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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诗坛上的韩潮柳江 韩愈和柳宗元是中唐的古文名家，晚唐杜牧有诗云：“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揣其语气，每句各述一种文体，李、杜乃指诗而言，韩、柳当指古文而言。及至北宋，在复古思潮的鼓荡下，韩、柳古文大受推崇。宋初穆修云：“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这种看法也曾受到质疑，例如欧阳修就说：“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他甚至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然而多数北宋学人认可韩、柳并称的说法，王安石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到了南北宋之际，汪藻以确凿无疑的语气说：“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韩、柳而已。”可见此时韩、柳并称已成定论。韩、柳虽然齐名，但其古文的风格显然有别，故世人对其异同多有论述，其中以元人李涂的说法最为生动：“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后人经常引述此语，但也时有修正，例如明人杨慎指出：“余谓此评极当，但谓‘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明末的吴伟业又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从此以后，“韩潮”“苏海”的说法深入人心，清初孔尚任在《桃花扇》传奇中写到侯方域自称：“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查慎行则有“班香宋艳才相嬗，苏海韩潮量校宽”之诗句。“柳如江”的说法虽然未被反复引述，但揆诸文理，也相当准确，可与“韩如潮”“苏如海”相提并论。如果限于古文的范围，则“韩潮柳江”可称确论。然而韩、柳也是中唐的重要诗人，如果单论其诗歌成就及风格，我们也能采取“韩潮柳江”的说法吗？ 韩愈与柳宗元，都是中唐的重要诗人。韩愈在中唐诗坛上与孟郊齐名，孟郊有句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涛”之含义，与“潮”相近。柳宗元生前，文名震耀，而诗名不著，当时无论及其诗者。至唐末司空图，始将韩、柳两家之诗相提并论，其评韩诗曰：“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对韩诗气势之雄伟赞叹不已。又评柳诗曰：“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虽然肯定柳诗有“深远”的优点，但仍谓柳宗元因享年不永，故其诗未能臻于高境。北宋苏轼则力排旧议，评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又曰：“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韩、柳诗风迥异，很难品其甲乙，故上述两种论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对韩、柳不同诗风的体认。韩诗气势雄豪，又包蕴丰富，像海潮一般排山倒海而来，令人目眩神摇，叹为大观，但未免泥沙俱下，或有失于粗率。柳诗则精深工丽，颇似峡江深流，貌若波澜不惊，实则鱼龙潜藏，读之深永有味。所以若将“韩潮”“柳江”的评语从古文领域移至诗界，也相当准确。试看后人对两家诗风的评语，往往含有此意。例如宋人蔡絛云：“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又云：“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明人刘成德云：“昌黎之诗丰而腴，柳州之诗峭而劲。”这是从两人的总体风格倾向而论，含义略同于“韩潮柳江”。又如张耒云：“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清人薛雪则云：“柳柳州不若韩之变态百出也。使昌黎收敛而为柳州则易，使柳州开拓而为昌黎则难。此无他，意味可学，才气不可学也。”这是专论两家之异同优劣，含义亦近于“韩潮柳江”。施蛰存先生说：“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又指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我们虽不必断言中唐诗的总体成就超过盛唐，但就诗坛风格之多样化而言，中唐确实比盛唐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韩、柳两家都是独树一帜的重要诗人。诗坛上的“韩潮柳江”，其文学史意义并不低于古文领域。 韩愈存诗410首，柳宗元存诗仅164首，不足韩诗之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柳诗的题材基本上恪守传统，作品多属山水纪游、友朋酬赠以及自伤身世等几类。韩诗则不然。宋人张戒云：“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第458页)这不但是对韩诗总体风格的体认，也是对韩诗题材范围的评价。就题材走向而言，韩诗远比柳诗更为广阔，更为丰富。 首先，韩愈的人生阅历比柳宗元更为丰富，进入其创作视野的题材比柳诗更为多样化。韩愈曾亲自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像平定蔡州叛乱、宣抚镇州叛军等，产生于此类活动过程中的韩诗因此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清人黄钺所云：“随晋公伐蔡诸诗，雄秀称题。”的确，像《桃林夜贺晋公》《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等诗，只有身任行军司马并跟随裴度亲临前线的韩愈才能写出如此的英风豪气。例如《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清人施补华评曰：“是刚笔之最佳者。然退之亦不能为第二首，他人亦不能效退之再作一首。”(《岘佣说诗》，《清诗话》，下册，第996页)又如长庆二年(822)，镇州驻军作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是韩愈奉命即行，马不停蹄，途中作《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同样是英风义概，同样是他人无法仿效。为何如此？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这样的写作背景是不可复得的，正如王夫之所云：“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薑斋诗话》卷下，《清诗话》，上册，第9页)柳宗元则不同。他年轻时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三十多岁就参加了王伾、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但半年之后便一蹶不振，从此南谪蛮荒，在蛮烟瘴雨中度过余生。永贞革新宛如一场转瞬即逝的夏日暴雨，少年得志的柳宗元踔厉风发，一心致力于辅时及物，未及留下任何诗作。及至无罪遭谴，只能在《跂乌词》《笼鹰词》等寓言诗中以曲笔一抒愤郁之情，至于像韩诗那样正面反映政治的作品，便只好付诸阙如了。 其次，韩愈性格倔强，意志坚定，宦海浮沉乃至政治迫害都未能使他陷入绝望，也未能损害其诗兴。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此时韩愈年过半百，且从刑部侍郎的高位一下贬至远州刺史，王命急迫，仓促上路。途经蓝关偶遇侄孙韩湘，自忖生还无望，乃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正如近人俞陛云评曰：“昌黎文章气节，震烁有唐。即以此诗论，义烈之气，掷地有声，唐贤集中所绝无仅有也。……志决身歼，百挫无悔，故末句谓瘴江收骨，绝无怨尤。高义英词，可薄云天而铭金石矣。”即使在那些意旨比较隐晦的作品中，韩愈的刚强性格也光芒难掩。例如《泷吏》一诗，详细描述自己途经泷口，与当地小吏有关贬谪潮州的一番问答之词。后人评说此诗，多着眼于其描摹小吏口语及神态之生动真切，其实此诗在诙谐的外表下蕴藏着深沉的思绪，清人查慎行评曰：“通篇以文滑稽，亦《解嘲》《宾戏》之变调耳。特失职之望少，而负慝之意多。”(《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下册，第1118页)众所周知，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借主客对话来抒写内心牢骚的名作，韩愈本人亦曾拟作《进学解》，清人林云铭评曰：“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泷吏》一诗也是如此，全诗72句，竟用50句来缕述泷吏之语，且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泷吏幸灾乐祸的心情，这位小吏对无罪被贬的韩愈毫无同情之心，他不但恶意地极力渲染潮州风土之可怖，而且对韩愈冷嘲热讽、肆意侮弄。诗人的反应则是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始则“不虞卒见困，汗出愧且骇”，终则“叩头谢吏言，始惭今更羞”，而且坦承罪有应得、罚有余辜：“历官二十余，国恩并未酬。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其实正如查慎行所云，此诗滑稽为文，正言反说，所谓“负慝之意多”即泷吏居心之邪恶，实亦暗指朝中针对自己的汹汹朝议；“失职之望少”即诗人并未表露无罪被贬之怨望，实即满腹牢骚尽在不言之中。读罢《泷吏》，一位刚强木直、九死无悔的韩愈如在目前。反观柳宗元，虽然与韩愈同样怀有济世之志，无罪被贬后也不为世屈，但他的性格毕竟不像韩愈那样倔强，所以诗中专写哀怨之情。正如宋人蔡启所云：“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例如名篇《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诚如俞陛云所评：“昌黎《蓝关》诗见忠愤之气，子厚《柳州》诗多哀怨之音。”(《诗境浅说》丙编，第74页)清人黄叔灿解此诗最为精当：“登楼凄寂，望远怀人。芙蓉薜荔，皆增风雨之悲；岭树江流，弥搅回肠之痛。昔日同来，今成离散，蛮乡绝域，犹滞音书，读之令人惨然。”自从屈原以来，抒写贬谪生涯中的忧谗畏讥就是传统的诗歌主题，何况柳诗之情景交融臻于化境，自有极高的价值。但就诗歌题材而言，柳诗毕竟缺少像韩诗那样充溢着英风豪气的一类作品，从而稍显单薄。 韩愈作诗，不像他写古文那样重视作品的社会意义或教化功能。他在三十八岁时向人投赠诗文，即自称：“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正是这种诗学观点导致了韩诗内容的个人化，也即诗歌题材朝着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倾斜。作为古文家的韩愈最关注的是弘扬圣贤之道，而作为诗人的韩愈却最关注个人的生活经历，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材，并予以提炼、升华。例如《寄崔二十六立之》一诗，叙述两人的交往始末，娓娓如道家常，程学恂评曰：“其中若赠彩绯，酬银盏，皆常琐事也。女助悦缡，男守家规，皆常琐情也。正欲使千载下见之，知与崔亲切如此，慨然增友谊之重，则常琐处皆不朽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八，下册，第878页)我们不能肯定韩愈的写作动机究竟如何，但是“常琐处皆不朽也”一句说得极好。其实自从《诗经》以来，最有价值的诗歌就是歌咏平凡生活中的“常琐事”和“常琐情”的。韩愈就是善于在“常琐事”与“常琐情”中发现诗意的杰出诗人。在韩愈心目中，琐细、卑微、平凡的事物与壮伟、崇高、奇特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所以古色斑斓的珍贵文物石鼓固然能激发诗情，一支被人抛弃的短灯檠又何尝不是绝妙的诗材？衡岳庙、岳阳楼那样的天下壮观固然使他叹赏不已，一处无名的荒山古寺又何尝不使他流连忘返？从军平叛、宣抚叛镇固然使他诗兴勃发，秋日黄昏的默然独坐又何尝不使他诗思如潮？正因如此，在韩愈笔下，几乎一切事物都能成为诗材。近人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其实所谓“丑”，往往只是平凡到极点而已。例如江湖垂钓，本是诗家喜爱的高雅题材。柳宗元的《江雪》就是一首恪守传统的名作：“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俞陛云评曰：“空江风雪中，远望则鸟飞不到，近观则四无人踪。而独有扁舟渔父，一竿在手，悠然于严风盛雪间。其天怀之淡定，风趣之静峭，子厚以短歌为之写照。子和《渔父词》所未道之境也。”(《诗境浅说》续编一，第149页)韩愈所写的垂钓诗却大异其趣。例如《独钓四首》，清人方世举评曰：“四诗之中，纤小字太多，一首‘藤角芡盘’，二首‘柳耳蒲芽’，四首‘芡嘴梨腮’，小家伎俩耳。”(《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下册，第1089页)所谓“纤小”，即平凡、琐屑也。唯其如此，韩诗就不像柳诗《江雪》那样清幽雅洁，所以方氏讥之。其实韩诗其一中还有“聊取夸儿女，榆条系从鞍”之句，更是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更加充溢着人间烟火气。柳诗虚构的清幽境界固然可贵，韩诗实写的人间情境又何尝不是诗意盎然？韩愈笔下的垂钓诗还有更加远离清幽雅境的作品，那就是《赠侯喜》：“吾党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钓温水。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髻。是时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起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舒芜先生评曰：“《赠侯喜》所写的，其实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岂止是无景可观，简直是污糟丑陋，令人生厌。岂止是无鱼可钓，简直是无聊无趣，败人意兴。然而此诗表面上事简语浅，其实赋中有兴，很好地寄托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就垂钓题材而言，此诗更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走向，堪称开辟之功。 欧阳修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就题材走向而言，韩诗犹如汹涌而来的海潮，巨至蛟鼍鲸鲵，细至鱼虾螺蛤，无不随潮而来，形成天地间的壮观。海潮当然也裹挟着一些怪奇丑陋之物，乃至泥沙俱下，但这并不损害其整体上的壮大伟丽。明人李东阳指出：“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386页)如果将韩愈在诗歌题材上的开拓置于整个诗歌发展史来考察，其历史贡献可与杜甫和苏轼媲美，自应得到高度的评价。 与韩诗相比，柳诗在题材范围上显得边幅狭小。清人许印芳称柳宗元“诗则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玮”、薛雪称“柳柳州不若韩之变态百出”(《一瓢诗话》，《清诗话》，下册，第711页)，都是指此而言。那么，柳诗在题材上的特点如何呢？从表面上看，柳诗的题材并不单调。例如，《韦道安》叙述义士韦道安的侠义行为，栩栩如生，描写人物的水平接近柳文名篇《段太尉逸事状》。又如《古东门行》述武元衡遇刺事并致以感慨，表明了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再如《平淮夷雅》两首歌颂平定蔡州之役，思想倾向与韩诗《元和圣德诗》基本一致。但是此种例子几乎是单文孤证，不足以证明柳诗题材之多样化。相反，现存柳诗大多作于南谪之后，它们的主题走向基本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柳宗元始谪永州，继贬柳州，都是山水清绝之地，性喜自然的诗人当然会将明山秀水视为最佳的诗材。韩诗中也不乏题咏山水之作，但韩愈所咏的山水散在各地，有的韩诗甚至并未明言所咏者究竟是何地之景，例如名篇《山石》，那座“山石荦确行径微”的荒山究在何处？王元启说在徐州，方世举说在洛阳，王鸿盛又云：“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州，不能定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上册，第145页)柳宗元的山水诗则继承了谢灵运的传统，有些诗在题目中就将游踪交代得一清二楚，例如《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等。有些诗则描写了南方山水特有的地理特征，例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苏轼云：“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可见柳诗写景之真切、精确。不但如此，柳诗还描写了永州、柳州等地特有的风土人情，例如《岭南江行》：“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再如《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虽然诗中流露出浓重的贬谪之愁，但对异乡风俗的描写细腻真切，如同一幅幅风俗画。若将它们与柳诗中的山川风景合而观之，南方的全貌就活色生香地呈现在目前。韩愈虽也两度南谪，但一则来去匆匆，二则无心刻画，韩诗对南方风物的描写远不如柳诗这般亲切生动。人们都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唐代山水游记类古文的重要成就，然而它们仅描写自然风景而不及风土人情。柳宗元的诗歌则从自然与社会两个维度对南方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此类题材虽非柳宗元首创，但其开掘深度则远过前人。 其次，柳宗元在贬谪期间所作的思亲怀友之诗也很值得重视。柳宗元两度南谪，都是与刘禹锡等人同时遭受的集体性政治迫害。他与刘禹锡等人既是宦海风波中同舟共济的密友，又是诗文创作上高山流水的知音，赠答唱酬，多有佳作。例如《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日人近藤元粹评曰：“慷慨凄惋，情景俱穷，直堪陨泪。”此诗与刘禹锡的酬作《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堪称唐代赠答诗中的双璧，它们都是生死交情凝结成的杰作，情文并茂，感人至深。柳诗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它在贬谪和怀人两个题材走向上都堪称典范之作。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韦执谊、凌准、程异八人同日被贬为远州司马，时号“八司马”。十年之后，“八司马”中的韦、凌二人已经去世，程异则此前已被擢用，余下的五人奉诏进京，但刚入长安便遭到又一次政治打击，又于同日被贬为远州刺史。表面看来，五人的官职都从司马升为刺史，但贬地则从原来的永州、虔州、饶州、台州和朗州移至更为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官虽进而地益远”，还朝的希望更加渺茫。当柳宗元登上柳州城楼，远眺风雨迷茫中的异乡风景，怀念音书寂寥的四位密友，其心情是何等的抑郁凄楚！后人对此诗佳评极多，其中以明人廖文炳所解最为确切：“首言登楼远望，海阔连天，愁思与之弥漫，不可纪极也。三、四句惟惊风，故云乱飐；惟细雨，故云斜侵。有风雨萧条、触物兴怀意。至岭树重遮、江流曲转，益重相思之感矣。当时共来百越，意谓易于相见，今反音问疏隔，将何以慰所思哉！”(《柳宗元诗笺释》卷三，第316页)的确，远谪蛮荒带来的委屈，独登荒城引起的孤寂，异乡风物产生的陌生感觉，山重水复触发的迷惘心情，都与连天风雨交织成一片昏暗凄迷的氛围。正是在此种氛围的反衬下，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显得格外深厚沉重，感人至深。 第三，柳诗最为引人注目的题材走向，无疑是贬谪南荒后的自伤身世。迁客逐臣，本易产生忧谗畏讥和去国怀乡的双重愁绪，况且柳宗元的贬期之长、谪地之远皆出乎寻常，宋人葛立方为之再三叹息：“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初得一礼部郎，席不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即至都，乃复不得用。以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复六千，往返殆万里矣。”“呜呼，子厚之穷极矣！观赠李夷简书云：‘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阨。穷踬殒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然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35)柳宗元少负大志，未及牛刀小试即惨遭摧残，远谪蛮荒，终身不复。永州、柳州皆为荒凉瘴疠之地，柳宗元久居其地，身心俱病。受其连累，老母卒于永州，从弟卒于柳州，家破人亡，更增悲痛。跼地蹐天，柳宗元自觉身同囚徒：“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所以虽然唐代诗人身遭贬谪者代不乏人，唐诗中抒写贬谪之悲的佳作也不计其数，但是柳宗元的贬谪诗仍然卓然名家，引人注目。宋人蔡启云：“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酸楚”是一部柳诗的基调，即使其题咏山水和思亲怀友的作品也不例外。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其自伤身世之作。他在《冉溪》一诗中自表心迹：“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壮心销尽，无可奈何，只能以囚徒自居。如此身世，尚复何言？于是柳宗元的贬谪诗便收敛了锋芒，掩藏了愤怒，只剩下哀惋凄切。例如《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远弃甘幽独，谁言值故人？好音怜铩羽，濡沫慰穷鳞。困志情惟旧，相知乐更新。浪游轻费日，醉舞讵伤春。风月欢宁间，星霜分益亲。已将名是患，还用道为邻。机事齐飘瓦，嫌猜比拾尘。高冠余肯赋，长铗子忘贫。晼晚惊移律，睽携忽此辰。开颜时不再，绊足去何因。海上销魂别，天边吊影身。只应西涧水，寂寞但垂纶。”近藤元粹评曰：“辞旨凄惋，怨意自深，是其境遇使然也。”(《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155页)然而细味全诗，仍觉怨而不怒，并不像韩诗那样剑拔弩张。更其甚者，则索性将哀怨之情深藏于字里行间，外表上不露形迹，例如《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顾璘评曰“超逸”(《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139页)，高步瀛评曰“清泠旷远”，其实都被诗人瞒过了。正如柳宗元《对贺者》所云：“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此类柳诗所蕴含的感慨最为深切，犹如高温的火焰反而呈蓝白色而非红色。沈德潜总评柳宗元的永州诸诗云：“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堪称的评。 上述三类柳诗都属于古典诗歌中最为常见的题材，可见柳宗元在题材走向上并无韩愈那样的开辟之功。宋人林光朝云：“韩柳之别则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此喻颇可解颐，但不如以耕种为比喻更加确切。韩愈漫天撒种，即使侵占别人土地也毫不在意。柳宗元则谨守畛畦，然而深耕细作。若将“柳如江”之语移以评其诗，则柳诗颇似峡谷深江，水面上仅见少许漩涡，甚至平稳如镜，其实却是鱼龙潜藏，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如果说韩诗是在水平方向开拓了诗歌的题材走向，那么柳宗元则是对原有的题材范围进行了深度开掘，他的贡献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就诗歌艺术而论，韩、柳两家之诗风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韩诗气势雄伟，炫人眼目；柳诗思虑精切，耐人咀嚼。韩诗波澜壮阔，层出不穷；柳诗波澜不惊，意蕴深厚。韩诗以鸿篇巨制见长，尤擅七言古风；柳诗以短小精悍为长，尤擅短古和律诗。韩诗意象多瑰怪奇特，柳诗意象多清丽雅洁。韩诗善用赋体来叙事或作铺陈排比的描写，柳诗善用比兴来抒写内心的幽约情思。韩诗外扬，柳诗内敛。韩诗博杂，柳诗专精。明人刘成德云：“昌黎之诗丰而腴，柳州之诗峭而劲。”胡应麟则称道“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这两则相当准确的评语，也令人联想到“韩如潮”“柳如江”的说法。下文对两家诗风相异之处略作论述。 韩愈称道孟郊诗风曰“奋猛卷海潦”(《荐士》)，其实正是夫子自道。试读《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新雨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毬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将士奋发，战马奔腾，毬杖闪烁，飘忽迅猛，读来仿佛亲临现场，但觉目眩神迷。其实此诗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描写精确，而且韵脚多变，平仄交替，在艺术上用心良苦，但阅读时很难静心分析，因为一展卷就被其雄豪的气势裹挟而去，只能一气读毕。再读其《贞女峡》：“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全诗仅六句，已将峡江怒涛写得惊心动魄，全凭气势取胜。如果说上述二诗都因题材之特殊而导致气势雄伟，那么再读其《桃源图》。陶渊明的笔下的世外桃源本是一个幽静、安宁的山村，王维笔下的桃源更是远离红尘的静谧仙境，韩诗却别开生面，开头便是一声猛喝：“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接下来交代友人寄赠桃源图，自己作诗咏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作诗题咏桃源图，竟会“波涛入笔”？果然，韩诗中的桃源已与陶、王所写者迥然有别。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王维笔下则是“月明松下房栊静”，韩诗中却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陶、王笔下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和“两岸桃花夹去津”，在韩诗中则是“川原远近蒸红霞”。陶、王笔下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和“峡里谁知有人事”，在韩诗中则是“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陶、王写渔人辞去，仅云“停数日，辞去”和“尘心未尽思乡县”，韩诗中却是“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无处不是变幽雅为壮阔，变优美为壮美。对于这三首桃源诗之异同，前人多有评说。清人张谦宜云：“陶诗他且勿论，即如咏桃源一诗，摩诘之绮丽，昌黎之雄奇，皆不如其浑朴。”程千帆先生则指出：“韩诗描写很少，叙述议论较多，而就其中少量描写来看，其所选取的也是壮丽而非幽美或缥缈的形象，它们是与波澜起伏的叙述、发扬蹈厉的议论相一致的。”在韩愈之前的古诗传统中，桃花源已经定格为一个幽静邃远的境界，但韩愈仍将它写得如此雄奇、壮伟，可见气势雄伟实为韩诗的总体倾向。 相反，柳诗主要以思虑精切取胜。柳诗很少长篇，少量长篇也不像韩诗那般奥衍雄杰，例如《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未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汪森评曰：“使事属对之工，无一懈笔。此程不识之行军也。虽其比拟不无过当之处，然用意则精切矣。”(《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174页)汉将李广善用奇兵，行军时甚至不讲行阵，程不识则行军布阵严守法度，然皆能取胜。韩、柳两家之诗风，正如李广、程不识之用兵。韩诗汪洋恣肆，柳诗则严谨精切。就律诗和绝句而言，显然柳胜于韩。宋人张耒云：“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如‘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之类，当时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明道杂志》，第6页)所举两联见于《梅雨》和《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前者的全文为：“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汪森评曰：“夜猿、晨鸡用事极稳贴入情，更能无字不典切，故佳。素衣意用古翻新，极典极切，此种可为用古之法。”(《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239页)正因用意深切，有些柳诗难得确解，甚至遭人误解。例如《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后人对此诗交口称赞，但对末句则议论纷纷，尤其聚讼于两点。一是荆门和郢这两个地名究有何义，二是句中的“烟”字是否稳妥。先看前者。方回曰：“此乃到柳州后，其弟归汉郢间，作此为别。”孙汝听亦曰：“荆、郢，宗一将游之处。”何焯则曰：“注指荆郢为宗一将游之处，非。”再看后者。宋人周紫芝曰：“此诗可谓妙绝一世。但梦中安能见郢树烟？‘烟’字只当用‘边’字，盖前有‘江边’故耳。不然，当改云：‘欲知此后相思处，望断荆门郢树烟。’如此却是稳当。”(《竹坡诗话》，《历代诗话》，下册，第356页)清人纪昀亦曰：“烟字趁韵。”许印芳则曰：“末句‘烟’字当是‘边’字，因与次句重复，故改之。然或改次句以就末句，或改末句以就次句，皆宜更易词语，方能使两句完好，乃不肯割爱，但改重复之字，牵一‘烟’字凑句，此临文苟且之过也。”何孟春则驳斥周紫芝曰：“此真痴人说梦耳。梦非实事，烟正其梦境模糊，欲见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岂问是耶！固哉高叟之为诗也。”高步瀛亦为柳诗辩护曰：“‘郢树边’太平凡，即不与上同，恐非子厚所用，转不如‘烟’字神远。”(《唐宋诗举要》卷五，下册，第609页)议论纷纷，似皆未中肯綮。只有何焯探骊得珠：“《韩非子》：‘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得相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路即迷。’落句正用其意。承五六来，言柳州梦亦不能到也。”其实这个典故早为诗家习用，南朝沈约的名篇《别范安成》云：“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李善注便引《韩非子》为注。平亭众说，我们认为柳诗的写作背景是宗一即将离开柳州北归京师。柳氏家于长安，在长安有房舍、田产，宗族聚居于斯。其家族墓地在长安南郊的万年县，其母卢氏卒于永州后即归葬万年祖茔，其从弟宗直卒于柳州，宗元将其暂殡于柳，且在《志从父弟宗直殡》中云：“俟吾归，与之俱。”柳宗元本人卒后亦归葬万年。《志从弟宗直殡》中又云“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可见宗直、宗一皆受宗元之牵累而未得入仕，故而依附宗元南下柳州。没有任何史料可证明宗一离开柳州后是“归汉郢间”，合理的推测应是北归长安。“桂岭”“洞庭”一联当是揣想宗一此行的始点和必经之地，或是慨叹自己仍处瘴乡而宗一则远涉江湖。长安与柳州相去近六千里，荆、郢适在半途。故末句双绾彼此，意谓兄弟离别，即使在梦中相思相寻，也会行至半途即迷。故此句不但谓“柳州梦亦不能到也”，也谓“长安梦亦不能到也”。诚如此，则“郢树烟”实乃形容梦境之迷离恍惚，梦魂至此，安能识路？用典如此深稳，意境如此深远，这是柳诗“温丽靖深”风格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韩、柳都是极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而“韩潮”“柳江”既是韩、柳二人的古文风格特征，又是两家诗歌的独特风貌，这为我们深入考察一位文学家在不同文体的创作中是否具有同样风格倾向的问题提供了较好的例证，也为我们充分认识韩、柳二人在中唐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特殊的角度，值得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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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0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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