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

扬之水

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

作者/ 刘尊明 陈鑫

   一、问题的提出——辛派词人有无词学思想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又重新清理和查阅了有关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发现形成上述研究现状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就是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本来就是一个以创作成就而著称于词史的词学流派，词学研究史上对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研究之所以形成偏重于艺术创作的格局，乃是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相适应的。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辛弃疾和辛派词人并非只有创作实践，他们也有自己的词学思想。辛派词人群体的形成固然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相同或相近的词学思想、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也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缺少思想和理论的词人，会成为一代领袖并凝聚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词学流派。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予来筮仕委吏，实隶总所，例于州家殊参辰，旦望贽谒刺而已。余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涖事仅两旬，即谒告去。稼轩偶读余《通名启》而喜，又颇阶父兄旧，特与其洁。余试既不利，归官下，时一招去。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骫骳，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就曾经指出：辛弃疾在词学理论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意见，但是现存的一些“零星材料帮助我们认识到，辛弃疾是一位具有先进的文艺观点、富有天才而又很谦虚的作家”。遗憾的是，程先生在文中未能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而他的这一见解也并没有引起词学研究者们的重视。直到三十多年后，刘扬忠先生才发表《辛弃疾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一文，勾稽稼轩诗词文中的零星资料，“描画出辛弃疾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的粗略轮廓”。但是刘先生此文只就稼轩立论，较少涉及辛派词人；虽然此后刘先生在其新著《唐宋词流派史》中，对稼轩词派的其他成员的有关词学言论有所涉猎，但又显得零散参差，未能统贯起来。

    二、词学主体观——弘扬主体，崇尚词品

    直到南渡以后辛派词人起来，东坡的事业才得到了发扬光大，词坛的“艳科”格局和词品的卑弱地位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词学的主体意识也得以真正凸显出来。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辛派词人对辛词的体认方面。

    此外，辛派词人的中坚人物陈亮，也以他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辛派词人追求词品与人品相统一的词学理想。据明李贽《藏书·名臣传·陈亮传》记载，陈亮尝言：“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李贽在传中高度评价说：“亮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腑。”夏承焘先生则结合陈亮的为人论其为文为词曰：“他自赞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早年著《三国纪年》，很仰慕陈登之为人。有这种风格的人，发为议论自然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表现在词里，也自然是一片光明俊伟、磊磊落落的气象。”举其《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为例：“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词人指点江山，纵论历史，聚古今人事、南北江山于笔端，与他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异曲同工，简直可以作政论来读，也体现了词人凛然磊落的胸襟与人格。清张德瀛《词徵》卷5即谓：“陈同甫幼有国士之目，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於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指事直陈，如龟之灼。然挥霍自恣，识者或以夸大少之。其发而为词，乃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惜其每有成议，辄招妒口，故肮脏不平之气，辄寓於长短句中。读其词，益悲其人之不遇已。”

   三、词体功能观——陈经济之怀，作陶写之具

    现实惊醒惯于吟风弄月的词人们，在宋代广为传诵的《花间集》遭致众多批评。陆游是辛派词人的同盟军，他在作于淳熙己酉（1189）年的《长短句序》中写到：“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18陆游所指责和感叹的“其变愈薄”，当是晚唐五代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浮艳词风；此时65岁的陆游“晚而悔之”的，也当是少年时代“汩于世俗”所作的所谓“艳词”、“小词”。处于遭逢巨变、偏安残阙的时代，这种道德、礼义之说已不再是泛泛空谈，它真实地反映了爱国诗人陆游对词体文学的功能价值的疑惑与反思。陆游另有两篇《跋花间集》的文章。其一曰：“《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邪？”处于南宋前期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陆游对“花间词人”所表现的词体功能价值观念发生了怀疑。陆游在81岁时另有一篇《跋花间集》：“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在这里，陆游既从文体演变的视角来解释晚唐五代诗衰词兴的现象，也指出了“花间词”的创作背景及其侧艳流宕的风貌。可以看出，陆游晚年围绕着《花间集》对词体文学的功能价值问题做过较长时间的思索。

    一方面，辛派词人以《花间集》为其理论对立面对“花间词风”加以批评，另一方面，他们在创作中也逐步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词体功能价值观念。

    辛弃疾的词学思想见诸表述者只有吉光片羽，他的词学思想主要是以创作实践来加以呈现的，并因此获得了辛派词人的体认和揭示。范开《稼轩词序》的议论实为知言。他敏锐地体悟到辛词正是他英雄气节、未就功业的陶写之具：“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实际上，词到了稼轩手中已变成他在政治失意之余、抒写被压抑的襟抱情怀的“陶写之具”。同样，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也有“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之论。辛词不是太平时候歌舞宴席“聊佐清欢”的娱乐工具，不是旷男怨女相思离别的心灵倾诉，他在词中书写着他的凌云壮志、报国理想，倾吐着他的忧患感慨、抑郁悲愤，他的词是他生命情感的“陶写之具”！

    稍后，辛派后劲刘克庄在《黄孝迈长短句序》中写道：“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脱换李贺语尔，而伊川有亵渎上穹之诮。岂惟伊川哉？秀上人罪鲁直劝淫，冯当世愿小晏损才补德，故雅人修士，相戒不为。或曰：鲁庵亦为之，何也？余曰：议论至圣人而止，文字至经而止。‘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时伤物乎？‘鸡栖日夕’，‘黍离麦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熠宵行’，‘首如飞蓬’，非闺情别思乎？宜鲁庵之为之也。鲁庵已矣，子孝迈，年英妙，才超轶……盖君所作，原于《二南》，其善者虽夫子复出，必和之矣。乌得以小词而废之乎？”这一议论比之陆游更进一步，把词体的地位抬高到与《诗经》相提并论的高度。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中，刘克庄不仅高度评价“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 的革新开拓之功，而且热情肯定刘叔安融豪婉为一体、借比兴为寄托的创作成就：“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陆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刘克庄不仅在理论上推尊词体、在评论中注重比兴寄托，而且在创作中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提升了词的思想价值。对此，清冯煦曾有所论及：“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情系君国，志在有为，发而为词，故多抒情寓志之作；既然“不欲以词人自域”，则词人的眼光、心胸也就超出了一般词人娱宾遣兴的范围，所以后村词的内容题材更集中于家国、社会和时代，词中讥弹时政，议论世事，忧愤国运，陶写怀抱，力透纸背，情溢言表。

    辛派词人的聚合力直接来源于稼轩，作为一个流派的整体风格亦最鲜明地凸显于稼轩词中。因此，辛派词人的词体风格论也主要是以稼轩词为观照对象的。

    范开的序文作于稼轩生前，因此他的观点应当是得到稼轩首肯的。而且，在稼轩的诗文中，他更是经常以“气”论人论事。如他在《美芹十论》中赞“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议论战争亦有“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养战先养气’”；在他的词里更是屡见对“气”的赞赏，如“刘郎才气”、“元龙豪气”、“凛然生气”、“气吞万里如虎”、“青山意气”等等。

    正是在这样一股狂放雄豪之气的激荡之下，辛词才最有力地冲决了词的传统藩篱，开创了蔚为词史一大高峰的“稼轩体”。首先，辛词以新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开创了与传统词风截然不同的新境界。在他留下的620多首词中，只有20多首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英雄志士形象昂首步入了他的词中。他的目光也曾注视过妩媚多情的青山绿水、开着荠菜花的山乡田野，但是他的心灵刻骨铭心为之萦绕关注的始终是金戈铁马的沙场和风云激荡的社会，他的词大多是他英雄心志和悲剧情怀的抒写，具有鲜明的自我化、男性化倾向，呈现一种雄劲、豪放的风格特征。其次，辛弃疾又对传统的婉约词风加以改造，如千古传诵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词，借美人香草、离别相思的传统题材，寄托身世之感，抒写家国之忧，摧刚为柔，刚柔兼济，既增强了豪放词风的艺术魅力，又加深了婉约词风的审美内涵。

    气韵充沛、刚柔兼济的“稼轩体”对后世词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冲击，形成了巨大的晕圈效应。对此，南宋后期以江湖布衣的身份而继承稼轩衣钵的辛派后劲戴复古，在一首《望江南》词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戴复古所作《望江南》共一组四首，这里引述的是其中的第三首。词人在调下有小序云：“壶山宋谦父寄新刊雅词，内有《壶山好》三十阕，自说平生。仆谓犹有未说尽处，为续四曲。”可见这四首《望江南》词乃为续宋自逊（字谦父）《壶山好》（即《望江南》）而作。宋自逊亦为辛派词人之一，与戴复古为友。戴复古续词中所谓“歌词渐有稼轩风”，虽然是称赞宋自逊作词已渐有稼轩词的风貌，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南宋后期词坛追摹稼轩词风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方面，时人及后学的推崇、模仿直接促成了辛派词人和稼轩词派的产生；另一方面，正如钱钟书所云，“就是抗拒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26，比如像姜夔、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格律派词人，也在无形中受到“稼轩风”的熏染，兹不赘述。

扬之水

辛派词人群体的形成固然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相同或相近的词学思想、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也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扬之水

处于遭逢巨变、偏安残阙的时代，这种道德、礼义之说已不再是泛泛空谈，它真实地反映了爱国诗人陆游对词体文学的功能价值的疑惑与反思。

扬之水

辛派词人以《花间集》为其理论对立面对“花间词风”加以批评，另一方面，他们在创作中也逐步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词体功能价值观念。

扬之水

辛词不是太平时候歌舞宴席“聊佐清欢”的娱乐工具，不是旷男怨女相思离别的心灵倾诉，他在词中书写着他的凌云壮志、报国理想，倾吐着他的忧患感慨、抑郁悲愤，他的词是他生命情感的“陶写之具”！

扬之水

刘克庄不仅在理论上推尊词体、在评论中注重比兴寄托，而且在创作中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提升了词的思想价值。

扬之水

首先，辛词以新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开创了与传统词风截然不同的新境界。

扬之水

辛弃疾又对传统的婉约词风加以改造，如千古传诵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词，借美人香草、离别相思的传统题材，寄托身世之感，抒写家国之忧，摧刚为柔，刚柔兼济，既增强了豪放词风的艺术魅力，又加深了婉约词风的审美内涵。

张庆东字恕鸣

问好老师！祝新春愉快！！

眉月

拜读佳作，学习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