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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游、杨万里的诗学歧异 提要：陆游与杨万里均为南宋重要诗人，但后人对其诗名之大小及人品之高低颇多争议，其中多有不实之词，关于陆游人品的讥议则多属误解。二人之诗学思想均出儒家，然杨万里从理学家的角度阐释儒家诗论，颇有食古不化倾向，陆游则将儒学精神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二人均重视客观环境对诗人灵感的作用，然杨万里更重视自然之触动，作诗也多咏景物；陆游则重视社会生活之激发，作诗多关注社会现实。二人均自称诗风曾发生突变，然杨万里之诗风转变实为循序渐进之量变，陆游则受到军营生活的激发而悟入雄豪的风格境界。 在南宋诗坛上，陆游与杨万里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后人并论陆、杨，往往意在褒贬，扬此抑彼之间，遂难免偏颇。比如陆、杨在当时诗坛上均享盛名，时人褒扬陆、杨之语，不知凡几。褒扬陆游者如姜特立《应致远谒放翁》：“呜呼断弦谁续髓？风雅道丧骚人死。三山先生真若人，独将诗坛壁孤垒。”周必大《次韵赵务观送行二首》之二：“议论今谁及，词章更可宗。”楼钥《谢陆伯业通判示淮西小稿》：“四海诗名老放翁。”赵蕃《呈陆严州二首》之一：“一代诗盟孰主张……可不一登君子堂！”苏泂《三山放翁先生生朝以筇竹杖为寿一首》：“声名固自盖天下。”戴复古《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刘克庄《题放翁像二首》之一：“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褒扬杨万里者如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项安世《又用韵酬赠潘杨二首》之二：“四海诚斋独霸诗。”王迈《山中读诚斋诗》：“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袁说友《和杨诚斋韵谢惠南海集三首》：“四海声名今大手，万人辟易几降旗。”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执诗坛之牛耳。”细味上述言语，都是对陆、杨诗名的赞美，并无轩铚。可是有论者却举上引姜特立诸人称扬杨万里之语来证明杨万里在当时的诗名胜于陆游，并说：“注意，南宋一代似乎还没有人将陆游的名字摆在杨万里之上，更没有称陆游‘四海独霸’之类的话。除了赵蕃、苏泂等人评语眼高之外，有地位影响的评论家如周必大、刘克庄等人说话都有保留。”其实“四海独霸”不过是个比喻的说法，与“声名固自盖天下”等句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且如姜特立既称陆游“独将诗坛壁孤垒”，又称杨万里“今日诗坛谁是主”，两者又有什么高下之分？至于说“有地位影响的评论家”，在南宋首推朱熹。朱熹与陆、杨二人相交皆笃，但他仅说过：“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又说：“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对杨万里之诗则未置一辞。难道这就足以证明陆游的诗名胜于杨万里吗？ 除了诗名高低之外，陆、杨的人品也是后人集中评说的一个话题。对于杨万里的人品，后人似乎是同声赞扬，不必缕述。对于陆游的人品，则颇有讥议。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评价有一个交叉点，就是陆游为韩侂胄作《南园记》之事。四库馆臣为杨万里《诚斋集》所撰提要中的议论最具有代表性：“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万里及陆游最富。游晚年隳节，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得除从官。万里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句。罗大经《鹤林玉露》尝记其事。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倜乎远矣！”言之凿凿，实为捕风系影之谈，于北山的《陆游年谱》、邱鸣皋的《陆游评传》对此均有详实的考辨。为免词费，我们综合二家之论作一简单说明。首先，陆游的《南园记》以及同样是为韩侂胄所撰的《阅古泉记》原文具在，正如于北山所云：“无非描叙山林泉石之奇，宴饮游观之盛，并未溢出一般游记之范围；且期之以‘许闲’、‘归耕’，微讽私悰，更昭昭在人心目，亦何‘隳节’之可言！”其次，韩侂胄其人，虽有独擅朝政及排斥异己等劣迹，但并非十恶不赦之窃国巨奸，当其主持准备开禧北伐之时，辛弃疾等爱国将领都甚感兴奋，一向力主抗金复国的陆游为何一定要拒之于千里之外？其三，所谓杨万里“寄诗规之”的《寄陆务观》一诗，作于绍熙五年(1194)，下距陆游作《南园记》之庆元六年(1200)或七年，尚有六七年之久，杨万里不应未卜先知。其四，常被后人用来对比并贬低陆游的杨万里坚拒为韩侂胄作《南园记》以及杨万里闻知韩氏北伐之消息忧愤而卒等事，虽见于《宋史》及《续资治通鉴》，其实皆本于杨万里之子杨长孺于韩侂胄身败名裂后上献朝廷之“私家记载”，并非实录，不能用作贬低陆游的史料。事实上，陆、杨二人虽然晚年出处态度有异，但人品俱无可议之处，于北山的《陆游年谱》与《杨万里年谱》记二人事迹甚详，班班可考。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始专朝政。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北伐失利，次年被杀。在这十年之间，陆游于嘉泰二年(1202)被召为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次年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毕，即请求致仕返回山阴，此后至死未曾入朝。嘉泰四年(1204)，陆游获封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虚封)。开禧三年(1207)，又获封渭南伯、食邑八百户。杨万里则于绍熙三年(1192)就已辞职归隐，其直接原因是得罪了丞相留正与吏部尚书赵汝愚(二人皆为韩侂胄之政敌)，当时韩侂胄尚未专权。及至韩氏专权之后，杨万里虽一再请求致仕，却直至庆元五年(1199)方得获准，其间且于庆元四年(1198)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于嘉泰四年晋封庐陵郡侯、食邑一千户，至开禧二年即杨万里去世当年，尚获封宝谟阁学士，赐衣带鞍马。相比而言，杨万里在韩侂胄专权时期从朝廷得到的待遇并不低于陆游，我们固然不能因此而指责杨万里，但又怎能称赞杨万里如何痛恨韩侂胄并从而讥刺陆游之人品呢？ 上述两点本来与本文的主旨无关，但是人们在评价陆、杨二人之异同时往往会受其影响，以至于出奴入主，难得公允，故需略作说明。下文将集中探讨陆、杨二人在诗学上的歧异，不再枝蔓。 从表面上看，陆游与杨万里的诗学思想都立足于儒家诗论，其实却有相当显著的歧异。杨万里身为著名理学家，曾遍论六经，其中有《诗论》一篇曰：“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则不善亦可导乎圣人之徐，于是变而为迫。非乐于迫也，欲不变而不得也。迫之者，矫之也，是故有诗焉。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又曰：“盖天下之至情，矫生于愧，愧生于众，愧非议则安，议非众则私。安则不愧其愧，私则反议其议。圣人不使天下不愧其愧，反议其议也。于是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则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矣。此诗之教也。”这是对儒家诗论中关于“美刺”也即诗歌社会教化功能之观念的沿袭与强化，不过汉儒论及“美刺”时是以“美”为主、以“刺”为辅，杨万里则变而以“刺”为主。今人或以为“杨万里则大力提倡‘下以风刺上’的批评，企图借助诗歌文学的特殊功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批评”，此话当然不错，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以下两点：一是儒家诗学原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在“美刺”之外，儒家也重视诗歌的抒情述志、泄导情绪等作用。杨万里主张的“下以风刺上”仅相当于孔子所云“兴、观、群、怨”中的一个“怨”字，也就是仅在儒家诗学中择取一端以立论，未免偏颇。二是杨万里所倡导的“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只是上古时代《国风》《小雅》之类“集体创作”的诗歌才可能具备的社会功能。作为理学家的杨万里在以《诗经》为论说对象的《诗论》中这样说，当然并无不妥。但在诗歌创作早已成为个体行为的南宋诗坛，此种议论可谓食古不化，无的放矢。 有论者认为“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的确努力实践上述的理论纲领”，这种观点缺乏事实支撑。杨万里诗中对于南宋强敌压境、朝廷屈辱求和的社会现实是有所反映的，例如《初入淮河四绝句》之哀痛国土沦丧、恢复无望；《过扬子江二首》之讥刺苟安求和、有失国体；《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之批判秦桧弄权误国，均为南宋爱国主义诗歌中的佳作。但是在现存作品总数达到四千二百多首的杨万里诗中，此类例子实属凤毛麟角，以至于凡是想在诗歌思想内容方面赞扬杨万里的论者，所能举出的例证总是包括上引诸诗在内的一二十首作品。至于南宋的其他社会弊病，特别是君臣之昏庸、朝政之阙失等黑暗面，杨万里诗中基本没有涉及，所以张瑞君在其《杨万里评传》第二章中专设“寓意深刻的政治诗”一节，虽举出八首作品作为例证，却难惬人意。比如该书引《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之二：“青天如水月如空，月色天容一皎中。若遣桂华生塞了，妲娥无殿兔无宫。”且解曰：“第二首以妲娥、玉兔隐喻南宋统治者，微语讽刺，言南宋有被金人消灭的危险。诗人忧心忡忡，担心国运但出语曲折，耐人寻味。”这样的解说似属过度阐释。张著所以会有如此失误，根本原因是杨万里诗中实在缺乏合适的例证。从绍熙三年(1192)归隐到开禧二年逝世，杨万里的十五载晚年生活基本上都在韩侂胄专政时期。其子杨长孺《请谥状》云：“先臣万里历事四朝，遭逢若此，每思报国，念念不忘。自奸臣韩侂胄窃弄陛下威福之柄，专恣狂悖，有无君之心。先臣万里，常愤怒不平。既而侂胄平章军国事，先臣万里惊叹忧惧，以至得疾。”今检杨集，此十五年之诗作结集为《退休集》，共存诗七百二十首。诚如于北山所言：“诚斋晚年诗作，多见饮酒赏花，怡情适性，孤芳自赏，引退炫高，及于朝政时事者绝少。”试举其绝笔诗《端午病中止酒》为例：“病里无聊费扫除，节中不饮更愁予。偶然一读香山集，不但无愁病亦无。”是诗作于开禧二年五月初五。据杨长孺所言，两天之后，杨士元“五月七日来访先臣万里。方坐未定，遽言及邸报中所报侂胄用兵事。先臣万里失声恸哭，谓奸臣妄作，一至于此，流涕长太息者久之”。如杨长孺所言属实，则此时杨万里对韩侂胄兴兵北伐之事深恶痛绝。今检《宋史》，韩侂胄定议伐金事在嘉泰四年正月。至开禧元年(1205)四月，武学生华岳上书谏止用兵且乞斩侂胄。同年五月，金主闻知宋朝将用兵且为之备。开禧二年四五月间，宋军已收复新息、虹县等地，五月七日方下诏伐金。所谓“邸报中所报侂胄用兵事”，当指下诏伐金而言。但对于用兵之议，杨万里应早已知晓。今观其《端午病中止酒》诗，心态平静，全无“愤怒不平”之痕迹。《退休集》中的其他诗作，也大体如此。对此，我们只能有两种合理的推测：一是杨长孺所言之“愤怒不平”“惊叹忧惧”出于虚构或夸张；二是杨万里根本不想用诗歌写作来实行“下以风刺上”。无论如何，杨万里关于“下以风刺上”的诗学主张并未付诸实践，它的意义仅仅存在于理学家的理论言说之中。 陆游的情况有所不同。陆游虽然也被后人列入《宋元学案》，且与杨万里同属于“武夷学案”和“赵张诸儒学案”，但事实上陆游与这些学案的关系相当松懈，他在当时并不以理学家著称。不但如此，陆游对南宋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学风深为不满，他在《唐虞》一诗中讥讽那些自诩独得千年不传之秘而实际上偏离儒学传统的理学家说：“大道岂容私学裂，专门常怪世儒非。”陆游没有写过像杨万里《诗论》那样的理学专论，但他服膺、崇尚儒家诗论。从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论到汉儒的《诗大序》，陆游都是心领神会、念兹在兹，所以陆游对儒家诗学的把握是从整体上着眼的。他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盖诗之兴本如是。”又说：“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这些言论强调诗歌最重要的本质是抒泄内心郁积的悲愤之情，并指出诗歌最重要的功能是用强烈的情感内蕴感动读者，使读者或叹息流涕，或悠然意消，也即获得心灵的默契或震撼。在此基础上，陆游对儒家关于诗歌功能的思想也是从整体着眼的，他为友人诗集作序云：“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丈夫盖棺事始定。君子之学，尧舜其君民，余之所望于朋友也。娱悲舒忧，为风为骚而已，岂余之所望于朋友哉！'”“尧舜其君民”一语，意义重大。它一方面是对孔子论诗歌功能时所云“远之事君”之言的深刻领悟；另一方面是对杜甫“致君尧舜上”之人生理想的拓展、延伸。在南宋小朝廷苟安一隅、朝野士气萎靡不振的时代背景中，陆游此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表面上看，陆游没有像杨万里那样强调“下以风刺上”，但事实上陆游对儒家诗学思想的整体性领会中已经包含此种精神，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中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朝政国策的批评都远胜杨万里。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仅以陆游在开禧北伐前后的诗作为例。开禧元年，南宋朝廷紧锣密鼓地准备北伐，年过八旬的陆游作《残年》云：“遣戍虽传说，何时复两京？”又作《客从城中来》云：“客从城中来，相视惨不悦。引杯抚长剑，慨叹胡未灭。我亦为悲愤，共论到明发。向来酣斗时，人情愿少歇。及今数十载，复谓须岁月。诸将尔何心，安坐望旄节？”及开禧二年北伐取得小胜，陆游作《观邸报感怀》慨叹无缘亲预此役：“却看长剑空三叹，上蔡临淮奏捷频。”又作《赛神》欢呼胜利：“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又作《闻西师复华州》希望迁居收复的关中地区：“西师驿上破番书，鄠杜真成可卜居。”又作《记梦》记录梦中参加北伐之事：“征行忽入夜来梦，意气尚如少年时。”应该指出的是，陆游支持北伐是他一贯的政治主张，与韩侂胄的决策并无因果关系，所以当开禧三年宋军北伐不利，吴曦叛宋被平，和议复兴，并导致韩侂胄被杀后，陆游作《书感》表示对韩侂胄定策北伐的支持：“一是端能服万人，施行自足扫胡尘。”又作《雨晴》表示对和议的担忧：“淮浦戎初遁，兴州盗甫平。为邦要持重，恐复议消兵。”又作《书文稿后》哀叹韩侂胄的悲惨下场：“上蔡牵黄犬，丹徒作布衣。苦言谁解听，临祸始知非。”上引陆诗是否像今人所谓“好谈匡救之略”的“官腔”呢？非也。试看作于开禧三年之秋的《观诸将除书》：“百炼刚非绕指柔，貂蝉要是出兜鍪。得官若使皆齐虏，对泣何疑效楚囚。”“齐虏”乃用汉初齐人刘敬之典，因谏止刘邦阻击匈奴，刘邦骂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邱鸣皋说：“陆游此诗语重意切，振聋发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廷任命将领的弊端，特别是预言这次北伐无疑将是一个失败的结局。”并举出多个实例，然后说：“这些事实，皆可证明陆游《观诸将除书》中的指斥是正确的、有先见之明的。这些将领们不是百炼钢，而是韩侂胄的‘绕指柔’，他们头上的‘貂蝉’不是用兜鍪换取的，而是靠吹牛拍马，即如汉高帝所说的‘以口舌得官’。”这个分析非常准确。可见，陆游对开禧北伐既感兴奋，又有忧虑，对于一位久居乡村、年至耄耋的诗人来说，这真是难能可贵。这说明陆游始终用诗歌作为指责时弊、批评政治的工具，这是对儒家诗论“下以风刺上”之精神的真正继承。 杨万里论诗，格外重视外部环境的触发作用，他说：“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焉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也？天也。斯之谓兴。”论者解曰：“所谓‘物’，不仅指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禽兽鱼虫，更重要的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人和事。而且，即使是自然景物，在诗中也实际是人化的自然——同样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客观之‘物’，即现实生活矛盾斗争的刺激，是引发诗人创作激情爆发的第一推动力。”表面上归纳得十分周全，但是“所谓‘物’”云云，实为以偏概全，因为杨万里明明说“是物、是事”，“是物”即指论者所谓“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禽兽鱼虫”，“是事”才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人和事”，丁是丁卯是卯，不可混为一谈。作为一个重视“下以风刺上”的理学家，杨万里当然不会忽视诗歌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他相当重视人生遭遇尤其是苦难人生对诗歌的激发作用，他曾高度评价远谪南荒对胡铨诗歌的重大影响：“其为诗盖自牴斥时宰，谪置岭海，愁狖酸骨，饥蛟血牙，风呻雨喟，涛谲波诡，有非人间世之所堪耐者，宜芥于心而反昌其诗，视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他甚至认为李白长流夜郎、苏轼贬谪惠州的人生经历是天公诱发其诗歌灵感的有意安排：“诗人自古例迁谪，苏李夜郎并惠州。人言造物困嘲弄，故遣各拾一处囚。不知天公爱佳句，曲与诗人为地头。诗人眼底高四海，万象不足供诗愁。帝将湖海赐汤沐，堇堇可以当冥搜。却令玉堂挥翰手，为提椽笔判罗浮。”上引二例或可视为杨万里对于“是事”的具体阐释，但是无庸讳言，此种言论在杨万里的诗论中仅是偶一见之。杨万里更加重视、反复论说的诗歌源泉则是“是物”，也即由山水景物与草木虫鱼构成的大自然。其《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云：“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寒食雨中同舍约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云：“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欲将数句了天竺，天竺前头更有诗。”《送文黼叔主簿之官松溪》云：“此行诗句何须觅，满路春山总是题。”《丰山小憩》云：“江山岂无意，邀我觅新诗。”《答章汉直》云：“雨剩风残忽春暮，花催草唤又诗成。”《戏笔》云：“我诗只道更无题，物物秋来总是诗。”不胜枚举。 陆游论诗，同样重视外部环境对诗歌的触发作用，他说：“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异……若夫将使之阐道德之原，发天地之秘，放而及于鸟兽虫鱼草木之情，则畀之才亦必雄浑卓荦，穷幽极微，又畀以远游穷处，排摈斥疏，使之磨砻龃龉，濒于寒饿，以大发其藏。”这与杨万里兼重“是物、是事”的观点如出一辙。同样，陆游也非常重视“是物”即山川风物对诗歌的激发作用，其《初冬》云：“病衰自怪诗情尽，造物撩人乃尔奇！”《舟中作》云：“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题萧彦毓诗卷后》云：“君诗妙处吾能识，都在山程水驿中。”《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日稿有感》云：“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然而，陆游更重视的却是社会环境也即诗人的人生遭际对诗歌的激发感兴，我们在上文已有所论证。更明显的例证如其《感兴》云：“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鳞。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诗中虽然说到“山川”和“万里行”，但重点显然不在山川风景而在险艰备尝的人生经历。其《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又云：“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山川寂寞客子迷，草木摇落壮士悲。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夜归沙头雨如注，北风吹船横半渡。亦知此老愤未平，万窍争号泄悲怒。”诗中虽然说到“山川”和“草木”，但重点显然在于杜甫对国步艰难和个人不幸的强烈愤慨。正因如此，当陆、杨二人说到自然景物对诗歌的感兴作用时，往往有扬此抑彼之异。杨万里《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云：“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晓行东园》云：“好诗排闼来寻我，一字何曾撚白须！”强调的是外物对诗人的引导作用。陆游《秋思》则云：“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过灵石三峰》云：“拔地青苍五千仞，劳渠蟠屈小诗中。”强调的是诗人对外物的掌控运用。 陆、杨二人的创作实践也显示出同样的歧异。杨万里作诗时不但师法自然，而且常将自然写成具有生命、充满灵性的主人翁。例如《彦通叔祖约游云山寺》：“风亦恐吾愁寺远，殷勤隔雨送钟声。”《晚望二首》之一：“夕阳不管西山暗，只照东山八九棱。”之二：“万松不掩一枫丹，烟怕山狂约住山。”《玉山道中》：“青山自负无尘色，尽日殷勤照碧溪。”《岭云》：“天女似怜山骨瘦，为缝雾縠作春衫。”陆游虽也喜爱山水，但他吟咏山水时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观照客观景物。例如《杂赋》之五：“骑驴太华三峰雪，鼓棹钱塘八月涛。”《秋思》之二：“山晴更觉云含态，风定闲看水弄姿。”《阆中作》之二：“莺花日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闲适》：“早曾寄傲风烟表，晚尚钟情水石间。”同样是写行舟看景，杨万里的《夜宿东渚主歌三首》之三云：“天公要饱诗人眼，生愁秋山太枯淡。旋裁蜀锦展吴霞，低低抹在秋山半。须臾红锦作翠纱，机头织出暮归鸦。暮鸦翠纱忽不见，只见澄江净如练。”陆游《初发夷陵》却云：“雷动江边鼓吹雄，百滩过尽失途穷。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俊鹘横飞遥掠岸，大鱼腾出欲凌空。今朝喜处君知否，三丈黄旗舞便风。”前者是以自然为主体，诗人为客体，是自然主动在诗人眼前展示各种美景。后者则相反，诗人对着江山指挥如意，自然仅是诗人抒发主观情志的背景。同样是写大风，杨万里的《檄风伯》本是诗人讨伐自然的戏作，但诗中的大自然却是威武勇猛，尽占主动的优势：“峭壁呀呀虎擘口，恶滩汹汹雷出吼。溯流更着打头风，如撑铁船上牛斗。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陆游的《大风登城》虽亦渲染了狂风之猛烈，但只是用来衬托诗人登城远眺、志在复国的强烈情志：“风从北来不可当，街中横吹人马僵……我独登城望大荒，勇欲为国平河湟。才疏志大不自量，西家东家笑我狂。”同样是纪行诗，杨万里的《惠山云开复合》云：“二年常州不识山，惠山一见开心颜。只嫌雨里不子细，仿佛隔帘青玉鬟。天风忽吹白云坼，翡翠屏开倚南极。政缘一雨染山色，未必雨前如此碧。看山未了云复还，云与诗人偏作难。我船自向苏州去，白云稳向山头住。”常州、无锡皆是通都大邑，皆有无数历史遗迹，但诗人的目光只对着青山白云。陆游的《山南行》则云：“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诗中虽也写到平川沃野、麦陇桑畴等自然景物，但全诗的重点显然是风土人情与历史遗迹，从而充满人文色彩，洋溢着强烈的主观情志。 在以抒情述志为主要性质的诗歌传统中，杨万里的创作倾向显然是一种创新，从而使其诗呈现新鲜、独特的风貌。陆游的创作倾向则体现出对传统诗学精神的自觉体认和遵循，从而不如杨诗之震眩耳目。但就诗歌史意义而言，二家虽有异同，却并无高下之分。就像一条滚滚东流的江河，歧分九派的支流与奔腾直下的干流都是其组成部分，观水者固应顾及全貌，但无需强作轩轾。 陆、杨二人俱享高年，且至死作诗不辍，他们的创作道路都很漫长。更有意思的是，二人的创作过程中都发生过明显的诗风转变，而且本人对此都有清晰的体认。无论从他们对诗风转变过程的自述还是其作品所呈现的实际变化来看，陆、杨的诗风转变都是我们观察其诗学歧异的重要角度。 陆游一生中重要的诗风转变只有一次，诗人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自述其过程云：“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滿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此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所述之事则发生于二十年前即乾道八年(1172)，也即诗人四十八岁从戎南郑时。杨万里平生诗风多变，宋末的方回甚至说“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杨万里多种诗集的自序云，其诗风转变多达四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见于《诚斋荆溪集序》：“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此序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所述之事则发生于九年之前即淳熙五年，也即诗人五十二岁任常州知州时。从上述引文来看，二人的诗风转变过程非常相似：都是由生活中某种经历的触发，从而在瞬间发生了宛如电光石火般的思维突变，并促使其诗歌创作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但是仔细推敲，二者形同实异，或可说异大于同，它们鲜明地体现了陆、杨二人的诗学歧异。 对于陆、杨二人的诗风转变，笔者曾分别撰文讨论，为避重复，本文只对其歧异之处进行论述。首先，使二者产生转变的触媒不同。陆游虽然自幼向往从军杀敌，但直到从军南郑，才初次接触到紧张、热烈的戎马生涯，特别是初次领略到豪纵奢华的军营生活，打球阅马、纵博痛饮的豪壮举动使他精神激昂、意气风发，而浏漓顿挫的舞姿与急节繁音的乐曲也与雄放诗风有相似的美学倾向，他突然发现最适合自己的诗风倾向是雄浑奔放。杨万里则不同。他四十八岁出知漳州，四十九岁改知常州，均后家待阙，五十一岁那年的五月到常州任，次年年初即“戊戌三朝”就发生了“忽若有悟”的诗风转变。在“戊戌三朝”的前后，杨万里的生活经历并无明显的变化，使他“忽若有悟”的契机不过是“时节赐告，少公事”，也即比较闲适。在他“忽若有悟”之后的创作背景不过是“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这与其从前的生活内容并无多大改变。相对而言，陆游的诗风转变激发于崭新的生活经历，其中的因果关系相当清晰。杨万里的诗风转变或是源于创作经验的积累，他本人的表述则语意朦胧，缺乏清晰的逻辑关系，令人难以捉摸。 其次，陆游的诗风转变在其创作实践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在他从军南郑突然悟得“诗家三昧”之后，陆诗中确实出现了雄浑奔放的风格倾向，主要体现于一系列七言古诗。他四十八岁作《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四十九岁作《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金错刀行》《胡无人》《晓叹》，五十岁作《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涉白马渡慨然有怀》《离堆伏龙祠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江雪山》，五十一岁作《谒诸葛丞相庙》《楼上醉歌》，五十二岁作《中夜闻大雷雨》《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夏夜大醉醒后作》《夜读东京记》，五十三岁作《关山月》《出塞曲》(佩刀一刺山为开)、《战城南》《楼上醉书》《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五十四岁作《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像》《醉中下瞿塘峡中流观石壁飞泉》《冬夜闻雁有感》，五十五岁作《出塞曲》(千骑为一队)、《雨夜不寐观壁间所张魏郑公砥柱铭》《弋阳道中遇大雪》，五十六岁作《拟岘台观雪》《醉中怀江湖旧游偶作短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正是这些雄浑壮丽、豪宕奔放的七古奠定了陆游诗歌的主导风格。这样的七古在陆游早期作品中没有出现过，却如此集中地涌现在他“诗家三昧忽见前”之后的数年间，这有力地证明其言不虚。 杨万里的诗风转变也留下了痕迹，但远不如陆诗那般清晰。大体言之，杨万里在“戊戌三朝”之后的创作有两点重要的新气象：一是更加注重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对自然的直接感知力也有所提升。二是诗风更加生动活泼，且多谐趣。这二者的主要载体便是七言绝句，所以杨万里在“戊戌三朝”以后的作品中七言绝句的比重明显增加。杨万里此前十一年的诗作集为《江湖集》，共收诗735首，其中七绝311首，所占比重为42%。此后五年间的作品结集为《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共收作品1087首，其中七绝714首，所占比重为65%，提升幅度较大。杨万里诗风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许多体现着上述风格倾向的七绝代表作都作于“戊戌三朝”也即杨万里五十二岁之前。例如《过百家渡四绝句》作于三十七岁，《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作于四十岁，《都下无忧馆小楼春尽旅怀二首》作于四十一岁，《夏夜追凉》作于四十二岁，《小池》作于五十岁等等。这说明杨万里诗风的转变实为一个渐变过程，从五十一岁到五十六岁的五六年间则是这个过程中比较关键的环节。杨万里六十一岁为《诚斋荆溪集》作序时回顾往事，把发生于五十二岁“戊戌三朝”偶得灵感的情况说成一次颇带神秘色彩的诗风突变，此说非常引人注目，其实是不无夸张的。 总之，陆游与杨万里当时齐名，彼此之间也互相推重，但其诗学观念与创作倾向都相差甚大，这是南宋诗坛复杂局面的典型事例，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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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9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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