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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别类才情及其诗歌表现
杜甫善诗，其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端涯”，人称“诗史”、“诗圣”与“诗宗”，而“千家注杜”文学现象的形成，更反映出后世对其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度重视。杜甫亦善赋，其《三大礼赋》曾才惊玄宗、名动朝野，他后来所创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五古长篇，实为其早期赋体文学的延伸与变体。“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甫对自己的诗赋才能颇为自信，并先后将它归因于“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等。也许正是因为杜甫的诗赋盛名所掩以及诗人的自我陈述所误，后世文人论及杜甫的卓绝诗艺时，往往习惯于关注其诗歌创作的缘起、师承、流变与拓新，抑或探研其诗歌语言的炼字、炼句与炼格，而对他植根于广阔社会生活土壤的别类才情罕有留意。“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传为太白逸诗的“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一诗，尽管已被洪迈等学者认定为后世好事者伪作，然因此诗出自《唐人本事诗》，却也生动地反映了杜甫留与中晚唐的苦吟诗人形象。事实上，杜甫固然是盛唐诗坛中博学求变的惨淡经营者，但他一身又兼具诗赋之外的多种才艺和爱好，而这种别类才情的融会贯通，反过来又促成了杜甫诗歌艺术的别开生面和异彩纷呈。 杜甫的精通骑射、善鉴良马及其咏马诗歌风貌 唐代初年以科举取士，尤重诗赋；至武则天执政年间开设武举科，武将地位上升。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北边患渐起，轻文右武之风渐成，故此时的文人大都文武兼修，以备文官参赞军幕之用。杜甫年轻时精通骑射，其《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呼鹰皂树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鞅喜，忽如携葛强”；又其在夔州与友人论壮年乐事诗云：“歘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鈚逐狡免，突羽当满月。”杜甫的这两段诗句是对自己二十余岁漫游齐赵期间狩猎生活的回忆，观其诗句中的呼鹰逐兽，飞马纵鞚，弓开满月，弦鸣落鸟，当年的杜甫可谓弓马娴熟，武勇过人，颇具少年儒侠之风。杜甫中年游仕长安期间，因仕途坎坷及生活所困，不再参与骑猎活动，但他的骑射本领，在其“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之类近似民谣的边塞诗作中，仍能偶露峥嵘。天宝十一年（752）秋，杜甫献赋不遇后，曾赋诗明志，意欲归隐杜曲，“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天宝十三年（754）秋，杜甫又在寄陇西李瑀之诗中云：“愿腾六尺马，背若孤征鸿。划见公子面，超然欢笑同。”其骑术射技如潜珠在渊，隐现光芒。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逃离安史叛军占据的长安，奔凤翔唐肃宗行在，所任左拾遗期间，其上朝均骑官马。据杜甫后来回忆，当时是“奉引滥骑沙苑马”，即不管是驯马还是烈马，诗人均能应付裕如，无须挑选。同年闰八月，杜甫于左拾遗任上获假，自凤翔赴鄜州探望寄居在亲友处的妻室儿女，徒步至邠州时，便途拜访了驻城守将李嗣业。李嗣业系当朝戡乱名将，厩有大宛良马千匹。杜甫思家心切，遂赋诗求借曰：“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李嗣业遂慨然相借杜甫宛马一匹。杜甫正是凭借这匹追风战马，昼夜驰骋，得以与家人团聚。杜甫途经麟游县隋代九成宫故阙时，观此宫“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无比雄奇峻伟，不禁“驻马回首，无限感伤”。 杜诗如史，细览杜甫后来所作诗歌，李嗣业所借宛马已被杜甫及时归还原主。乾元元年春，杜甫携家随肃宗回长安任左拾遗期间，其上朝最初乘坐官马，后来官马归官后，杜甫苦无坐骑，乃至闹出了“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的难堪笑话。但也许就在此段时间内，杜甫节衣缩食，自购了一匹白马。观杜甫《晚出左掖》、《潼关吏》、《重题郑氏东亭》诸诗，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复从长安贬任华州司功参军，再从华州返洛阳老家探亲，其出行均借助马力。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辞官华州，携家客居秦州时，亦常骑此马出游，其《遣兴三首》中即有“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之语。同年十月，杜甫离秦州迁家同谷时，亦驾此马拉车前往。《发秦州》：“日色隐孤戌，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赤谷》：“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铁堂峡》：“威迟哀壑底，徙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石龛》：“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泥功山》：“不畏道途远，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秦州距同谷二百六十余里，山道崎岖险峻，加上秋雨纷飞，泥湿路滑，杜甫竟能驾驭马车克服重重险阻，安然抵达同谷，其驭马技能令人叹服。同年十二月一日，杜甫迫于生计，复率一家七口，从同谷出发，取道剑南蜀道，经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前往成都投奔亲友。蜀道崎岖难行，杜甫只能弃车乘马前行。《白沙渡》：“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飞仙阁》：“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在如此险峻的蜀道上乘马前行，非精通骑术、熟谙马性者不能为。是年年底，杜甫走出蜀道抵达成都平原时，这匹忠诚的白马终于累坏了。《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亦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此后，杜甫诗作中再未出现此马踪影，该马想必已是病死于旅途之中。杜甫借助马力，于乾元二年（759）间完成了从长安到华州，再从华州到秦州，复从秦州到同谷，最后再从同谷到成都的“一岁四行役”的数千里迁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生活。 杜甫上元元年（760）春结庐成都后，其前草堂诗中未见骑马纪录，而只有“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之类的诗句。广德元年（763），杜甫流寓梓州时，则是“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经常借马出游。杜甫的后草堂诗中已有“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之句，此马亦借自官衙养马。“峡内归田客，江边借马骑”，杜甫居夔时也是借马出游，他在柏茂林招饮于白帝城的一次宴席后，不禁技痒，乘醉展示了自己年轻时的过人骑术。其《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进落瞿塘石。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电转紫游缰，东得平冈出天壁。江村野堂争入眼，垂鞭亸鞚凌紫陌。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安知决臆追风足，朱汗骖驔犹喷玉。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 诗人醉酒舞戟后，跃上战马，取道白帝城边瞿塘峡畔的小道，策马飞奔东郊平川，结果因马匹太累，偶失前蹄，诗人被摔伤马下，羞愧不已，此诗依稀可睹杜甫早年精通骑射的不羁雄风。 古代能骑善射之士，自然珍爱骏马，并善识骏马。“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杜甫对骏马的感情十分深厚。上元元年（760），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成草堂后，遂请“寓居蜀中”的韦偃在厅堂粉壁上画了一幅骏马图，并赋《题壁画马歌》：“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渠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欻见骐驎出东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此诗既是诗人漂泊生涯中深爱骏马、愿托生死的身世写照，也是他对赴蜀故马的心灵祭奠。观杜甫咏马诗作，他对良马的鉴赏，已达到很高水准。诸如其《房兵曹胡马》诗，前四句言胡马产于大宛，骨相神异，瘦骨峻耳，四蹄生风；后四句言此马矫健豪纵，势不可挡，可供主人在疆场上万里驰骋，寄托生死。其马类鉴别、马形观察与马势、马速、马力判断，可谓尽得鉴马良技之真髓。又如在其《骢马行》一诗中，邓公幼年骢马的雄姿、逸态与惊人速度，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诗中关于该马顾影嘶鸣，骄矜不可一世，肉鬃膘健，动牵满身花纹的描写，尤为神于相马者之大手笔。再如其《李鄂县丈人胡马行》，该诗首言马行迅捷，在乱离中驮载主人朝饮汉水，暮宿灵州；次言该马壮逸旷代，人见人爱，而转叹自己所乘者多为疲马；再言该马耳锐蹄坚，筋胜于肉，具神骏之姿；末言该马凤臆龙髻，一时难以测识，但细阅此马侧身注目，足底生风，果是绝尘之骥！杜甫对良马的鉴识已达到遗貌取神的高度。 艺术离不开社会生活土壤的培育，但其风貌与品味则取决于创造者本人的志趣爱好和审美能力。杜甫的精湛骑术与鉴马良技，有如文学酵母，酿造出唐代咏马诗作中的大批艺术佳酿。杜甫生平创作的咏马诗歌多达十余首，几乎每篇均为绝世佳构，其作品数量及其艺术质量，足以称雄有唐一代诗人。杜甫咏马的卓绝诗艺，在其《高都护骢马行》一诗中可谓尽展风华：“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歘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层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健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西域骢马，临阵无敌；厩养长安，猛气犹存；健腕紧密，铁蹄峻高；交河寒冰，马踏冰裂；青白五花，云霞绕体；万里驰驱，汗流如血；马势威猛，健儿畏骑；纵马飞奔，满城皆惊！古往今来的咏马诗，未见有对骏马的体貌特征及其骁腾威猛描写得如此生动传神者，非技能出众的骑士与善鉴良马的名师，实难以写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咏马诗句！杜甫的诸多咏马诗歌以其高超的艺术性，令后人为之赞叹不已。诸如徐悲鸿的马画，最常用的题辞，即为杜甫“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诗句。 杜甫的擅长书法、妙识丹青及其山水田园诗歌的画意 唐代书法是继晋代之后的又一高峰。初唐时期唐太宗雅爱东晋王羲之等人的书法，重视培养书法人才，特设立“书学”，与国子学、太学、律学、四门学、算学同为国家最高学府。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被称为书法艺术上的“初唐四杰”。盛唐时期书法更为兴盛，诸如李邕的行书，李阳冰的篆书，张旭、怀素的草书均能各领风骚，卓立不群。初唐与盛唐时期，满腹经纶而又书法遒美之士，往往能得到皇帝的重用。如初唐时虞世南曾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他的楷书被唐太宗称为其“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之一，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尝叹此后天下将“无与论书者！”又盛唐时郑虔能书、能画亦能诗，然生性散淡，无意仕进，唐玄宗爱其才，特于国子学中新设广文馆，敇封郑虔为广文博士，并署其诗、书、画为“郑虔三绝”。其时风所披，唐代文人大都重视书艺。 杜甫擅长书法，其书艺惜为诗名所掩。其《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早慧，幼习诗文书法，他九岁即能挥写大字，足见其临池之勤与功力之深。杜甫少年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二十余岁时，大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曾亲临其洛阳老家相访。唐代文人既重诗文，亦重书艺，崔尚、魏启心、李邕等官僚文人所赞许杜甫者，不仅在于其超凡诗文，应该也包括其卓绝书艺。天宝元年（742），杜甫姑母万年县君亡故，天宝三年（744），杜甫祖母范阳太君亡故，两篇墓志均为杜甫亲笔撰写。杜甫四十岁时因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集贤院考核杜甫诗赋，杜甫后来回忆当时情景：“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文以字传，集贤院学士所围观惊叹者，必然先是杜甫的书艺，然后才是其诗赋内容。 杜甫之善书，在其评价书法的少量诗作中亦有反映。如他评张旭草书为“挥毫落纸如云烟”，就颇得张旭草书飞扬豪放、筋转脉连之特点。张旭死后，杜甫于殿中杨监处观其草书遗墨后所评的“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更是书家循序渐进、劲道至上之真诀。又其《李潮八分小篆歌》一诗追溯了鸟迹变而大小篆，又变而八分，至变而草书的书法史，迹，并历数了秦代李斯以来各书法名家的书艺特征，显示出他对书法史和书法艺术了如指掌，至于诗中的“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则代表了杜甫的书法美学思想及其主张。 杜甫对自己的书艺十分自信。他先后在梓州题诗玄武禅师屋壁，在阆州题诗郭名府茅屋壁，在忠州题诗龙兴寺所居院壁，在夔州又题诗柏茂林二子山居书房屋壁。广德元年（763），杜甫在汉州作《得房公池鹅》诗云：“房相西池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据《法书要录》：“王羲之性好鹅，山阴昙壤村有道士养好者十余，王往求市易。道士言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杜甫素善书法，他应邀为房琯留下墨宝后，赋诗暗示主人，欲借王羲之故事索鹅而去。王羲之为“书圣”，其书法艺术冠绝古今，杜甫此诗虽为戏语，但敢于自比“书圣”，亦可知诗人在书艺上的自许之重。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杜甫“世号诗史，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绝非凿空立论。然因岁月沧桑，杜甫的书迹久无片纸存世，故向为书坛恨事。1901年夏，近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偶获巴州摩崖伪刻杜甫书严武诗石拓，不禁欣喜万分，珍若拱璧：“余新得杜甫书严武诗，浣花遗迹，海内只此一通，可以傲燕庭矣！”事情虽属可笑，但亦可证后世文人对少陵书艺的景仰之情与渴求之心。 书画同源。少陵书艺的触类旁通，无疑会提高诗人对绘画艺术的鉴赏能力。杜甫生平与王维、郑虔、曹霸、韦偃、王宰等大画家均有交往，且喜赏画题咏，故其一生留下的咏画诗作多达二十余首，数量及影响均居全唐诗人之冠，其中的《画鹰》、《丹青引》、《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等诗歌，早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赏画名篇。至于杜甫咏画诗中所揭示如曹霸的对马写生及韩干马画的重肉轻骨、王宰山水画的全息布景、韦偃马画的比例分配、薛稷鹤画的参差低昂、刘少府宅山水屏画的水墨淋漓，严武官厅岷山沲江图的五色斑斓等，更是弥补了历代画史记载的空缺和不足。 书画艺术与诗歌艺术具有审美本质上的相同性与相通性。王维诗画兼妙，遂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杜甫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厚造诣，培养了其妙识丹青的高超鉴赏力，而他对书画作品美学意境的非凡领悟，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自然又会提升其诗的文学审美价值。杜甫的山水田园诗，往往是以画入诗，诗画交融，诗情浓郁，画意盎然。梁代谢赫《画品》首倡“绘画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观杜甫山水田园诗作与其他诗作中的写景诗句，除传模移写外，谢赫所言的前五种绘画方法，竟然在其诗歌艺术语言中均有迹可循。诸如“江间波涛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可谓动静相间，气韵生动；又如“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月抱鼋鼍游”、“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堪称履险搜奇，骨法用笔；再如“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信是应物象形，真切动人；复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等述景诗句，允称随类赋彩，色调分明；至若其《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该诗一句一景，景色各异，看似独立，然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草堂春色图，而眼观美景、难耐乡愁的漂泊诗人，仿佛立身于画面之外，其诗歌画意中的协调景象，经营位置，可谓匠心独运，鬼斧神工！杜甫的以画入诗，曾使宋代词人苏东坡在《韩干马》一诗中赞为“少陵翰墨无形画”。我国现代国画大师陆俨少在世时，更是依据杜甫山水田园诗歌中的写景诗句，画成了“杜甫诗意百图”。 杜甫的夙明药理、熟稔园艺及其咏物诗歌象喻 杜甫早年游仕长安时，其生活来源主要依仗“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其间落魄时因“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一度重返洛阳老家采药。杜甫晚年因犯风湿、消渴、肺痨等疾病，更是长年与药物为伴。其诗句中有“十年婴药饵，万里狎樵渔”；“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谷”；“晒药安垂老，应门试小童”；“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杜甫采药、种药、卖药的生活实践及其自我疗病，使他对中药药材的性能具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观杜甫“傍架齐书帙，看题检药囊”、“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等诗句，可知诗人之潜心医道，夙明药理，严武诗谓杜甫“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药方静处看”，亦可佐证之。 杜甫寓居成都浣花草堂期间自辟了药圃。《高柟》：“柟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绝句四首》：“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渐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杜甫对药圃一往情深，当江水漫浸药圃，可能导致崩塌时，杜甫又设江槛拦阻，“常恐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每逢有朋友登门拜访时，必引其参观药圃。《宾至》：“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他的一些朋友也十分仗义，往往藉买药之名，暗中帮助杜甫。如《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诗云：“有客骑骢马，江边问草堂。远寻留药价，惜别倒文场……”这位魏十四侍御即为此类朋友中的一位。杜甫的医药知识，对其漂泊生活颇有帮助。诗人不仅藉此延续了自己衰弱多病的生命，同时也几度让家人渡过生活难关。杜甫晚年流寓潭州时，就曾自述“药物楚老渔商市”，依靠卖药接济家庭生活。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且长期与官僚文人交往，魏晋以来文人士子重视园林艺术的文化传统，对他熏陶颇深。“我生性放诞，雅爱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杜甫对园林艺术情有独钟，而多年的采药、种药实践，也加深了他对植物生长特性的了解。杜甫熟稔园艺，其相关诗句有“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少须颜色好，多蔓枝条剩”；“樝梨才缀碧，梅杏半传黄”；“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红取风霜实，白看雨露柯”等。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在友人的帮助下结庐浣花溪畔后，即按照自己对园林艺术的理解，开始了对草堂人居环境的苦心经营。《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杜甫觅松栽种，看中的是松树的傲岸挺拔、长青不朽以及松树老壮后遮阳避雨的浓荫。《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杜甫种桃多达百株，寻觅的是桃花盛开时浣花草堂的满园春色。《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杜甫移竹江畔，位属舍前，意在他年竹影摇曳，映波增翠。倚门观望，其诗情画意，足以动人心怀。《诣徐卿觅果栽》：“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杜甫种植果树花卉广延品种，乃是因为群芳斗艳，诸果纷陈，方显园林佳妙。《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杜甫种植速生桤木，则是因为松树、桃树、李树、梅树等树木成长较慢，一时难以成荫。杜甫草堂的园林布局，既具文人雅致，又切近百姓口味，且与自身村居文人的身份颇为相符，其规划堪称周全完美。 杜甫丰富的采药、园艺知识以及早年的狩猎经验，使诗人成为真正的自然之子。在其遗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作品中，各种动植物名称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崇尚的忠君恋阙，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的思想最终沉淀为创作思维心态。”杜甫创造的诗歌意象忠实于“取自现成实有之物象”，故其思想寄托往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杜甫诗歌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述忠君报国之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抒怀乡恋阙之情；“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伤人生之老病残年；“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叹征夫之新婚离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怜佳人之见弃山谷；“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赞友人之满腹诗文；“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讥佞臣之邀功请赏；“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喻己志之守正不阿。杜甫诗歌中涉及鸟兽草木的比兴意象，可谓信手拈来，俯拾皆是，他很好地继承了《诗经》及《楚辞》托物咏志的文学传统，其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自然含蓄，别具风采。此外，杜甫广博的自然知识与敏锐的观察能力，也在其诗歌写生手法中得到充分表现。诸如“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等。其描述自然景物的诗歌语言如此真实而又生动形象。 杜甫的闲布棋局、偶参禅道及其闲适诗歌逸趣 在唐人“琴棋书画”四雅事中，围棋占有一席之地。杜甫善弈围棋，他在二十余岁游历吴越时，就曾在江宁同高僧旻上人切磋过棋艺。《因许八寄江宁旻上人》：“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谖。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问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朱瀚注此诗曰：“旻居幽涧，公携棋局以相随。公在湖船，旻着袈裟而同泛。此叙交谊之亲切。”高僧旻上人善吟善弈，年值弱冠的杜甫能携棋局相访，其棋艺已达一定火侯。又《别房太尉墓》诗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顾注：“对棋，平昔相与之情。把剑，死后不忘之谊。”可知杜甫在凤翔唐肃宗行在朝中任左拾遗期间，同宰相房瑁亦有棋酒过从。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在秦州寄友人贾至、严武诗中有“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之语。上元元年（760），杜甫结庐成都后，生活相对安定平静，又偶尔同妻子弈棋取乐，其前草堂诗中有“老妻画纸为棋局，童子敲针作钓钩”之语；后草堂诗中则有“置酒高林下，观棋积水滨”之句。杜甫居夔时因农耕生活所累，诗歌创作过勤，已无闲情逸致重温旧艺，故弈棋未见其诗歌记载，但诗人的弈棋感受在这一时期亦有灵光乍现：“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文学与史学的合二为一，必须具贯通意识，杜甫此诗借围棋局势的变幻不定，以形容官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一带的拉锯厮杀、战况消长以及世道迁移，不仅比喻贴切，同时说明诗人深谙当时战况，故其系怀国运绝非杞人忧天。至若杜甫中晚年在华州、成都两度辞官，漂泊异乡，且至死不悔，则颇合棋道中的“舍”“得”之义。 杜甫虽为正统的儒家诗人，时时系怀国运民生，但盛唐时期佛教与道教的流行，亦对其思想不无影响。杜甫偶尔亦参禅论道。关于佛教，其《题玄武禅师屋壁》诗云：“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此段诗句前赞玄武禅师道行高深虚远，后言自己欲效东晋陶渊明访庐山从惠远游故事，追随玄武禅师学佛，以弃绝尘嚣。另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有九韵谈到他的佛教信仰，自述虽多闻教义，刮去眼翳，但对佛教真谛尚如镜中观影，未能直契真如。关于道教，其《写怀二首》之一云：“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生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达者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我不知，负暄侯樵牧”；其二云：“古者三皇前，满腹志愿毕。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前一首勉励自己取法自然，忘怀人世间穷达得失，是非曲直；后一首则向往太古时人的单纯简朴，知足常乐，痛恨后世文明兴起，是非荣辱，纠缠不休，遂使众人如飞蛾扑火，自取祸殃。这种慕古伤今、悲观厌世的思想，显然深受先秦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 杜甫青壮年时醉心仕途，四处奔走，旋遭安史之乱，惶惶不可终日，晚年劳心生计，携家漂泊流离，饱受饥寒煎熬，可谓千古劳人。杜甫的参禅论道，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一知半解，未离文人聊资席上玄谈故态。但佛教禅宗的顿悟、空寂思想和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对于安抚诗人苦难的灵魂，调和其心身矛盾，仍有不期之效。盖因“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期间，既有“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人生哀叹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救世仁怀，也有“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的逍遥自在和“竹里行厨洗玉盘，花间立马系金鞍”的及时行乐。观杜甫草堂闲适诗句：“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汀烟轻冉冉，竹日静晖晖”；“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可谓从容淡定，意趣天成。杜甫欣赏自然的这种闲适自在心境，在其苦难的人生中虽然不过是昙花偶现，但有如佛家的拈花微笑和道家的庄生梦蝶，看似虚幻，但毕竟能在一定的时空中消弭诗人的尘世苦恼，并留下宁静而又美好的诗歌记忆。 杜甫的雅爱乐舞、时抚琴笛及其抒怀诗歌韵律 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勇于吸收西域文化，“龟兹、高昌、疏勒、安国、康国、天竺以及高丽”的胡乐、胡舞与中原音乐艺术逐渐融合，并臻至空前繁盛。国家设有太常寺，负责重大庆典及祭祀乐舞；皇室设有教坊与梨园等音乐机构，以供天子娱乐；地方官员节庆、宴饮亦有乐舞助兴。故通晓音乐，已成为盛唐文人社会交往及怡情悦性之时尚。观孟浩然“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等诗句，可略睹当时文人风致。 杜甫出身世家，雅爱乐舞，其早年《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的“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诗句，似乎也透露诗人能歌善舞。开元五年（717），杜甫六岁时尝至郾城观看过皇室梨园艺伎领班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和浑脱舞，他后来回忆道：“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杜甫十多岁时又多次在洛阳岐王府和崔涤故宅欣赏过皇室大乐师李龟年的演唱和乐器演奏。他暮年在潭州偶遇同样漂泊此地的李龟年后，无限感慨，遂赋《江南逢李龟年》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繁华消歇、物是人非之感，令人黯然欲绝。 杜甫通晓乐舞，对音乐、舞蹈的鉴赏颇具造诣，这在其诗歌作品中反映明显。如《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杜甫此诗从月夜所闻音色凄清、律吕和切的笛声中，“结出故国关情，千条万绪，用巧而不见，可谓大家”。这既与诗人的生活阅历有关，亦为诗人的音乐领悟力所致。杜甫鉴赏舞蹈的诗歌名篇，自然当属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该诗忆写当年公孙大娘剑器舞技压群芳，艺惊四座，其舞蹈动作或高低旋转，或翩翩翔跃，或疾若雷霆，或静如江海。诗中的评舞用词，尽显行家本色。杜甫雅爱盛唐乐舞，他在此诗中对安史之乱后“五十年间似反掌”、“梨园弟子散如烟”的残酷现实深为痛惜，乃至观看公孙弟子舞剑器后，竟然是“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深深地沉浸于公孙弟子剑器舞所引发的舞林旧事的回忆之中。殊不知懂得音乐舞蹈艺术的人，往往最容易被音乐舞蹈艺术所感动。 杜甫善于抚琴。其《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诗云：“蔡侯静者意有余，请教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天宝中，蔡侯设宴饯别孔巢父归游江东，并邀其好友杜甫陪宴，杜甫在席间弹琴助兴，曲终罢琴惆怅，追问孔巢父东游后何时寄书予自己，并嘱托他如在江东见到李白，一定代为问好。另观杜甫诗句：“琴书散明烛，长夜始堪终”；“地幽忘盥栉，客至罢琴书”；“清琴将暇日，白首望霜天”；“客居暂封殖，日夜偶瑶琴”；“哀弦绕白雪，未与俗人操”；“佩剑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须弹”……杜甫长年与琴书相伴，孤寂时常常弹琴解闷，寄托情怀。 杜甫亦善于吹笛。他在秦州时有感于边塞烽火，征夫难归以及自己一家人的流落荒村，前途渺茫，曾借吹奏竹笛以销愁。《秋笛》：“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杜甫吹笛情至深处，宛觉风飞云动，血泪沾裳，悲情凄韵，浑融难辨。另观杜甫诗句：“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不须吹急管，衰老易悲伤”；“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亦可证明杜甫善于吹笛和闻笛，悠扬嘹亮的笛声，时而让诗人欢乐，时而又让诗人忧伤。 《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杜甫幼年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浏漓顿挫”，中年述自己的诗风为“沉郁顿挫”，其生平似乎颇为了解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通关系。杜甫七言诗首句中既有“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之类的起势平和，也有“高塘暮雪何壮哉，旧瘴无复似尘埃”、“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之类的突兀不凡。这种诗歌语言艺术的变化，与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杜甫雅爱乐舞，时抚琴笛，他的音乐素养对其诗歌创作影响殊深，诸如其《赠花卿》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诗将委婉的文学讽喻寄寓美妙的音乐渲染之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余韵逸响，令人回味无穷。又如其《登高》一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怀。”此诗前四句如笛声悠扬，辽阔高远，后四句似琴音低诉，悲怆凄绝，其卓越的思想性与美妙的音乐感，终使此诗被后人评为古今七律第一。再如其《秋兴八首》，杜甫将夔州的秋色秋声、自身暮年多病的苦况与怀念故都、忧心国运的深情融为一体，或承上启下，或相发相应，悲壮雄浑，回旋往复，宛如八音妙合之恢宏乐章，令人为之心驰神往，思绪苍茫。杜甫的抒怀诗歌，特别是其中的七言古诗与七言律诗，大都音韵苍凉沉郁，声调抑扬顿挫，前者肇因于诗人的家国情怀与悲苦生涯，后者应取法于诗人所熟谙的琴音笛韵、乐舞节奏。 杜甫诗歌众体兼备，尽工尽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又深远。杜甫在中晚唐及五代与李白齐名，至宋代其文学地位日益隆显，人称“诗宗”。宋元明清时期，杜诗学成为显学，以至出现了“千家注杜”的诗学壮观，其研究势头至今绵延不衰。关于杜甫诗歌成就的取得原因，元稹、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等诗家论之甚详，然其所论大抵不离诗人的家学渊源、知识积累、师承创新以及诗人的苦难磨砺、忠义气节等。诸贤所论固属有理，但却忽略了杜甫多种才情对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和审美生成。诸如杜甫的咏马诗歌极貌穷神，冠绝全唐，缘自诗人的精通骑射、善鉴良马；杜甫的山水田园诗歌以画入诗、诗画交融，缘自诗人的擅长书法、妙识丹青；杜甫咏物诗所涉鸟兽草木种类繁多，意象迭现，获益于诗人的采药、狩猎经验和园艺知识；杜甫的闲适诗从容淡定，意趣天成，缘自诗人的闲布棋局、偶参禅道；至于杜甫的抒怀诗歌抑扬顿挫，声律多变，则缘自诗人的雅爱乐舞、时抚琴笛。艺术源于生活。杜甫诗歌集盛唐诗歌之大成，亦开盛唐诗歌之大变，这固然可以归因于诗人的博览群书、转益多师与推陈出新，也离不开诗人源于生活实践的多种才艺和爱好对其文学创作的反哺。杜甫多才多艺的文学潜质，遂使其苦难生涯中的所见、所闻与所历情不虚情，景非滞景，情景交融，触笔生辉，从而使得他的诗歌作品千汇万状，寄托遥深，极大地拓展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和丰富了唐诗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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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2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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