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3-2-23 11:23 编辑
评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 无论从著作本身所达到的学术水准还是从它们在国际汉学界所获得的声誉来看，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和《盛唐诗》二书都堪称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汉学家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对国外同行的研究工作一向不很注意，这两本书却都已出版了中译本，且得到普遍的重视。为了加强中外学术界之间的交往，并使这种交往成为真正的学术交流，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两本书作一评论。宇文在《盛唐诗》的导言中说：“它以《初唐诗》为基础，所以两本书最好作为姐妹篇一起阅读。”我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认为最好把两本书作为姐妹篇一起评论，从而更好地把握宇文对唐诗的整体观念。 一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唐诗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文学作品，唐诗的一些名篇是他们自幼便耳熟能详的。老师、长辈的口耳传授和通行选本的注释讲解使他们往往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前就对唐诗有了一些先入为主的固定理解，所以当他们阅读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时，首先注意的总是那些新奇的文本解读。我也同样。尽管我在读宇文的书时努力想多注意其总体性论点，但结果却时时让对具体作品的异样解读形成了最初的印象。平心而论，宇文书中对唐诗的解读在西方汉学界中不算是最标新立异的，他对中国历代的传统解读也有较多的认同，但是书中仍然出现了许多我们难以接受的读法，下面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首先是对于字句的理解。 《初唐诗》第76页引王勃诗句“流水抽奇弄”，解曰：“流水正‘萌生’出各种奇异的形状，诗人从这些形状产生了‘抽’的想象“弄”本是乐曲的名称或单位，古乐有名“梅花三弄”者，《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既吹一弄，乃放笛。”把“弄”解作“形状”，没有训诂学上的根据，所以宇文对全句的解读也就是错误的，我认为王勃诗句意谓流水发出奇妙的音乐般的声响。 《初唐诗》第206页引沈佺期《入鬼门关》：“昔传瘴江路，今至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解曰：“第三句不无黑色幽默地巧用了把风景区看成仙境的惯例。在仙境里，隐士由于避免了官场生活的纷争而‘不老’。在南方也是‘无人老’，但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其实“无人老”的意思不是人们都长生不老，而是说人们都短命早死，所以无人能臻于老境，那正是诗人对瘴疠之地的沉痛感受。否则，何以名为“鬼门关”!此诗全文充满恐惧忧愁之意，所谓“黑色幽默”云云，是不合情理的臆测之词。 《初唐诗》第51页引卢照邻《早度分水岭》：“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解曰：“弹冠是成语，意味着去官。据我们对卢照邻生活经历的了解，他此时并未去官。或许他把这次不光彩的贬逐说成去官，或许他确实丢了官，后来为了维持生活才出任县尉的卑职。”宇文把“弹冠”解作“去官”，或许是据《楚辞•渔父》中“新沐者必弹冠”之语，但事实上正相反。“弹冠”意指入仕做官。《汉书》卷七二：“王阳在位，贡公弹冠。”颜师古注：“弹冠者，且入仕也。”后代文人用此典也都取此义，如沈约《郊居赋》：“或辞禄而反耕，或弹冠而来仕。”卢诗中明言“汉吏寇”，必用贡公之典无疑。宇文误解了这个成语，他对诗意的理解以及对卢照邻生平的推测就难免南辕北辙了。 《盛唐诗》第l99页引杜甫《江汉》，后四句是“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解曰：“这是一个奇异的自我象征世界，在老马的形象中达到了顶点。老马就像年老的官员，在其临终时应该给予照顾．而不应放任其不停地漫游。”宇文对“老马”的理解可能源于《韩诗外传》卷八田子方同情被弃老马的故事，但我认为这是用《韩非子•说林》上“老马识途”之典，正如仇注卷二三引周甸之言：“不必取长途，取其智而不取其力。”这种理解才与“落日心犹壮”句相合，而宇文的读法显然与全诗旨意捍格难合。 其次是对于诗意的理解。 《盛唐诗》第182页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主题的微妙延续”说：“诗人希望像后稷和契一样，成为伟大家族的创立者，而后来却是其子的死亡。”我认为这是对“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二句的严重误读。诚然，后稷和契分别是周和商的祖先，但他们自身却是尧、舜时代的大臣。《杜臆》解此二句曰：“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惟此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因为《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杜甫一生服膺儒术，他用《孟子》之语自明其志，表示拯救天下苍生的伟大抱负，这是合情合理的。况且此诗中就有明确的内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黎元”者，忧其饥溺也。通读全诗，杜甫何尝有丝毫要创立“伟大家族”的意思?何况要像稷、契那样成为周、商两个王朝的先祖这种想法，在封建时代绝非为人臣者所敢表示的，更不要说恪守君臣大义的杜甫了。杜诗所以要把《孟子》中的禹、稷改为稷、契，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押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禹自身为君，而契则为臣，故自比稷、契。而且自比为尧舜之臣与同诗中“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二句前后呼应，诗法甚密，正是杜甫的特点。由此可见宇文的分析是根本不合诗意的。 《盛唐诗》第l94页引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解曰：“最后一句引用《论语》卷九，说明‘后生’有可能超过古人。唐代诗人的最高目标是重获古代风格，从而与古人比肩。所以尽管杜甫的观点有经典的证明，但在唐代仍是惊人的提议。而在为庾信和四杰辩白的同时，杜甫也为自己的成就清出了位置。”众所周知，《戏为六绝句》是杜集中歧解最多的一组诗。郭绍虞裒集诸家之解，成《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一书，其中对第一首的歧解便有二十三家之多。然而细核诸家之说，皆以为末句是“反语”、“愤词”、“诘问之言”，没有将它看作杜甫的正面意见的。当然我并不认为在前人的纷纭众说之外不能另创新解，但任何解读都必须以原文为基础，而宇文的解说却是违背原文旨意的。因为此诗首二句极赞庾信，第三句转折，说今人竟嗤点庾信之诗赋(“文章”包括诗赋，“赋”也兼“诗”，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可与此参看)。在这样的上下文背景中，我们怎么可以把末句看成是杜甫的正面观点呢?如照宇文所解，则杜甫是认同今人对庾信诗赋的嗤点的。这样一来，不但此诗立即陷入极端的逻辑混乱，而且杜甫的整个文学思想也就成为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了。因为杜甫既有尊崇前代作家(包括庾信)的大量言论，却又在此处赞同对庾信的嗤点! 上述情况都是对唐诗的误读，它们在宇文书中出现的频率不算太高，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文学史研究是建立在文本释读的基础上的，如果误读了文本，那么一系列归纳、推论的可靠性便很成问题了。已故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汉学，我看并非十分健全。我确信它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历来不喜欢外国语言研究，对文学语言、古典语言和古代语言的兴趣也在下降。这种态度以不同的方式酿成了危害，一是对汉籍的细微处和微妙处缺乏认真的注意。”在我看来，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汉籍的确切含义缺乏认真的求索。虽说这种缺点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有发生，但比较喜欢标新立异的西方同行们更需要有足够的警惕。否则的话，势必会产生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严重后果。 二 除了上节所述的误读之外，另一种失误也影响了宇文通过文本而达到正确的结论，那就是对诗意求解过深而流于穿凿附会。中国的古诗大多言简意赅，阐释则从古就有“诗无达诂”的随意性：所以追求微言大义而失诸深文周纳的弊病在历代的阅读行为中并不罕见。值得赞扬的是，宇文在利用唐诗的旧解时对此持有相当的警惕性，例如他解读陈子昂的《感遇》时就多次抛弃清人陈沆《诗比兴笺》中的穿凿之解。可惜宇文避开了中国学者容易陷入的过于求索诗歌的政治寓意的陷阱，却没有留神西方学者容易陷入的另一类陷阱——对诗歌的字句作过分复杂的推敲，从而殊途同归地导向了穿凿附会。试举数例： 《初唐诗》第l44页引宋之问《陆浑山庄》的中间二联：“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在中国读者看来，这四句诗写幽美静谧之境与悠闲自得之情都很出色，但并无言外曲致。而在宇文眼中，却处处都有深意：颔联中“看”与“采”相掣，“入”与“行”相对；前者被动，后者主动；前者未置身于自然界之中，后者则是人与自然的相互行动(文冗不具引)。“第一句的‘花’第二句的‘药’也发生类似的转变，花传统上象征短暂的美，药草则用来调制长生不老药”，所以是“短暂与永恒的并置关系”，“这样，两句诗中的并置所包含的转变就意味着从自然界的外部进入隐居。”颈联则“表现了从相对自然的行为到真正主动的行为的转变：隐士还需要被问名，而鸟儿却自动告知自己的名。隐士仅说出姓，而鸟儿却主动地、亲密地把名字告诉诗人。”如此解诗，真可谓“细读”(Close Reading)了。然而宋之问诗中果真有如许深意吗?我对此感到十分怀疑，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仿效宇文的做法作出相反的解释：“入”意谓深入自然之中，“行”则是无目的的散漫行为；“看花”是具有超脱性质的审美活动，而“采药”则未脱实际用途的功利目的，所以前一句才意味着真正的隐居。隐士与诗人互相询问，极为亲密，而鸟儿却仅仅是自呼其名，并未有意与诗人交流，等等。 《初唐诗》第l56—159页讨论了初唐的一组咏汉代未央宫的应制诗，宇文说：“赵彦昭以说教的态度开头”，“刘宪似乎为赵彦昭所吸引，对‘霸符’进行了评论”，而“赵彦昭和刘宪的说教似乎激怒了宋之问”，“宋之问在几个方面回答了前二诗”，而“李义将组诗作为整体来评价，似乎企图缓和宋之问咄咄逼人的辩驳”，等等。宇文根据《文苑英华》收录这组诗的次序，认为这就是当时诗人们作诗的先后顺序。可是事实上自南朝至隋唐，人们在宫廷环境中写应制诗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常常把成篇的迟速当作较量诗才的标准，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们曾采用依次出场、轮流写诗的方式，那种方式只有在联句诗的写作中才可能出现。所以宇文的上述论述是与史实不符的。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文苑英华》的编者换了一种次序来编这组诗，宇文又该如何解释呢?况且，即使假定这一组确是依次而作，从诗的文本中也得不出宇文的结论来。为免繁冗，只看宋之问的一首，其末四句为：“乐思回斜日，歌辞继大风。今朝天子贵，不假叔孙通。”宇文认为宋诗谴责了赵彦昭、刘宪二诗的说教：“中宗已经是儒家美德的化身，不需要这一对叔孙通向他提醒道德之正道”，云云。其实叔孙通当年所为只是替汉高祖制定了朝廷礼仪，使得群臣不再敢喧哗失礼，所以高祖说：“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宋诗也无非是称颂中宗已具威仪，不再需要叔孙通为之整顿朝仪，哪里有宇文所说的那么多深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咄咄逼人的辩驳”!所以，宇文所谓“从这一交锋，我们可以看到宫廷文学中围绕儒家道德的某种张力”之结论其实是空中楼阁而已。 类似的穿凿之弊也出现在宇文对唐代诗论的解读中。《盛唐涛》第270页引皎然《诗式》中一段话：“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皎然本意乃谓皇甫冉等大历诗人多居江南，其诗多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故气格卑下。“窃占”云云，实乃戏言，文人狡狯，多有此类。可是宇文却对“窃占”二字郑重视之：“皎然所指控的是都城诗人的侵占行为。可能被窃占的诗歌风景的原来拥有者是东南本地诗人，在这种情况下，皎然将只是述及都城诗人的影响和文化炫耀。但由于这一段落出现于皎然齐梁辩护的背景下，而齐梁诗人在很久前拥有和描写东南山水，故看来皎然可能指的是都城诗人对过去的‘本地诗人’的忽视和排斥，他们蛮横地侵占了齐梁‘本地诗人’的文学风景。”貌似振振有词，其实却是无的放矢。首先，皇甫冉等六人中有三人是江南人，即宇文所谓“东南本地诗人”，他们描写故乡风景，安得谓之“侵占”?其次，皎然指责大历诗人沉溺于吟风弄月，故使诗道凋丧，他们的失误比齐梁诗人更为严重。可见皎然对于“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的诗歌内容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照宇文所解，则皎然是以“青山白云”为齐梁诗之优点，故而指责大历诗人“侵占”之。试问这样的话，文中“何得推过齐梁作者”一语从何而来?“推过”之“过”又系何指?所以我们认为宇文的整段解读都是错误的，其始误之处即在于对“窃占”一词的误读。中国的古人作文常有亦庄亦谐的特点，如果对那些谐谑之语都从正面理解之，则势必导致严重的误解。这正是西方学者容易迷失的误区之一，我愿藉此机会提醒他们对此给予格外的注意。 三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对古代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历史不但是古代文学的发生背景，而且是古代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段。所以历史知识的欠缺不但会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的发生过程、自身性质及社会功用的认识，而且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作品自身的理解。宇文书中就有这方面的失误，兹举数例： 《盛唐诗》第ll5页论述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入永王李璘军队的事迹，说：“玄宗退位之后，肃宗命其弟永王任长江下游地区长官。”同书第151页又说：“新帝肃宗决定将军权分授诸王，高适作为侍御史，激烈反对这一计划。”然而据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天宝十五载(756)七月，马嵬坡事变发生后，太子李亨被军民遮留，玄宗自引人西奔。七月十二日，李亨于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而玄宗当时未知此事，乃于七月十五日在赴蜀途中下制令诸王(包括李亨)分领天下兵马。所以永王领军东下是奉玄宗之命，肃宗则把永王的军事行动视作叛乱而派兵讨伐。宇文的说法是与史实相背的。这一段史实对于我们理解李白、高适的政治态度十分重要。因为李璘引军东下是在至德元年十二月下旬，其时肃宗登基已近半年，李璘不从肃宗令其归蜀之命而擅自东下，明显带有叛乱的性质。李白在此时入李璘幕，至少说明他在政治上是相当糊涂的，但如果李璘是奉肃宗之命东下，那李白的举动就情有可原了。同样，高适到底是反对玄宗还是肃宗的计划，也直接关系到高适对肃宗的态度。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如果把历史事实搞错了，那么对诗人生平及思想的分析也就不可能正确了。 《盛唐诗》第l44页论及唐代进士科举中的诗赋考试问题：“将诗歌作为入仕的资格考试，以及寻找有力支持者的介绍，其基础正是表现的理论。它设想诗歌通过真实表现个人的内在本性，可以使默默无闻的诗人被认识。”为此处所谓“杂文”乃指箴、铭、论、表之类，诗赋试则始于玄宗朝[4]。但朝廷设立诗赋试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仅试策论太“庸浅”，加试杂文(诗赋)则可以测试举子的文化知识和文学写作才能，绝对没有要通过考试诗赋来认识诗人的“内在本性”的意图。况且唐代的“省试诗”保存至今的不在少数，仅《文苑英华》所收的即达十卷之多。原文俱在，斑斑可考。无论从这些诗的题目(如《四时调玉烛》、《金在镕》之类)还是内容都看不出有什么“真实表现个人的内在本性”之可能性。由此可见，宇文的上述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失足之处正在于对史实的误解。 《初唐诗》第l23页引陈子昂《感遇》之二一：“……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宁知山东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宇文对此诗的分析十分新奇：“当时的读者不会不感觉到诗中所写与武后近似的情况。秦昭王的妻子宣后曾设法使她的许多亲戚获得高位，如封其弟魏冉为穰侯。这一情况显然与武后类似，她同样任用了自己的许多亲戚为高官。在宣后的事例中，来自东方的说客范睢游说秦昭王，讽刺了他在诸侯中的宠内名声。秦昭王被激怒，授予范睢权力，控制宣后及其亲戚的滥权。如果假定这首诗写于陈子昂年轻时，那时高宗还在位，有可能控制武后的权力，这样这一比拟就十分完美了。不过，也还可以认为，这首诗是诗人回顾和叹息高宗未能控制武后的权力。”如果宇文的论点能成立，那么不但这首诗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而且陈子昂的生平(其政治态度及与武周之关系)都要彻底改写了。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宇文的上述解说是根本错误的，问题在于他误解了诗中所用的典故。据《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和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穰侯魏冉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的弟弟，当时宣太后与穰侯专秦国之权，故范睢讽刺秦昭王说：“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后来昭王终于废太后、逐穰侯，从而收回了权力。既然宣后并非“秦昭王的妻子”，范睢也没有“讽刺秦昭王的 ‘宠内名声’”，那么宇文所说的“高宗还在位，有可能控制武后的权力”的“比拟”就完全是强加于陈子昂诗的附会之说了。其实，陈子昂反对外戚专权当然是可能的，但说他反对武后专权则是无中生有。陈子昂入仕之初即上表称颂武后“以文母之贤，协轩宫之耀”，当武后称帝后又上《大周受命颂》，他对武后专权是并无异议的。 历史知识的不足还可能影响对唐诗中典故成语的理解，例如《初唐诗》第207页引沈佺期诗句“魂疲山鹤路，心醉跕鸢溪”。宇文认为“‘跕鸢溪’这样的词语可能是当地的地名”，如果他知道这是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坠水中”之典，就不会有如上的误解了。 四 文学史研究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对历史上某个时代繁纷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清理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共性的特征来，二是对不同时代文学之间错综缭乱的关系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演变轨迹乃至发展规律来。这两种研究分别属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性质，但它们需要一种同样的基本手段，即是归纳。如果离开了这一手段，整个文学史也就成为无法予以整体把握的一堆碎片了。从总体上看，宇文的两本书体现了较好的归纳手段，尤长于在不同的诗人身上发现某些共性，从而把握一个诗人群体乃至一代诗坛的风尚。然而我也必须指出：归纳工作很容易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虽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文史研究中的归纳像数学归纳法那样严密到绝无一个例外，但如果归纳所涵盖的事实太少，或与结论相矛盾的例外太多，那么这种归纳的可靠性就可怀疑了。令人遗憾的是，宇文书中的归纳尚未能避免上述错误。 宇文在《盛唐诗》中把王维视为都城诗人的代表，把李白看成是与都城诗坛格格不入的外来者。这样的区分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宇文在论述李白与王维的差异时，却过于草率地试图从两人的作品中归纳出不同的特点来，以至于立论不够周密。例如第108页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以论证“李白与王维相当不同的诗歌教育”，宇文认为：首联“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有严重的毛病：“它打乱了诗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应有的平衡，它不是诗歌开头的恰当方式。任何经过都城训练的诗人都会知道，诗歌应开始于一般景象或点明场合。李诗的‘犬吠’太突然，破坏了全诗的平衡。”“犬吠过于喧闹，如果需要把它写进来，就应该放在中二联属于迹象比喻的地方。”然而我们在王维诗中很容易发现类似的现象：《赠刘蓝田》首联云：“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春夜竹亭赠钱少府归蓝田》首联云：“夜静群动息，时闻隔林犬。”试问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又如第134页论及“与王维不同，李白对感觉外界的过程没有多大兴趣……李白通过独特的行为，通过不同于他人的风姿来表现自我”。然后举李白的两首五绝为例：《夏日山中》：“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可是我们在王维集中难道没有见过此类“个人诗”吗?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样的诗难道不是“通过独特的行为，通过不同于他人的风姿来表现自我”?而且这一类诗难道不是在王维集中更为常见?由此可见，这种仅举少量例证即匆匆推论的归纳是远远不够周密的。 既然通过不周密的归纳而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那么利用这样的结论来进行论断也势必导向谬误。《初唐诗》第l44页有一个例子，宇文说：“对偶变得越复杂，就越需要读者来完成省略的部分，解释隐蔽的联系。对偶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读诗方法．即从景物的相互对应中找出同与异来。”他又利用这个结论来分析上官仪的一联诗“雨霁虹桥晚，花落风台春”：“‘虹桥’一语本身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上官仪所描写的可能是一道似桥的虹，也可能是一座似虹的桥。这一疑问逗留在读者脑中，直到读了‘凤台’一语，才恍然大悟，‘凤台’要求上句所写的是真正的桥。从‘是虹还是桥’到‘是桥’的转换，是一个直观呈现的过程，伴随着对句的主要进程。’”上述推论似乎无懈可击，问题是作为大前提的结论是否可靠呢?我不知道宇文在得出这个结论时经历了怎样的归纳过程，但我知道这个结论是不周密的，因为它不能涵盖所有的唐诗对句。如杜甫的“行李淹吾舅，诛茅问老翁”，若照宇文的逻辑来分析，岂不是“行李”的“李”必是一种植物?又如骆宾王的“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难道能说“玄鬓”是指人的鬓发?事实上唐诗中的对仗手法是变化无穷不拘一格的．即以初唐为例，上官仪首创“六对”、“八对”之说，稍晚的元兢又增设六类，表面上看越来越细密，事实上却增加了对仗的自由度。如“字对”类可以“桂楫”对“荷戈”，“荷”实为动词，字面上则可作为植物与“桂”相对。若照宇文的逻辑，则“荷戈”须解释为“用荷做成的戈”，岂非大谬?所以我认为“雨霁虹桥晚”一句应理解为“向晚雨霁，有虹如桥”，这才堪称“上官体”佳句，如读作真的桥就索然寡味了。宇文所以会误读，缘故在于其大前提未经周密的归纳。 即使是宇文书中颇为人称道的归纳，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夸大了结论的涵盖范围，从而导致了以偏概全，请看两个重要的例子。 《初唐诗》中对初唐宫廷诗的论述是相当出色的，宇文从大量的宫廷诗中归纳出它们的共性，指出宫廷诗在结构上具有“三部式”的特征：“首先是开头部分，通常是两句诗介绍背景。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由描写对偶句组成。最后部分是诗歌的旨意，或是某种愿望、感情的抒发，或是巧妙的构思，或是某种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彩的结论，有时结尾两句仅描写事件的结束。”宇文似乎以此自矜为独得之秘，除了在正文中反复论及外，还专门写了“宫廷诗的语法”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然而真理走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宇文对“三部式”的过分强调即引发了许多错误。首先，所谓“三部式”的结构其实只存在于以五言律诗为载体的部分宫廷诗中，宇文却不恰当地夸大了它的涵盖面，认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诗歌，(虽然不是全部)运用了三部式，在甚至更大的范围里，三部式成为诗歌变化和发展的标准结构”(第137页)。也怀有露才扬己以希邀宠的目的，难道会心甘情愿地遵循一个呆板的结构模式?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虽然初唐宫廷诗人用“三部式”的五律较多，但他们也时时力图突破，例如上官仪的《奉和山夜临秋》、《早春桂林殿应制》，全篇都由“描写对偶句”组成。宋之问《扈从登封告成颂》、沈佺期《驩州南亭夜望》，全篇都是叙事句，一气呵成。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之二、四和苏味道《七月十五夜》都以写景对句开篇。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何曾遵循“三部式”?至于初唐以后的诗人和宫廷之外的诗作，在结构上变化莫测，更不是什么“三部式”所能规范的了。其次，宇文过于迷信“三部式”，他带着这副有色眼镜去观察初唐乃至盛唐诗坛，于是无往而非“三部式”，其实却往往是削足适履，强立名目。例如《初唐诗》第141页说陈子昂《感遇》二十九为“三部式”结构，然而此诗以“藜藿缅纵横”的描写句作结，何尝同于宇文的公式?又如《初唐诗》第241页说张九龄《咏燕》“基本上遵循三部式其实此诗纯以叙事次序为结构层次，岂得谓之“三部式”?再如同书第171页说“三部式”在初唐送别诗中十分明显，并指出有四种“较具普遍性的开头”：说明离别的原因；将出发点与目的地相对；设想旅程的艰难；分别时刻的慰藉。又说“结尾的惯例比开头更不胜枚举。”情况复杂多变如此，几无规律可循，哪里还能说有什么公式存在!旧时中国的一些村塾先生教童蒙学诗，动辄把作品(以律诗为主)分析成“起、承、转、合”四层，千篇一律，僵硬呆板。我觉得宇文关于“三部式”的论述也有类似的缺点。 《盛唐诗》中关于“都城诗人”的论述因立论新颖而颇为学界注目，然而宇文在处理这个课题时同样有归纳过于草率的缺点，以至于到底“都城诗人”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我读了《盛唐诗》后仍然不得要领。首先，“都城诗人”显然不是以地望为标准的，否则的话，在宇文所开具的名单中，只有王昌龄一人可算是真正的“都城诗人”，而且綦毋潜(虔州人)和储光羲(润州人)还正是宇文认为与“都城诗人”相对立的“东南诗人”。可是宇文又认为“外来诗人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例如东南诗人崔国辅长期居住京城，却几乎不和都城诗人来往……体现了东南诗人的自觉姿态”(第55页)。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都城诗人”的地域条件呢?其次，宇文认为都城诗人“所偏爱的主题是寂静和隐逸，所偏爱的诗体是五言律诗”(第55页)，但他同时又指出：“不过这些特征远非一致，都城诗人中也有七言歌行和绝句的著名能手：崔颢、李颀、王昌龄。”又说崔颢“对于雅致的五言隐逸诗几乎全无兴趣”(第63页)。其实李颀、祖咏、王昌龄的主要兴趣也不在于隐逸主题的五言律诗，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都城诗人”的主题走向和诗体倾向呢?所以在我看来，“都城诗人”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原因在于宇文对它作出的界定未经严密的归纳。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中最为鲜活的一个部分，诗歌则比任何艺术门类都更需要独特的个性。当我们试图对众卉争艳的唐诗进行归纳性质的研究时，务必要警惕以偏概全的错误，这是中外的同行们都应注意的。 五 上文所说的都是宇文书中的不足之处，但读者不要误以为我对宇文的唐诗研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恰恰相反，我认为宇文的书虽然有较多的失误，但是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优秀之作，其主要优点有以下三端：一是言论新颖，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乃至具体结论等方面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初唐诗》中对张说其人在唐诗由初转盛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论述，显然弥补了此前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的不足。又如《初唐诗》中对虞世南《蝉》诗与《初学记》中关于蝉的条目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从而清楚地说明了初唐的类书对诗歌的影响，十分精彩。二是宇文在研究中特别注意文学的历时性质。中国学者论述唐诗时一般只是粗略地分成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最多只是再细分成高宗时期、武后时期、玄宗时期等等。而宇文则在尽量对作品进行系年的基础上，把唐诗历程细分为以十年或二三十年为单位的许多阶段，这样的论述当然要细密得多。例如《盛唐诗》中“从七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对于虚构想象的兴趣日益增加”(页120)，“在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唐风格遭到了激烈的矫正”等论述(第8页)，都比那种笼统地称初唐后期、盛唐初期的说法更为精确。而《初唐诗》中“在708年怎样写宫廷诗”译本的《致中国读者》所说：“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他带着这种文学史意识去考察唐诗，看到的就不再是许多孤立的作家作品，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有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不但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得到了新的关照，而且一些远非一流且长期不为人重视的中小诗人(如卢象、吴筠)和一些文学史实(如武后时期高正臣家的一次宴集)也都进入了研究视野，这显然比仅仅注意少数重要诗人的做法更能完整地描摹出唐诗发展的轨迹来。诸如此类的精妙之处在宇文书中尚有不少，只要细读自能领略，不用笔者多说。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唐诗研究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活动。宇文的两本书显示了在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学者在这个学术领域内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准，这是值得重视的。在宇文为我编译的《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所写的序中，他认为“如果想证明在书林中再增添一本西方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译文集确有其理由，那么这本文集必须要呈现一些与我们的中国同行们不同的观点”。《初唐诗》和《盛唐诗》正是这样的两本书，它们不但呈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且贡献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尽管两本书所用的研究手段还是比较传统的，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思维模式毕竟都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色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们理应得到我们中国学者的重视。 我在《神女之探寻》的序中说过：“西方学者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时，较容易产生隔靴搔痒或胶柱鼓瑟的缺点，即使是一些优秀的著作也很难避免。正是这些缺点使中国同行们偶尔浏览西方论著时往往不能终卷即束之高阁，从而忽视了与这些缺点并存的精妙之处。”本文用较多的篇幅评说宇文书中的缺点，除了与宇文所安教授商榷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指出两书的缺点以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领会它们的优点，就像指出一块白璧上的瑕点有助于我们看清它的真正价值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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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3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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