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屈子情结

扬之水

唐代诗人的屈子情结

    摘要：在唐代诗人中 , 存在着一个相当深挚的屈子情结 :李、杜、白、韩、柳等一批诗人 , 尽管对屈原的看法和评价不尽相同 , 却都在精神境界及文学素养等方面受其沾溉。有些文人对屈子的责骂之声虽时有所闻 , 但屈子永远是诗人们心目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关键词：耿介人格; 屈子精神; 依骚托兴;
    在中国诗歌史上, 屈原一直被视为衣被词人, 光照百代的诗人之巨擘。屈原高远卓荦的人格, 令历代诗人激动和感奋。他诗歌中出人意表的艺术构思和奇异脱俗的表现手法, 又令许多诗人心醉而神迷。然而, 翻检唐人诗文集, 我们不难发现诗人们对屈原存在着种种复杂和并不太统一的情感。这些情感的产生, 与他们独特的思想及人生际遇不无联系。梳理这些情感的流向, 对于窥视作者的内心世界, 进而了解屈原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无疑是颇有意义的。

一

    在人格上, 屈子最突出的个性便是耿介。他说:“苟余情其信女夸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离骚》) 。说到底, 这是一种为理想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 这种精神潜移默化于唐代的诗人中, 化为他们行动的步武。比如唐代历经穆、武、宣、敬宗诸朝的宰辅大臣李德裕, “壮年得位, 锐于布政, 凡旧俗之害民者, 悉革其弊” (《旧唐书·本传》) , 就很有屈原任楚怀王左徒时“图议国事”、“明于治乱”的那种果敢作风。自文宗开成五年冬至武宗会昌四年八月, “首尾五年”, “起草指踪, 皆独决于德裕”, 也有类于屈原的“娴于辞令”, “以出号令”、“王甚任之”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同时, 李德裕在朝廷的党争中, 一再受到牛党的摈斥, 宪宗、宣宗时期, “德裕失势, 抵掌戟手, 同谋斥逐”, 在贬潮州司马之后再贬崖州司户。这种遭际, 也同于屈原之受上官大夫一再谗毁终致受怀王之绌。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德裕视屈原为知音, 并迸发为他的《汩罗》一诗:

远谪南荒一病身, 停舟暂吊汩罗人。

都缘靳尚图专国, 岂是怀王厌直臣。

万里碧潭秋景静, 四时愁色野花新。

不劳渔父重相问, 自有招魂拭泪巾。

    诗中以楚怀王时嫉恨屈原的大臣靳尚之专国, 隐指迫害自己的白敏中、令狐淘、崔铉等素仇, 又以楚怀王喻指宣宗皇帝。所谓“怀王不厌直臣”, 其实是只恨佞臣而不恨皇帝的情感, 这种情感在历代的士大夫中都具有普遍性。从这一点来说, 李德裕还没有屈原那样敢于侧面讽谕君王的勇气。但可贵的是, 他不沉溺于凄伤的情调当中, 而是把眼光投向了万里的碧潭和遍地的野花, 力求化解内心的郁积;他也不劳渔父之相问, 自己招魂拭泪, 显示出了非常刚强的性格力量。《旧唐书·本传》说李德裕“以器业自负, 特达不群”, 性格“孤峭”, 于此可见端倪。
    在唐代诗人中, 韩愈和柳宗元应该说是受屈原人格影响较深的两位。《旧唐书·本传》言韩愈“操行坚正”, 鱼便言“无所畏避”;韩愈也说自己“受性愚陋, 人事多所不通。”这种个性, 使他敢于面对德宗晚年“宰相不专机务, 宫市之弊, 官论之不听”的现实, 而冒杀身之祸, 向皇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 (《旧唐书·本传》) 。其结果即是于贞元十九年 (803) 冬贬官赴任阳山令。他于赴任途中所作的《湘中》诗:“猿愁鱼踊水翻波, 自古流传是汩罗。藻满盘无处奠, 空闻渔父叩舷歌。”在对屈原的追忆中, 融入了满腔的辛酸之泪滴。该诗与《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诗之“静思屈原沉, 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 绛灌共谗谄。谁令悲生肠, 坐使泪盈脸。翻飞乏羽翼, 指摘困瑕玷”;《送惠师》诗之“请湘沉楚臣”;《晚泊江口》诗之“孤臣水底魂”等情不自已的咏叹, 构成了低回的追怀先哲中不忘寄寓身世之悲的共同特色。这种特色, 实则秉承了“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的抒愤传统。韩愈自己也说:“楚, 大国也。其亡也, 以屈原鸣” (《送孟东野序》) 。可见“不平则鸣”, 是韩愈在人格精神与文学素养上吸收屈子内在力量的重要之点。宋人秦观在《韩愈论》一文中说:“猎屈宋之英者……韩愈之作是也。”应该说是很有见地之论。
    无独有偶, 作为与韩愈志同道合战友的柳宗元, 也对屈子同样倾注了满腔深情。宗元因加入王叔文党, 叔文败, 而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 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 涉履蛮瘴, 崎岖堙厄, 蕴骚人之郁悼, 写情叙事, 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 览之者为之凄恻。” (《旧唐书·本传》) 。可以想见, 柳宗元是把屈子引为同调的。一方面, 对自己思想和操守的坚持, 对事业进步性的自信执着, 使柳宗元具备了屈子那种九死未悔的精神:“虽累百世, 滋不憾而恧焉”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虽万受摈弃, 不更乎其内”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另方面, 远谪荒陬的孤寂和苦闷, 又使柳宗元陷入了屈子式那种英雄失路、黑白莫辩的深切苦恨之中。他在《仿离骚》中云:“自古贤人才士, 秉志遵分, 被谤议不能自明者, 以百数。”于是叹曰:“不顾虑以周图兮, 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 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 遭遇任之卒迫。”以上所引文字, 与屈子《离骚》在抒情程式上甚为相近, 而在抒写怨生之嗟方面, 则与屈子如出一辙。清施补华说柳诗“幽怨有得骚者” (《岘佣说诗》) , 可谓知言。兹举其咏及屈子的诗句为例:“鸣玉机全息, 怀沙事不忘。恋恩何敢死, 重泪对清湘。” (《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 。这些诗句, 皆因弘农公杨凭受御史李夷简弹劾, 终至窜伏湘浦一事而发, 在感喟中实已融入了诗人相同命运之幽恨。杨凭为柳宗元之岳父, “少负气节”, “性尚简傲, 不能接下。” (《旧唐书·杨凭传》) 。从人品来说, 终究不能与屈子相类, 故宗元作此比况, 并不恰当。且诗中宗元对杨凭多有谀辞, 更不足取。但在宗元诗中, 诗人伤人而自伤, 所谓“论嫌齐物诞, 骚爱远游伤”, “炯心那自是, 昭世懒佯狂”, 无一不是诗人“以毕微志”的具体映现。
    在《与杨京兆凭书》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 柳宗元分别用“哀”和“幽”二字概括屈子诗赋的风格, 这种风格与柳宗元诗赋的“思含凄怆” (宋刘克庄《后山诗话》) 不无联系。因为耿介拔俗, 是他们心灵得以共融的一条重要纽带。清林纾《春觉斋论文》曾云:“乃知‘骚经’之文, 非文也, 有是心血, 始有是至言。……后人引吭佯悲, 极其摹仿, 亦咸不能似, 似者唯一柳柳州。柳州《解祟》、《惩咎》、《闵生》、《梦归》、《囚山》诸赋, 则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斩曲儿》、《憎王孙》, 则又与《卜居》、《渔父》同工而异曲。惟屈原之忠愤, 故发声满乎天地;惟柳州之自叹失身, 故追怀哀咎, 不可自已, 而各成为至文, 即刘勰所谓真也, 实也。不真不实, 则佳文又胡从出哉。”所论甚为肯綮。
    但柳宗元也有“快诗”, 如元和十年正月, 柳宗元被召还京, 他即作《汩罗遇风》云:“南来不作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诗人言自身之境况已不同于屈原, 不会沉埋于荒陬之地, 因而能够回归, 心情自然轻松和愉快。然而这种快意, 正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直抒欢情, 乃是偶尔为之一样, 贯穿于柳诗中的思想情调, 仍然是“海畔尖山似剑铓, 秋来处处割愁肠”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的人生苦闷。

二

    作为唐代诗歌史上具有“诗仙”和“诗圣”美誉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 他们对于屈子的情感则相对复杂了一些。李白于人生观上, 既表现为儒家思想中积极的进取意愿, 又汇注了侠道精神中功成身退、浪迹江湖的人生情怀。因此, 他对屈原之“不识时务”, 大大地嘲弄了一番, 请看其《笑歌行》:“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 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 虚作《离骚》遣人读。笑矣乎, 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 卖身买得千年名。”关于此诗, 苏轼、萧士斌贝、朱等皆认为非李白所作, 沈德潜更指出为五代庸子所为。但从杜甫诗“不见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不见》) 来看, 李白写这种“狂怪的讽刺诗, 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况李诗中尚有“投汩笑古人” (《书情赠蔡舍人雄》) , “吾观自古贤达人, 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 屈原终投湘水滨” (《行路难其三》) 之语, 可相参证。由此可见, 李白并不赞成屈原式的特立孤行, 更对屈原的“贪名”产生微辞, 他所希望的是功成身退和避谗远毁。这一点, 杜甫也有差近之处, 他在《上水遣怀》诗中云:“中间屈贾辈, 谗毁竟自取。郁悒二悲魂, 萧条犹在否?”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此上水而动吊古之思”。“中间如屈贾忠魂, 尚有存焉者乎?此从暮齿而伤叹及之。”杜甫一生, 心存忠君体国, 然而蹭蹬顿踬, 如屈原命运之漂泊乖蹇, 且人微言轻, 毁亦随之, 故回首往事, 以屈原人生经历为不足取。这种激愤之辞, 实即表达了万般的无奈之意。
    值得回味的是, 大诗人白居易也对屈子的人生观表示了不太恭维的态度。其《偶然》其一诗云:“楚怀邪乱灵均直, 放弃合宜何恻恻”;又《读史五首》其一:“楚怀放灵均, 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 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 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 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 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 乱世何足钦。乃知汩罗恨, 未抵长沙深。”上引两首诗里, 白居易无非想表达这样的思想:人生沉浮相伴, 只有抓住“良时”, 追随明主, 而不像屈原那样被弃而行吟, 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既然君主以放置臣子为“合宜”, 臣子又何须为此而偏执不化!白氏这种议论, 一方面表现了人生中那种祸福无常、天道不测的观念;另方面, 也可以看出白氏晚年生活中那种闲适旷达的情境, 尤其是缺乏斗争性和人生信念的消极思想。而这种思想, 在士大夫中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李杜白等诗人对屈子不致以同情和惋惜。从思想感情来说, 李白与屈子是相通的, 均属于忧愤郁积于中而不能自已的诗人。诚如宋崔敦礼《宫教集》所云:“太白岂无意于世者?忧思愤郁, 假以自适, 其屈原远游之意欤?”我们看李白咏屈原的诗句:“屈平词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 (《江上吟》) ;“比干而死, 屈平窜湘源” (《古风》其五十一) ;“汉帝不忆李将军, 楚王放却屈大夫” (《悲歌行》) ;“屈原憔悴滞江潭, 亭伯流离放辽海” (《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 等等, 完全荡漾着对屈子不公遭遇的深切同情, 并于惺惺相惜中吐露内心不得意的情感。其中“屈平词赋悬日月”一句, 对屈子芳洁的人格和文学成就作了高度肯定, 至今仍成为评价屈子的不易之论。
    在诗歌创作中, 李白受屈子的影响最为深远。如其《鸣皋歌》、《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诸篇, 变化恍惚, 脱尽蹊径, “实与屈子互相照映”。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指出:“《蜀道难》‘朝避猛虎’四句, 同屈子《招魂》, 收句主意”。而《梁甫吟》中“我欲攀龙见明主”几句, 也“同骚意”。方氏在这里指出的是李白“阊阖九门不可通, 以额叩关阍者怒”等句, 化用了屈子《离骚》中“吾令帝阍开关兮, 倚阊阖而望予”的句意。其实何止这些?李白凭空谛构的诸多佳作, 断如复断, 乱如复乱, 而词意反复屈折于其间, 令人于一唱三叹中, 反复感受到了屈子之遗音。这样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了。
    杜甫之于屈子, 同样从人格到文学手法受到其深远的濡染。方东树云:“杜公立志, 许身稷、契, 全与屈子同。读《离骚》久, 自见之。”确为的言。杜甫于人生颠簸流离之中, 时刻未停止过为祖国的奔走和歌吟, 他的悲喜之泪浸透着家国的血泪。他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 千百年来令无数士子倾情掉泪, 感奋不已。杜甫在诗中, 或把他的友人比为屈子:“先生有道出羲皇, 先生有才过屈宋” (《醉时歌》) 。这是赠广文馆博士郑虔的诗句, 郑虔诗书画被唐玄宗誉为“三绝”, 却一生襟袍未开, 连遭贬抑, 故杜氏以屈子比之。又如《赠郑十八贲》:“羁离交屈宋, 牢落值颜闵”。把郑贲比为屈宋, 以自己羁离牢落得遇挚友为幸。而《天末怀李白》中“应共冤魂语, 投诗赠汩罗”二句, 则是杜公在流寓秦州时为怀念遇赦释归的李白而作。在诗人看来, 李白流落在江湖, 与屈原遭谗含冤多么相似。“盖文章不遇, 魑魅见侵, 夜郎一窜, 几与汩罗同冤。说到流离生死, 千里关情, 真堪声泪交下, 此怀人之惨怛者。”杜甫也同样以屈子自比, 如《地隅》:“丧乱秦公子, 悲凉楚大夫”, 这是他羁留江汉, 丧乱之余而抒写的感慨;《送覃二判官》:“迟迟恋屈宋, 渺渺卧荆衡”, 这是他大历三年送友人覃二归朝时, 自抒羁留荆衡的苦闷。尤其感人的是, 杜甫不但学习屈原, 而且力求超越屈原。他那种“骚人嗟不见” (《偶题》) 的对屈子在创作风格上的执着追求, 与他“文章千古事”这一重要使命是密切联系的。为此, 他才有勇气去“气屈贾垒” (《壮游》) , 去“窃攀屈宋宜方驾” (《戏为六绝句》之五) , 去与“风骚共推激” (《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 在充分地吸纳屈子创作营养的基础上, 再度创造诗国的辉煌。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云:“杜之所得在骚”, 刘克庄《竹庄诗话》也言子美“非……深之于《离骚》、《九歌》, 安得咀嚼其味, 然入其门邪?”他们一致地肯定了杜公受屈子影响的这种事实。应该说, 没有屈子的影响, 也就没有杜甫划时代的伟大篇章。
    至于白居易, 尽管对屈子的责难多于褒许, 但他还是赞扬了屈子的“楚骚”, 他在《寄唐生》中有“功高虞人箴, 痛甚骚人辞”之句, 强调了屈子诗歌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而他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楚王疑忠臣, 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 林下弃刘伶”, 尽管其主旨在于感发醉者欢情、醒者苦志的人生哲学, 客观上还是在抒写避世之乐中突出体现了严酷现实压抑下士人的苦痛。有人说, “韩退之多悲诗, 白乐天多乐诗”。其实只是从表象上看问题, 白诗同样有诸多以乐写哀的作品。

三

    当然, 在唐代诗人中, 也有一部分文人出于维护封建教化的目的, 对屈原极尽挞伐之能事。如说“骚人起而淫丽兴” (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骚人怨靡, 荡而不返” (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屈宋导浇源于前, 枚马张淫风于后”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屈原宋玉弄辞人之柔翰, 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 (卢照邻《乔君集》) 等等, 仿佛屈子是浮艳文风的始作俑者。更有一些人认为屈原的行为不合儒家道统, 如裴度即骂屈原“雅多自贤, 颇有狂态” (《寄李翱书》) ;孟郊也指屈原“三黜有愠色, 即非贤哲模”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言下之意, 即屈原作为人臣, 享受了丰厚的俸禄, 就要温驯雅量, 逆来顺受, 否则, 便有悖于温柔敦厚的封建伦理纲常。这种观念, 实际上是秉承了汉代班固、扬雄以来抑屈派狭隘的思想传统, 而加以引申发散罢了。这种观点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 是因为统治者需要一批温顺的士子来为他们的政治多作矫饰, 当然也就不需要像屈原那样敢于直面人生、指摘时弊的真正的猛士。
    但这些指责并不能淹没屈子光辉的人格魅力。在唐诗中, 我们看到不少诗人不断为屈子鸣屈申冤, 如王鲁复《吊灵均》:“万古汩罗深, 骚人道不沉。明明唐日月, 应见楚臣心。”汪遵《招屈亭》:“三闾溺处杀怀王, 感得荆人尽缟裳。招屈亭边两重恨, 远天秋色暮苍苍。”此外, 如于武陵《夜泊湘江》、文秀《端午》、唐扶《使南海道长沙题道林岳麓寺》、刘威《三闾大夫》、周昙《咏史·屈原》、陆龟蒙《离骚》等诗篇, 都从不同的方面缅怀屈子的功业和人格, 并对屈子所遭受的不公正评价表示抗争。在缅怀屈子的诗篇中, 尤以李群玉的《湖中古愁》写得缠绵有味。其二云:“昔我睹云梦, 穷秋经汩罗。灵均竟不返, 怨气成微波。奠桂开古祠, 朦胧入幽梦。落日潇湘上, 凄凉吟九歌。”其一又云:“蘅兰委皓雪, 百草一时死。摧残负志人, 感叹何穷已。”这些诗篇, 是诗人“居住沅湘, 宗师屈宋”的结果;是楚天风物, “枫江兰浦, 荡思摇情”, “动清律于风骚”的具体体现。与李群玉诗风相近的, 还有戴叔伦的《过三闾庙》:“沅湘流不尽, 屈宋怨何深!日暮秋风起, 萧萧枫树林。”诗篇一开始就“忧愁幽思, 笔端缭绕”,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后二句暗用《楚辞·招魂》中“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句意, 以秋风枫树为灵均传哀怨之声, 怀古苍凉有味, “直将屈子一生忠愤写得至今犹在……已称绝调。”
    不管唐代诗人如何为屈子鸣冤辨白, 我觉得, 屈子的精神永远都是唐代大多数诗人学习的楷模。诗人们以兴寄托意的手法, 来表达对芳洁人格的追慕或是对严酷现实的抗争。屈原借芳草以怨王孙, 杜牧也以“楚兰心有期” (《将赴湖州留题亭菊》) , 李群玉更以“撷心香草”的人格自许 (宋育仁《三唐诗品》) 。而作为唐代的贤相张九龄, 尤以经冬不凋、果堪荐美、却身处僻远的江南之丹橘来表达自己高洁自赏的个性, 这显然是效仿屈子的《橘颂》。同时, 张九龄“湘水吊灵均, 斑竹为情绪”;“行吟至落日, 坐望只愁予” (《杂诗五首》其四) , 在诗作中充分地表达了政治见解不被君王采纳、理想受到压抑的痛楚。以此为契机, 在唐代诗人中出现了一大批托屈子以感愤的佳作。诸如“《楚辞》系肘后” (《赠陈商》) 的李贺, 在“咽咽学楚吟”中抒写的是有志难申、无力补天的“病骨伤幽素”的苦恨 (《伤心行》) , 是“斫取青光写《楚辞》, 赋香春粉黑离离” (《昌谷北园新笋》) 的个人痛史的全面展现。再如“厄塞当涂、沉沦记室” (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 的晚唐诗人李商隐, 其诗歌是“楚雨含情皆有托” (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 , 他在远承屈子的比兴传统当中, 以扑朔迷离的诗笔, 寄托了在牛李党争的夹缝里艰难求生的一代才子的不幸, 从他的诗里不难寻觅到屈子当年那种偃蹇落寞, 却又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正是如此, 我们有理由说, 屈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其薪火是代代相传的。唐代是如此, 宋元明清尤其如此。在今天, 弘扬屈子的爱国精神, 学习民族的优秀遗产, 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