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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绝句鉴赏之十三
作者/陈友冰 咏柳 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世称“南丰先生”。出生于世家，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尚书户部郎中曾致尧之孙，太常博士曾易占之子。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南丰曾家自曾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并非虚言。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神宗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 曾巩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所著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有《四部丛刊》影元本。曾编校过《梁书》、《陈书》、《南齐书》、《列女传》，整理过《战国策》、《说苑》，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巩是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盛誉不衰。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今日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曾巩墓南丰县莱溪乡杨梅坑村源头里村对面的周家堡一山坡上，依山傍水，旁边一条小溪，四季清水不断“文革”时期，曾巩墓被夷为平地，墓中之物亦遭散佚。 曾巩诗名不高，甚至一直被人当做是个不会作诗的文学家．其实他也能诗。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曾巩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其实并非如此。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下面就其中的《咏柳》加以赏析： 《咏柳》是首咏物诗。咏物诗当然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对生活的某种认识的抒发，只不过这种抒发是借物而作，因而也就比较含蓄而已。当然，也有一些咏物诗，其中社会生活的内容比较稀薄，甚至不过是为咏物而咏物。这样的诗，尽管也有一些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但可读性的意义也只能局限在艺术技巧的纯熟上。可以供人把玩和技巧上的借鉴，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终究不大。 曾巩这首诗，其“内意”显然是有感于柳的旺盛的生命力并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倚官仗势、得志便猖狂的人，他们虽然得势于一时，欺蒙于一时，终究逃脱不了时间的惩罚。这既是诗人对当时朝廷中谗邪小人的指斥，也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思索与总结。诗中包含的哲学意味，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作用。 借物喻理以达到惊世醒俗目的的诗，弄不好是会流于口号而味同嚼蜡的。宋诗中也确实有不少这样的诗，因而败坏了宋诗的名声。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因其不解“外意欲尽其象”及“内外意含蓄”。这首《咏柳》，因“内意”的需要，而外尽柳的形象，连用“乱”、“倚”，“狂”三字，便把柳的旺盛的生命力和独占春色的“狂”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描绘的是一幅充满蓬勃生机的图画，因此它使人很难一下子看出诗的“内意”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其内外意含蓄的结果了。 然而，与贺知章的《咏柳》相比较，其“内意”的显露还是非常明白的，因为“犹未……，势便……”“解把……不知”两组句式和和“乱”、“倚”、“狂”这类词中所包含的固定的情感色彩，使人们容易推知诗人的寄托，而贺知章的《咏柳》的内意则似乎更为隐蔽：“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切近真实的“纯客观”的描写，其“内容”之所在，人们也只能从诗中流露出的涓涓感情的细流中去体味和把握了。 咏物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诗人那里，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差别很大。一般说来，唐人咏物，总是非常注意被咏物体的“入画性”，所以全诗的构 图设色都很讲究，但正因为如此，难免有些诗就会伤于小巧，晚唐孙光宪的《杨柳枝词》四首其二，可为一例： 有池有榭即濛潦，浸润翻成长养功。
恰似有人长点检，著行排立向春风。 而宋人咏物，则往往很注意于诗中表现诗人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强调咏物诗的“入理性”，因此被咏物体在诗中的象征意义也就比较明显。除曾巩的《咏柳》外，我们再看一看韩琦的一首《小桧》： 小桧新移近曲栏，养成隆栋亦非难。
当轩不是怜苍翠，只要人知耐岁寒。 这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虽名为“小桧”，但只字没有描绘小桧的外形特征，只着意于桧的耐寒的品格。此诗亦隐含树木容易树人难之意。前二句说，桧柏虽然难长高大，但真要把它培养成栋梁之材却也不难，后二句则交待自己植桧的原因：不是喜欢桧柏的苍翠形色，而是为了让桧柏成为自己培养“耐寒”品格的模范。但这种“以神写形”的手法，仍然不失为咏物诗，是咏物诗之“一格”。这种形式在宋代以后的题画诗中，一直保持并发展着。本书后面讲到郑思肖的题画诗《画菊》时，还要涉及这个问题，因此这里就不多讲了。 我们再把话拉回去，谈谈曾巩的《咏柳》诗。因为在我们引用的贺知章的《咏柳》中，不仅看到其与曾巩诗风格的不同，也看到了二者对柳的评价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并不奇怪的，因为诗人之于物，本来就是各有眼光，其咏物诗，也是各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出发的。而具体到柳，却又是兴味隽永，千百年来引千百万诗人吟咏的题材。 柳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在诗中，由来已久。《诗经·小雅·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大概是把柳作为与人不忍别离的多情物的最早的例子了。到了唐代，柳的这种形象已经固定，所以刘禹锡总结说：“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柳既然如此多情，所以柳的形象当然也就成了人们歌咏礼赞的对象，这也就是贺知章不惜以工笔细描，替柳传真留影的原因。郑谷曾这样来描写柳的多情和持重； 半烟半雨溪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
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 ——《柳》 但是，既然柳如此多情，而且总是“会得离人无限意”，这不说明它多的正是“离情”么！它年年送人又年年绿枝婆娑，只见它送人却不见它“迎人”，这不正说明它又实在是“无情”么！于是，柳作为“无情”的物体，又在诗中出现了。裴说《柳》说：“高拂楼台低拂尘，溺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杜甫在《漫兴》中也说：“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这里，柳已被揭去了它的含情脉脉的面纱，一变而成了轻薄颠狂的宵小之徒。甚至连有些歌妓舞女也从这一形象出发，拿它自比：“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来那人攀，恩爱一时问”(《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 可见，曾巩从“狂”字着眼去刻划柳的形象，是有其来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这首诗的“内容”是有感于柳的“狂”并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恃无恐，得势一时终必遭覆灭的小人的原因。看来，要把握一首比较好的咏物诗，还是需要下些工夫探讨的。 附 《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诗，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气。近体佳句，如“流水寒更澹，虚窗深自明”，“宿幌白云影，入窗流水声”，“一径入松下，两峰横马前”，“壶觞对京口，笑语落扬州”，“时见崖下雨，多从衣上云”，颇得陶、谢家法。七言如“泺水飞绡来野岸，鹊山浮黛入晴天”，“一尊风月身无事，千里耕桑岁有秋”，“微破宿云犹度雁，欲深烟柳已藏鸦”，“一川风露荷花晓，六月蓬瀛燕坐凉”，“娟娟野菊经秋澹，漠漠江潮带雨浑”，“入陂野水冬来浅，对树诸峰雪后寒”。又七言绝句，如“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飞翚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隄凉月一溪潮”。“云帆十幅顺风行，卧听随船白浪声。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还对纸窗明”。皆清深婉约，得诗人之风旨，谓其不能诗者妄矣。 《明诗纪事》戊签·卷九 清·陈田辑 《四库总目》：正、嘉（按：指明代英宗正德和世宗嘉靖年间）之际，北地、信阳声华藉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於诗者较深，得於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史称慎中（按：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王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巳而悟歇、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於曾巩。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唐顺之（按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 忆钱塘江忆钱塘江 李觏 昔年乘醉举归帆，隐隐山前曰半衔。
好是满江涵反照，水仙齐着淡红衫。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南城(今江西抚州资溪县高阜镇)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李觏在此地创建盱江书院，人称盱江先生。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但能刻苦自励、奋发向学、勤于著述，以求康国济民。自幼聪颖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为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于庆历三年(1043)受郡守之请在南城盱江边上创办“盱江书院”，开课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范仲淹于皇佑元年(1049)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今江苏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晚年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荐，任太学助教、直讲。后人称他为“李直讲”。嘉佑四年(1059)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李觏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佑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37卷。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全集共37万字。 后世人对李觏益加仰重。宋高宗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并于郡学大成殿绘李觏像以风后学。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立兴文堂以祀之。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成化八年，特旨准左赞状重修李觏墓。今资溪县建有泰伯公园，李觏纪念馆，塑有李觏雕像。现存资溪嵩市镇三口村的李氏家庙乃清代李氏后裔所建，悬有“理学开宗”的巨幅匾额。 李觏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改革，反对道学家不许谈“利”、“欲”的虚伪说教；主张“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重视发展生产；主张锄荑豪强才，“限人占田”，以防土地不均；主张将过多的工商业者和道士、和尚、巫医卜相、倡优等“冗者”驱之归农，以增加农业劳力。他的许多思想给予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又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渊源。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其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因素，认为五行万物是阴阳二气之会合。学术上以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重经世实李用，在经学卜李觏颇重《礼》学。《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王安石后来作《周礼新义》不无影响。由于重实用，所以李觏反对孟子，著有《常语》以驳孟子思想，反对所谓的“重义轻”，认为“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驱者。李觏著作有《盱江文集》，今有校勘标点本《李觏集》，其中。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文章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不仅是位思想家、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为尖新。即使是酬唱之作，也有不少充实的现实内容的诗篇。如“根生但为松，翼飞但为风。王侯尚可轻，道义本来重”（《寄怀》)，重道义而爵禄字句质朴，出语自然；“居官无藉手，选部岂知贤？廉善虽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张评事》)，揭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由于他关心国计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也写了一些批判时政，反映农民疾苦的诗，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满和对人民的同情。如《村行》《感事》、《哀老妇》诸篇。 李觏诗作，以七言绝句成就最高。清代诗论家王士祯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关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外，“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这首《忆钱塘江》即是王士祯所称道的类似李商隐风情摇曳、精工别致的七绝佳作。 杭州城南入海的一段浙江，称钱塘江。钱塘江水面宽阔，两岸物丰，自古就是诗人游览吟咏的对象，所以给钱塘江描图绘影的诗文，自然就会不在少数。但历来写钱塘江的诗，多以其声势不凡的钱塘潮为题材，所以一提起钱塘江，人们也容易想到钱江潮；一想到钱江潮，也就自然想见它的“鲜飚出海鱼龙气，晴雪喷山雷鼓声”(朱庆馀《观涛》诗)的壮丽恢宏的逼人气象。但李觏的这首《忆钱塘江》，却独辟蹊径，与众不同。诗人在诗中不写气势恢宏的钱塘江潮，而以“醉”这一传神的诗眼统摄全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醉眼中夕阳映照下的钱塘江奇景。而且十分少见地从“静态”的角度去描绘钱塘江美景，这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诗的前两句“昔年乘醉举归帆，隐隐山前日半衔”，写诗人当年乘醉行船归来，一路观赏着钱塘江傍晚的美景。首句中的“昔年”二字，紧扣诗题的“忆”，表明诗人是凭自己的记忆来描绘他当年观赏钱塘江之奇景的；“乘醉”二字则告诉人们他当年是醉眼赏景的。正因为诗人是醉眼赏景，所以他放眼望去，隐隐约约地看到夕阳西下，一半已隐身匿迹，另一半还悬挂在山头上，仿佛山口衔着半个夕阳似的。次句中的“隐隐”、“衔”诸语下得颇为精妙，很切合诗人醉眼赏景的特点。“举”，高挂的意思；“归”，回返的意思。想来，这次过钱塘江是诗人游览钱塘的回归之行。大概这一次的旅行留给诗人的印象太深，虽事隔有年，仍不能忘怀。 从“乘醉”和“举”看来，诗人当时的旅途心情是十分惬意的。唐人王湾《次北固山下》曾云：“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从情感的表述上看，正与此句同调。因为水上行舟，称心如意莫过于“一帆风顺”，“举帆”敢“醉”，正说明当时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客观环境的宁静，决定了诗人心情的适意，诗人的适意，又决定了诗的旋律的舒缓，所以，“醉”字对于全诗的情感的规定性，是要仔细玩味的。 但“醉”字的意义还不仅如此。从下面的景物描写来看，它又是整个画面的构图和设色的出发点。因为“醉”，看山也就“隐隐”，看日也就半“衔”。所以，仅仅从实处去理解“隐隐”是对江面空阔的一种暗示，“日半衔”是指夕阳西沉，只留一半余晖，这是不够的，因为这首诗强调的并不是画面的现实性而是虚拟性，诗人在画面中更多的是寄托着某种情绪和理想。这充分表现在诗的后两句“好是满江涵返照，水仙齐着淡红衫”之中。 “好是”意谓：钱塘江江面的宽阔，江上夕照的晚景已是很动人的了，但是，最好的景色还在后头呢！你看，夕阳染红了江水，映红了船帆。于是，大江上缓缓行动着帆阵，简直象一群身着淡红衫的仙女在轻移莲步！这些“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的美人，踏水凌波，翩翩而米，这景象难道不是特别动人吗！把被夕阳照射下的船帆比为身着淡红衫的水仙，这种想象和比喻是奇特的，这首诗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也确实得力于这两句诗中的新颖的比喻。这里，诗人先以“好是”二字提示下文将拓深诗的意境;继而，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返照入江的情景;最后，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水仙齐着淡红衫”奇妙的比喻艺术地再现了夕阳辉映点点白帆的奇景。这两句诗亦实亦虚，虚实相间，也完全切合诗人醉眼观赏醉景–令人陶醉的钱塘江奇景的特点，体现了作者的奇思异想。我们知道，构成比喻的双方，是必须有相似点的，否则就不自然贴切，就会失真。夕照之下的远远近近的船帆，因被映成淡红色而使人联想到女子，这是因为二者在外观上颜色的相近。然而身着淡红衫的女子所给人的美感，仍比较一般，所以诗人进一步用“水仙”以状其形，原因是船在水上迤逦而行的动态颇有一点“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曹植《洛神赋》)的风韵。但“水仙”本是虚无，纯是虚拟的形象’所以，由淡红帆联想到女子的淡红衫，再想象到“水仙齐着淡红衫”，这就比仅仅以某一个“相似点”设比，要生动形象得多了，诗的前二句在静态描写中寓藏动意，后二句在动态描写中又饱含静意，整个意境也就更显深厚，更加耐人寻味。这是一首缘情写景，因情设景約山水诗，浪漫主义色彩也就比较浓厚。高远辽阔的江面构图，夕阳晚照的淡红桔黄的设色，水仙凌波微步的动态感既然都是诗人“醉眼朦胧”中的景象，那么迷蒙奇幻空灵，也正是这首诗所要追求的美学效果。 然而奇特的想象和比喻，也未必就一定会产生出诗的神秘气氛。用同样的手段，有的诗的现实感依然是十分鲜明的，如雍陶的《题君山》，就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风波不动影沉沉，翠色金微碧色深。应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 这首诗也是以其想象丰富、比喻巧妙而闻名的。它在一派静谧的气氛中勾划出洞庭山的倩影。诗人写湖中之山、水中之影，想象出湖面犹如明镜，君山在湖中的倒影是水仙(即舜妃)的发髻在湖上的反映。这种侧面描写的手法，虽然也在表现湖光山色的神奇，但由于诗中选词造语的明白具体，比喻的双方使人一目了然，所以虽觉景色神奇，但并无迷离之感。就风格来说，它的清新婉丽和李觏这首诗的恢宏倜傥，也是不难分辨的。 李觏是个思想家，但他的一些艺术观也很值得重视。他在《遣兴》诗中说：“境入东南处处清，不因辞客不传名。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可见他认为艺术美可以高于自然美。正因为如此，他很重视艺术技巧和意境的开发，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成就，否定了西崑体的唯美主义倾向。《宋诗钞．盱江集钞》说他的诗“雄劲。有气焰，用意出入”，即使从他的这首小诗来看，这种评价也不算夸张。 附 李覯，字泰伯，旴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饮酒，作古文弥佳。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闻之，再往，作《仁义正论》三篇，大率皆诋释氏。李览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后极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怀”。闻者大笑。 《青箱杂记》卷七 宋·吴处厚 诗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诬矣。江南李覯，通经术，有文章，应大科，召试第一。尝作诗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观此诗意，有重重障碍，李君恐时命不偶”，后竟如其言。又陈文惠公未达时，尝作诗曰：“千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观此诗意，与李君异矣。然则文惠致位宰相，寿余八十，不亦宜乎。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时有一士人颇滑稽而饕餮，闻有馈李酒者，欲以计求之，因投所业诗数篇，其首章乃《非孟》诗也，诗曰“焚廪捐阶事可咍，孟轲深信不知非。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喜甚，留饮连日，酒尽方去。他日，士人又闻有馈李酒者，复著论一篇，名曰《疑孟》，投之，李读毕谓曰：“前此酒本拟留作数日计，君至一饮遽尽，旬余殊索寞。公之论固佳，此酒不可复得也”。士人觖望逡巡而退。 李泰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饮。君谟以营妓佐酒，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并酒掷于案上，作惶惧状，逾墙攀木而遁。时泰伯坐上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对落晖。谁在画楼酤酒处。几多鸣虏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覯本无士行，辄簉宾筵，诋释氏为妖胡，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诸市朝”。君谟览牒笑谓来者云：“传语先生，今后不使弟子也”。 秋江写望 林逋 苍茫沙嘴鹭鸶眠，片水无痕浸碧天。
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渔船。 林逋(967—1028)，字君复，浙江大里黄贤村人（一说杭州钱塘，）人称“和靖先生”。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少孤力学，好古，通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自甘贫困，勿趋荣利。及长，漫游江淮，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以湖山为伴，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与范仲淹、梅尧臣有诗唱和。丞相王随、杭州郡守薛映均敬其为人，又爱其诗，时趋孤山与之唱和，并出俸银为之重建新宅。他回复不愿“夺山水之清晖，发斗牛之宝气”予以拒绝。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并诏告府县存恤之。逋虽感激，但不以此骄人。人多劝其出仕，均被婉言谢绝同，自谓：“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既老，自为墓于庐侧，作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天圣六年（1028）卒。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治丧尽礼，葬孤山故庐侧。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据明人张岱《西湖梦寻》：宋室南渡之后，杭州变成了帝都。下令在孤山上修建皇家寺庙，山上原有的宅田墓地等完全迁出，唯独允许留下了林逋的坟墓。南宋灭亡后，有盗墓贼挖开林逋的坟墓，只找到一个端砚和一支玉簪。后人在杭州西湖孤山面对北山路一侧建有“林和靖先生墓”和“放鹤亭”以志纪念。皆毁于文革“扫四旧”。2011年3月5日在故地重建。 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宋代桑世昌著有《林逋传》。后人辑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 林逋善绘事，惜画从不传。工行草，书法瘦挺劲健，笔意类欧阳询、李建中而清劲处尤妙。陆游谓其书法高绝胜人。苏轼高度赞扬林逋之诗、书及人品，并诗跋其书：“诗如东野(孟郊)不言寒，书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黄庭坚云：“君复书法高胜绝人，予每见之，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明人沈周诗云：“我爱翁书得瘦硬，云腴濯尽西湖绿。西台少肉是真评，数行清莹含冰玉。宛然风节溢其间，此字此翁俱绝”。林逋书法存世作品仅3件，《自书诗帖》是其中篇幅最长者。 林逋亦能诗，常携鹤长为诗，其语孤峭浃澹，自写胸意，多奇句，而未尝存稿。随就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何不录以示后世？”答曰：“我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有心人窃记之，得300余首传世。另有词三首。他一生晦迹山林，清淡寡欲，诗也冲淡平静，闲适高远。他的诗多取材于自然山水、花草鸟虫。多写西湖的优美景色，反映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题材虽然偏狭，但诗风澄澈淡远，如七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一诗，清冷幽静，闲淡浑远，是其诗风的典型体现。梅尧臣说他“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林和靖先生集序》)，从林诗的风格及其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说，这确实是致评。故宫绘画馆藏有所书诗卷。今存，诗三百余首。 说起林逋的诗，自然会提起那首著名的《山园小梅》，尤其是诗中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功地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南宋词家姜夔又据此谱成《暗香》、《疏影》两曲，更是声文并茂，成为绝世华章。这首七绝《秋江写望》虽比不上七律《山园小梅》但也是一首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山水诗。 此诗写的是江畔秋色，以抒发淡泊为怀的情调为主题。但从这首诗所创造的意境看，却是淡泊并不冷清，平静而非冷漠。在对自然风光的轻描淡抹之中，流露了诗人趣向博远的情操和对大自然的诚挚的感情。因此，我们还应当这样来给他作出评价：“这位‘高士’还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绝俗者’，他是有其正确的爱憎的”(夏承焘《林逋的诗与大中祥符的<天书>》)，对于《秋江写望》这首诗，的确是可以作如是观的。 “茫茫沙嘴鹭鸶眠，片水无痕浸碧天”，开头的这两句，是诗人眼中所望的秋天江畔的自然景观。沙嘴，江边沙滩突出的一角。诗人对秋江的欣赏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茫茫沙滩上，有一个突出的一角，在这突出的一角上，有一群鹭鸶正在酣睡。那里多么静呀，这不是“树停沙岛鹤，茶会石桥僧”的幽境吗！灰黄的沙滩，雪白的鹭鸶，多么淡雅，多么安适！ 诗就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有一个具体的(点”，点、面的搭配这样和谐，一下子就使读者的心情恬静安适起来，不得不走进这个动人的佳境。用语虽然平常，但由于风韵正，天真全，境界却是超群不俗。 第二句：“片水无痕浸碧天”。“片水”，如“片”之水．可见水面平稳之状，如同一面镜子了。那末，既然“片，水即如镜，后又加一“无痕”，这不犯丁“重出”之病吗？非也，因为“片水”还有言江水窄小之意。这就暗示了诗人望远的地点是在江边的某一高处了。既然是水，总该是“清”或是“白”的吧？不，是兰色的，因为蓝天被水浸在其中了，水作天色，天亦水色，这不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之状吗？至此，兰、白、黄三色相互辉映，一幅秋江鹭鸶图，已经是如在目前了。 在所有的诗体中，写景造景之难都莫过于绝句。它要求造境快捷，不允许有半点的拖泥带水。所以元人杨载在他的《诗法家数》中深有体会地说：“大抵起承二句固难”。但是，对于一个能细致观察的作家，有娴熟技巧的诗人，却又并不难，他们甚至于能起于平直，承之以从容，《秋江写望》的前二句，就是如此。 上面说了，从“片水”一词，我们可以想见诗人是站在江岸的某一高处，那么，诗人此时为什么要站在高处呢？去江边上走一走，不是更有一番意境吗？可是不行，且看下两句：“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渔船。”哦，原来刚下过雨！大雨才过不久，天虽晴而路却滑，诗人哪能沿江远行呢！鹭鸶高眠，行人寥寥，不能循岸探胜，就站在这里观赏吧：你看，那被雨水洗刷过的芦花，满身带水，多么娇憨可爱！船篷顶上，一缕青烟缭起，那不是刚刚从风雨中归来的渔夫，正在安闲地烧饭吗？ 诗人就是这样徐徐展开《秋江写望》的画卷的。景色由远而近，我们的视线也由高而低。不过，这里的“近”是相对于“远”而言，它不是“大近”景，更不是“特写”，因为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片清白的芦花，而不是一枝芦花，只能见到船篷上的炊烟，还并不曾看见舱中的人影。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够赏心悦目的了；当画轴慢慢展开到一缕炊烟在我们的眼前袅袅升起的时候，我们不是清晰地看到了寂静的秋江又活动起来了吗？甚至，对于一个听觉敏感的人来说，也许都能听到秋天那悄悄的脚步声了吧！ 那末，这首诗有哪些主要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玩味和借鉴呢？这倒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谢赫在创绘画的“六法”时，曾把“经营位置”作为第四法，可见布局结构的重要。布局最难之处，倒并不在于远、近、大、小的位置，而在于位置的和谐和动、静的搭配。就绝句而言，和谐与否，又决定于三、四两句，所以杨载说：“至若宛转变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最爱芦花经雨后”一句，正是凝聚了把全图由静变动的“宛转变化”的功力，它象一架彩虹，把全诗的前后两景自然地连接到一起，使诗产生了新的一层境界。从观景的时序上说，又使前后贯穿一气，因果确然。 另外，从表现方法上说，这一句并不是白描，更不是彩描，而是运用了“赋”。在“直陈”之中，描绘已见，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技巧。 当然，林逋是画山绣水的高手，类似这样的优美画卷，在他的笔下还有不少，比如那首《易从师山亭》：“林表秋山白鸟飞，此中幽致亦还稀。西村渡口人烟晚，渔舟坐见两两归。”就是这类佳品。这是一幅“渔棹晚归图”，虽以动景为主要题材，但风韵还是和《秋江写望》一样的。他的另一首《宿洞霄宫》更有名，也是写秋色的：“秋山不可画，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虽说“不可画”，但却把秋声秋色皆“化”出了。 在唐人中，林逋是推崇贾岛的，但无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林诗都要超出贾岛一筹，因为前面说过，林逋并不是真的忘情于山水的“高士”，他在生活中，甚至在国家政治大事中，也并没有抱着完全超脱的态度，他虽然一生不结婚，但却赞美人间的真挚动人的爱情见他的词《长相思》)，而贾岛则不同，他是消极遁世的，我们且看贾岛的《江亭晚望》诗：“浩渺浸云根，烟岚没远村。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倦魂，纵情犹未已，回马欲黄昏。”感情淡而冷，闲而凄，瘦苦状可见。林诗《秋江写望》的前二句虽然有从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脱胎而未的影子，但格调已大不相同了。 附 宋史·隐逸传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逋尝客临江，时李谘方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器也。”及逋卒，谘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圹中。 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连被台移出治狱，拒不肯行，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蕲州，卒于官。 《豳风广义》卷下 清·杨屾 园圃之制，昉自上古，帝王以之养圣聪而同民乐。富贵家以之识稼穑而为游息之所。文人学士以之畅达襟怀，焕发神采。高人逸哲以之作助道之资，讬为隐处。农家以之树桑麻，布果蔬，为衣帛之薮，且逍遥其中，故称田园之乐。……林逋之计日树梅，〔林公乐道独善，终世不娶，尝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植梅三百六十，计一梅所出，约足一日之用，随梅子所收之丰歉，以为自养之厚薄，终身坦然自得，略无营求世利之意。〕皆取自然之衣食，作养德之实具，超然物表，淡然象外，养素之道，诚无有加於此者。 林逋泉石自娱，故诗清绮绝伦。时有晚唐卑调弱句。如《孤山寺》“破殿静披荠臼古，斋房閒试酪奴春”；《峡石寺》“灯惊独鸟回晴坞，钟送遥帆落晚汀”，俱工。又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朴当时有卫青”；“返照未沈僧独往，长烟如淡鸟横飞”；“松门过水无重数，石壁看霞到尽时”；“五亩自开林下隐，一樽聊敌世间名”；“千里白云随野步，一湖明月上秋衣”；“烟含晚树人家远，雨湿春风燕子低”，诚一时之秀。鹤诗云：“春静棋边窥野客，雨寒廊底梦沧洲”，妙矣。而永叔云：“万里秋风天外意，日斜閒啄岸边苔”，寄趣更远。至和靖云：“白公睡阁幽如画，张祜诗牌妙入神。不会剃头无事者，几人能老此禅扃”，狼籍甚矣！ 《青箱杂记》卷六 宋·吴处厚 钱塘林逋亦著高节，以诗名当世，名公多与之游。天圣中，丞相王公随以给事中知杭州，日与唱和，亲访其庐，见其颓陋，即为出俸钱新之。逋乃以启谢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给事，差人送到留题唱和诗石一片，并创轩荣，以庇风日。衡茅改色，猿鸟交惊。夫何至陋之穷居，获此不朽之奇事。窃念顷者清贤钜公，出镇藩服，亦常顾邱樊之侧微，念土木之衰病，不过一枉驾，一式庐而已，未有迂回玉趾，历览环堵。当缨蕤之盛集，摅风雅之秘思，率以赓载，始成编轴。且复构他山之坚润，刊群言之鸿丽，珠联绮错，雕缛相照，辇植置立，贲于空林，信可以夺山水之清晖，发斗牛之宝气者矣”。迨景祐初，逋尚无恙，范文正公亦过其庐，赠逋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又曰“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赏如此。 【小隐自题】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宿洞霄宫】 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
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 【猫儿】 纤钓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余。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 【山中寄招叶秀才】 夜鹤晓猿时复闻，寥寥长似耿离群。月中未要恨丹桂，岭上且来看白云。
棋子不妨临水着，诗题兼好共僧分。新忧他日荣名后，难得幽栖事静君。 【园池】 一径衡门数亩池，平湖分张草含滋。微风几入扁舟意，新霁难忘独茧期。
岛上鹤毛遗野迹，岸旁花影动春枝。东嘉层构名今在，独愧凭阑负碧漪。 【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孤山寺瑞上人房写望】 底处凭栏思眇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春来看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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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1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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