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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小令鉴赏之二十七 作者/陈友冰 【越调·柳营曲】“怀古” 马谦斋 曾窨约,细评薄,将业兵功非小可。生死存活,成败消磨,战策属谁多?破西川平定干戈,下南交威镇山河。守玉关班定远,标铜柱马伏波。那两个,今日待如何? 同虞挚那首【双调·折桂令】一样,马谦斋这首小令也是透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品评来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和人生态度,也都带着一种伤感和悲凉的基调。不同的是,虞集的【折桂令】强调的是世事自有定数,非人力能挽回。马谦斋这只【柳营曲】抒发的则是人生穷通难料,风流勋业难以永存的伤感。当然,这当中同样寓有时代的色彩和作者的人生遭际。马谦斋,名、字、里、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元仁宗延佑中(1317)前后在世。曾在大都(今北京)作过官,工散曲,太平乐府等曲选集中所收颇多。与后期散曲代表作家相识且有交往。张可久有《天净沙·马谦斋园亭》:“簪缨席上团栾,杖藜松下盘桓,喷玉西风脆管。雪芳亭畔,秋香一树金丸”。从曲辞来看。他做京官时生活比较优游。有园林,簪缨们常在园内聚会饮宴,此人亦常在松下盘桓,听笛管弹唱。现存小令十七首。后辞官后归隐,有人说他后来隐居杭州。辞官归隐的因由从的一首散曲【自悟】“归来去长安路险”中可看出端倪。了。他的另一首【柳营曲·叹世】说:“青镜摩挲,白首蹉跎,失志困衡窝”。可能在人生路上也有许多失意和坎坷。这首【柳营曲·怀古】则是借怀古来抒发类似情怀。 这首曲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结构上的波诡云谲和情感上的错落跌宕,作者把诗乃至文的结构和情感表达方式运用到这首小令之中,从而使此曲在以率直为特色的元人小令中别具一格。 结构上,作者善设悬念,层层蓄势,步步逆入,由一般到个别,再由个别到一般,最后得出一个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来。“曾窨约,细评薄”以下六句为第一层,是对古人将相功业作总体评价和一般性的概括。“窨(yìn)约”,也写作暗约,思量之意;“评薄”即品评。作者思量品评的是将相功业,结论是“非小可”。“非小可”三字高高领起,使这曲怀古调顿时发人惊醒。殷璠曾评价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开头两句“北风卷地北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是“直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所来”(《河岳英灵集》)。马谦斋此曲的“将业兵功非小可”也同样给人发唱惊挺、引人注目的艺术效果。“生死存活,成败消磨”这八个字则是解释“非小可”的原因。沙场征战,九死一生;功业成败,转瞬之间。曹孟德南征北战,统一中原,却被赤壁一炬,造成天下鼎足三分;前秦苻坚披坚执锐,提兵南下,却被弱晋败于淝水,弄得草木皆兵。自己后来也因此身首异处。可见天下最难逆料之事,就是征战;天下最凶险之事,就是领兵。作者把般般史实,种种战例,融为一炉,用了八个字作高度概括:“生死存活,成败消磨”。下面一句“战策属谁多”则是宕开一句,明知故问,用悬念设疑引出班超和马援这两位作者要咏叹的历史人物。 “破西川平定干戈”以下四句则是紧承上句的设问,先摆出班超、马援两人的将业兵功。班超。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著名史学家班固弟弟为人有大志,不甘于为官府抄写文书,认为“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于是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官至西域都护,被封为定远侯。马援为东汉名将,拜伏波将军,南征交趾,大胜而归。曾于边塞立铜柱,作为汉界标志兼表功勋。作者最后点出人名:“守玉关班定远,标铜柱马伏波”。这样可以先声夺人,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层层逆入的方式与前面的由一般到个别、善设悬念一样,都意在造成一种蓄势,产生一种“文如看山不喜平”是审美效果。第二层这四句在结构上也异常工致:一个在西域建立功业,一个在南方威震山河;一个是班定远,一个是马伏波。这种工致的对仗本身就产生一种慷慨之声,更显得军功赫赫,军威雄壮。 “那两个,今日待如何?”是第三层。是突然逆转,从遥远的古代归落现实。语调亦一落千丈,由慷慨激昂变为冷落萧疏。这八个字,包蕴的内涵却异常丰富。首先,它表现了一种英雄勋业风云流散的历史感慨。我们知道,苏轼的名词《念奴娇·赤壁》开头就是这样的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前赤壁赋》中又借客人之口再次明确地加以申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这也正是马谦斋这首小令咏歌感慨的主旨所在。当然,这也是中国诗歌所反复咏歌的一种历史慨叹和悲剧意识。其次,这八个字中也包含着作者的人生感慨。“怀古”本为“叹世”,借古亦为论今。当年班超久羁西域。有家难归。暮年之际,曾发出“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叹;马援身后亦毁于诽谤,几不得安葬。古人如此,今日之“班、马”处境又如何?我们从前面引述的作者【沉醉东风·自悟】和【柳营曲·叹世】两只曲中,作者的人生苦涩和辞官归隐缘由对此是不难体察的。在情调上,作者在曲子歇拍处猛然一转:“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韩愈《听颖师弹琴》)从昂扬热烈突然转为萧疏清冷。这种感情上的大起大落,是诗人心神猛醒,也促使读者沉思,这也是此曲的成功之处。 【正宫·醉太平】 张可久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 张可久(约1270—约1350),字小山,一说名伯远,字可久,号小山;又一说字仲远,号小山,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鄞县)人,人生坎坷,生平事迹不详。曾多次做路吏这样的下级官吏,后以路吏转首领官(以上见曹楝亭本《录鬼簿》)。钱惟善《江月松风集》中有《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诗,可知其又曾为桐庐典史。元惠宗至正初年(1341)年七十余,尚为昆山幕僚(见李祁《云阳集·跋贺元忠遗墨卷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犹在世。一生怀才不遇,时官时隐,曾漫游江南之名胜古迹,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南一带,晚年隐居在杭州一带。 张可久毕生致力于词曲的创作,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时便享有盛誉。早年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与乔吉并称”双壁”,与张养浩合为”二张”。现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为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传世的只有张养浩、乔吉和张可久三人,但前两人都是在临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唯有张可久不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传世(钟嗣成《灵鬼簿》又“有《今乐府》盛行于世,又有《吴盐》、《苏堤渔唱》”,另有胡存善编《小山乐府》),在元曲选集《阳春白雪》和《乐府群英》中,张可久入选的作品也是最多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甚至连元武宗在皇宫赏月时也令宫女传唱他的散曲。 张可久散曲的内容部分作品如【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等抒发穷通无定,世态炎凉的感慨;【卖花声·怀古】等曲写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险恶。这类作品充满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现实。另一部分则是隐居和游荡江湖、欣赏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怀和应酬怀古之作。张可久长期为吏的身世,对他的创作很有影响。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伤,向往归隐。因此,描写归隐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显得多一些。“归隐”虽然是一个传统题材,而对张可久来说,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内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70岁尚任小吏“昆山县幕僚”;80岁还任“监税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结交的多为官员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较狭窄,作品内容不够广阔。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显得平庸;同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又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顺从,虽有愤懑和不平,都表现一种“怨而不怒”的色彩。 元代前期,散曲家时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丽雅正。张可久在这划时代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脱离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丰富多彩而又清丽的风格其作品风格多样“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是元代散曲中“清丽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在后期被视为典范,颇受明清以来文人推重。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为“词林之宗匠”;清代诗论家刘熙载推崇他为“曲家翘楚”(《艺概·词曲概》)。许光治说他“俪辞追乐府之工,散句撷唐宋之秀”(《江山风月情·自序》);李开仙《小山小令序》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 张可久亦能诗,见于《元诗选》癸集。 张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后期“清丽派”的代表作家。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运用诗、词作法,讲究蕴藉工丽,而且常常熔铸诗词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后代曲论家对此皆大加称赞,如明代朱权评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太和正音谱》);清人刘熙载《艺概》称乔、张“两家固同一骚雅,不落俳语,惟张尤翛然独远耳”。但作为一个艺术大家,并非只有一种风格,如杜甫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但也写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类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李白诗歌壮浪恣睢、豪放不羁,但也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这类诚挚温情之作。张可久作为散曲大家,他的风格也不仅仅是蕴藉工丽,也有直俗浅白之作,有的甚至于刘熙载的评价相反,不是“不落俳语”,而是俚俗尖新。这首【正宫·醉太平】就是如此。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全曲未用一典,皆以口语俗语为喻。嬉笑怒骂,切中时弊,充满尖新泼辣的蒜酪味。曲的开篇两句“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便用自白口语高度概括了当时世风的腐败,道破此曲的主旨。接下来又用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来批判金钱对社会、对人心的腐蚀作用。即使你聪明如水晶球,一旦有了金钱的贪欲,便会耳目塞听,糊涂油蒙了心,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问是非曲直。关汉卿杂剧《窦娥冤》那位楚州太守桃杌的开场白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清查案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也是当时官员的内心独白。在这种面糊盆中糊涂官案下金银是决定是非的唯一标准,又怎能不是非颠倒,黑白混肴! 接下来的三句即以辛辣而形象的语言揭露整个元代社会,在金钱腐蚀下人欲横流腐败变质的世风。“文章糊了盛钱囤”是写士人对金钱的依附。“囤”本来是用苇蔑编的盛粮食工具。这里形容钱财堆积的如粮屯那么高。读书作文,本应经时济世、扶危定倾,现在却变成了攫取钱财、投靠豪门的进身阶。作者用文章糊在盛钱囤上这个形象的比喻,来讽刺士人对金钱物欲的贪求和崇拜。“门庭改做迷魂阵”是用来批判市井细民。“门庭”是家居之地;“迷魂阵”在元人口语中是迷惑、坑害别人的一种圈套和陷阱,通常指的是妓院。门庭本是家居过日安守本分之地,现在为了追逐金钱、竟变成倚门卖笑之所、坑蒙拐骗之地。这个形象的比喻金钱造成的道德沦丧,对人心的巨大腐蚀,也揭示了元代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伦理的崩溃和价值观念的颠倒。这不仅使我们产生一种情感上的震撼,而且还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清廉贬入睡馄饨”是批判官绅。为官应为民做主,但在金钱权欲的驱使下,这些官绅们一个个像害了软骨病,挺不起脊梁,根本谈不上正直道行,为民伸冤。“睡馄饨”亦是元人口语,即横躺着的馄饨,比喻软弱的站不起来。前面提到的《窦娥冤》中,窦娥在临刑前有段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可以看做是元代百姓对被金钱腐蚀了的官绅们的痛恨,也是对“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元代各级政权的绝望”,它是“清廉贬入睡馄饨”的一个形象注解。 总之,这两句从士人、市井、官绅三个方面对元代社会在金钱的腐蚀下道德沦丧、是非颠倒的种种弊端作了精当又形象的概括。批判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同代有位无名氏作家有首同调小令“骂钱”,对世人的贪婪、对金钱的渴求亦作过尖锐的讽刺:“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可见当时这种社会现象是普遍的,受到不止一位元代散曲家的关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金钱的贪婪,并不仅仅存在于元代社会,而是弥漫在整个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或转型期的共同特征。在张可久之前,就有著名的汉末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揭露汉末的卖官鬻爵制度对社会风气和人伦常理的戕害;在张可久之后,有名明代朱朱载堉的《黄莺儿·骂钱》:“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牲。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覆,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灭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当然也不仅仅是封建社会后期或转型期的共同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的共有特征。十六世纪英国的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在《雅典泰门》中也有段对金钱的著名诅咒:“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张可久这首小令中对金钱、世风的批判以及内在规律的揭示,乃是中国古代诗词乃至世界进步文学中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这一思想价值不可低估。 结尾一句“葫芦提倒稳”是表达作者自己的处世态度。“葫芦提”亦是元人口语,本指喝酒,外延为糊涂度日。这种整天借喝酒混日、靠糊涂混世表面上是一种消极人生,实际上是激愤之语,是作者对这个金钱支配一切、一切是非颠倒的病态社会彻底绝望的表现。也是他既不愿随波逐流、追名逐利,又无力移风易俗、扭转乾坤的复杂内心世界的自叹。为了解脱这种矛盾和痛苦,历史上的李白是“但愿长醉不愿醒”,今天的张可久也是“酒葫芦,醉模糊,也安排我处”(《道情》)。如果说前面数句是作者对世风的批判,这句则是诗人人生态度的自白。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人生态度也是元代绝大多数正直散曲家的共同选择,如关汉卿也说过:“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马致远亦是“葫芦提一向装呆”(【双调·夜行船】);曾瑞也说:“朝廷得安为大隐,咱,装作呆”(【山坡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首小令对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态,也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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