到的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初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的客观现实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并非仅仅出于儒家的虚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从王公大人到黎民百姓都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因为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总是形影相随的。所以史书上记载着“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的传说，以及鲁国的“漆室女”忧虑“鲁君老悖，太子少愚，愚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说明忧患感是笼罩着整个时代的。在这种形势下，反映着时代意识的诸子百家都难以摆脱忧患的阴影。那些主张入世的思想流派当然无一例外地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情色彩，孔子栖栖惶惶，墨子摩顶放踵，诚如《庄子》所云：“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庄子虽然把自己幻想成“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真人”或“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后人也把他看作是飘然欲仙的“南华真人”，但事实上庄子逃避到幻想世界中去正是由于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忧患感，这在《庄子》一书的字里行间是时有流露的。所不同的是，孔、墨等学派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要努力挽救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老、庄等学派则缺乏这种责任感，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只想用避世的方式来摆脱忧患感这种沉重负担。　

　　 在春秋战国时代，最深沉地体现了时代的忧患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总是能感觉到字里行间有一种沉重的忧患感。《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篇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儒行》篇说：“虽危，起居尚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诗经》中更是充满了忧危之词：“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等。而首次明确指出了忧患感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则是孔子。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甚至提出了“生于忧患”的著名命题。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忧患感是和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儒家思想家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孟等人都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认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正是儒家高度责任感的流露。正因为有了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情形下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不惜以“杀身以成仁”的献身精神为理想而奋斗。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之一。杜甫一生服膺儒术，儒家的这种精神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虽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但他把这种深沉的忧患感用文学样式表达出来，却是来源于古代文学本身的传统。在杜甫以前出现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从宋玉《九辩》、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到曹植、阮籍的“忧生之嗟”，都蒙上了这种忧患的浓重色调。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等篇和汉代梁鸿的《五噫》和张衡的《四愁》，所表达的忧患都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贾谊。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此外，《天问》仰问苍天以抒胸中之愁怨，《招魂》呼号四方而愁魂魄之不归，即使是《九歌》那样的祭神乐歌，其中又夹杂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的男女恋情，然而如《云中君》曰：“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少司命》曰：“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山鬼》曰：“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凡此种种，都带有哀怨忧愁的情调。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严羽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的确，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当时在说客之间流行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可见它是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的惟一力量。即使到屈原沉江五十余年之后，其时楚已损兵失地，国势衰微，但秦始皇命老将王剪率师伐楚，王剪还一定要有六十万士兵才肯出师，从中不难窥见楚国的实力。总之，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反映了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他不久就失去了这样重要的政治地位，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偏偏不肯离开祖国，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他明明知道黑暗的朝廷里容不下他这样的忠贞之士，自己在政治上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所以叹息说：“曾觑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又说：“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但另一方面，他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他十分惋惜地回忆往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他无比痛苦地注视现实：“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他还是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贾谊生活的汉文帝时代，是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西汉帝国正蒸蒸日上，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他上疏文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贾谊的赋虽没有直陈时事，但其中充满着悲愤抑郁之情，其忧患的情调是与他的忧国之念完全一致的。当贾谊南渡湘水时，作赋吊屈原说：“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又说：“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真是声泪俱下，吊屈原正是自吊。由于贤才遭忌和忠言不纳以致使国家人民受到损害，正是屈、贾两人共同的悲剧，也是两人心中共有的深哀巨痛。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屈、贾合传，杜甫在诗中也常常屈、贾并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三）　　

　　 对于屈原，杜甫是怀有深深的敬意的。“窃攀屈宋宜方驾”、“骚人嗟不见”的诗句，说明杜甫是把屈原视作文学创作的典范的。但是我们把屈赋与杜诗相比一下，不难发现它们在艺术上很少相似之处。就艺术形式而言，倒是李白受屈赋的影响更深一些。这个情况前人早就看出来了。宋人曾季貍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明人胡应麟也说：“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而黄庭坚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这也就是说，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神实质。而《楚辞》中为杜甫所继承的那种深沉的忧世精神应当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对于贾谊，杜甫也同样怀有深挚的敬意。当然，杜甫很重视这位前辈的文学才能和政治才能，“气劘屈贾垒”、“贾傅才未有”等诗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真正在杜甫心中引起共鸣的还是贾谊那颗居安思危的忧世之心：“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真可谓“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与屈骚、贾赋一样，深沉的忧患感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用“沉郁顿挫”四字来形容杜诗的风格，是人们所一致同意的。尽管这原是杜甫对他中年以前的作品的“夫子自道”，尽管后人所说的作为杜诗总体风格的“沉郁顿挫”中包含着许多艺术方面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和它形成的基础。终杜甫的一生，除了“裘马颇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的确，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忧端齐终南”、“多忧增内伤”、“独立万端忧”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愁”的老人吗！　　

　　 杜诗中的忧患感的内涵是十分深广的。诗人身遭丧乱，穷愁潦倒，当然不能不为自己及其亲友担忧。“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这是杜甫为他自己的前途而忧虑。“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这是杜甫为他全家的生计而忧虑。“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这是杜甫为获罪远滴的朋友的安危而忧虑。这类忧患感显然是和上文中曾提到的“悲士不遇”和“忧生之嗟”的古老主题一脉相承的。杜诗中屡次提起阮籍：“苍茫步兵哭”、“途穷那免哭”，说明杜甫虽然不像阮籍那样时时受到杀身之祸的威胁，但对于这位前代诗人的途穷之痛是深有会心的。然而，如果杜甫的忧患感仅仅限于这些内容，那么他的作品虽然也会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却难以逾越曹、阮诸家已经达到的深度。杜甫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他说：“舌存耻作穷途哭。”又说：“至今阮籍辈，熟醉为身谋。”诗人已经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了远为广阔的现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名篇固不必说，即使在那些似乎与朝政时事无关的题目中，其忧国忧民之情也是时时有所流露的。例如在饮酒时，他写道：“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送别时，他写道：“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在题画时，他想到“时危惨淡来悲风”；在观舞时，他想到“风尘澒洞昏王室”；咏月则云“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咏雨则云“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确如宋人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与曹、阮等人的诗歌相比，忧国忧民的杜诗无疑包蕴了更为深广的忧患感。　　

　　 与屈原、贾谊一样，杜甫对于国家、人民也具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他早年未入仕途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到晚年飘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正因为他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每每以古代的社稷之臣自命：“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对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更是无限深情地再三吟咏，他是多么希望能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援救苍生！当他在肃宗朝中任拾遗之职时，固然时时不忘谏臣之责：“虽乏谏净姿，恐君有遗失。”而当他远离朝廷之后，也始终“魏阙尚含情。”他明明知道朝廷根本不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却常常情不自禁地对军国大事表示看法，甚至提出具体的措施：“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痰”。当严武入朝时，杜甫希望他：“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当韦讽到阆州去作地方官时，杜甫鼓励他：“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蜀将花惊定恃功跋扈，杜甫委婉地讽谕他：“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东川留后章彝拥兵自重，杜甫严肃地规劝他：“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他遭遇到“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想到的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处境中希望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的一生，可说是穷愁潦倒了，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他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甘愿用他的满腔心血去喂养象征着国家太平的凤凰，这是何等的胸襟！在杜甫笔下出现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贤臣，“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的战士，乃至“下愍百鸟在罗网”的“朱凤”和“急难心炯然”的“义鹊”，其实都是诗人的自我画像。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地方。　

（四）　　

　　 屈原生前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在他自沉五十年之后，楚国果然被秦国并吞了。贾谊生前虽未得重用，但后来“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他所为之痛哭流涕的祸萌终于被朝廷逐一消灭，汉王朝由“文景之治”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代。而杜甫则亲身经历了他所忧惧的巨大灾难，亲眼看到了唐帝国从极盛转入衰微。也就是说，屈原、贾谊、杜甫三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其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也不一致。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贾谊遭到绛、灌之属的谗毁，杜甫则除了谏房馆一事引起肃宗大怒之外，根本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这样，他们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贾谊则说：“国其莫我知，子独壹郁其谁语？”杜甫也说：“众宾皆醉我独醒。”又说：“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地不是由于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所以要抗拒这种孤独感，仅靠对自己的天赋和操守的孤芳自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屈、贾之赋和杜甫之诗，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虽然其强度和影响并不完全等同。　　

　　 所以，古代文学中不同内涵的忧患感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有量的差异，而且在精神上有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诗人的忧患感是否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融为一体。如果缺乏责任感，那么当沉重的忧患感压上心头时，有什么精神力量可以抵抗它呢？这样，即使是正直善良的人也只能佯狂避世，全身远害，就像庄子那样“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或像阮籍那样“不与世事”，“口不臧否人物”。如果对国家、人民怀有责任感，那么忧患感与责任感就会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因为怀有责任感的人们更容易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祸萌，从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患感。而当他们具有深广的忧患感之后，他们就更强烈地希望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这样，本来是低沉压抑的忧患感就会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撑着屈原、贾谊和杜甫，使他们在国家和个人的双重苦难的压迫下仍能岿然挺立，百折不挠地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宁可以身殉志也不肯退避半步。正由于此，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感虽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它只能给读者带来压抑和绝望，而屈赋、杜诗中的忧患感却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前者诉说着一个正直的灵魂被浊世的重压所摧毁，后者却宣告了理性和道德对于黑暗现实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自沉泪罗的屈原、痛哭流涕的贾生和穷愁奔走的杜甫在后人心目中决非是以失败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他们的作品对于后代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屈原和杜甫那些崇高壮丽的代表作，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千百万人为祖国和人民而奋斗、牺牲，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在屈骚和杜诗中所蕴涵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有积极性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者。

扬之水

除了对于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

扬之水

杜甫《留花门》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
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
修德使其来，羁糜固不绝。
何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

扬之水

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生活感受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于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预感体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宁可说那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

扬之水

孔、墨等学派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要努力挽救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老、庄等学派则缺乏这种责任感，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只想用避世的方式来摆脱忧患感这种沉重负担。　

扬之水

儒家的忧患感是和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儒家思想家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孟等人都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扬之水

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反映了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扬之水

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神实质。而《楚辞》中为杜甫所继承的那种深沉的忧世精神应当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扬之水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
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扬之水

古代文学中不同内涵的忧患感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有量的差异，而且在精神上有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诗人的忧患感是否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融为一体。如果缺乏责任感，那么当沉重的忧患感压上心头时，有什么精神力量可以抵抗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