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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需要重新评价姜夔 姜清水 姜夔，南宋饶州鄱阳人。他是中国文苑中天才，通才，全才，苏轼之后又一人，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音乐家，清雅词派的一代词宗。姜夔是完成中国文坛自唐以来所追求诗词雅化归程的第一人；是中国古曲雅乐的传播者与继承人；是中国文学批评从“道德批评转向美学批评”的关键之人；是为中国书法与诗词完善“立法”之人；是中国戏曲的“先驱者”；是中国音乐从“字谱”“减字谱”至“工尺谱”成功的转化者；以及他对中国词谱学、词韵学、鉴赏学、鉴定学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词学史上，姜夔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宋末至清末六百年来在文坛享有崇高的荣誉。姜夔被誉为“词中之圣”，推崇姜夔的人认为他的存在，犹如“诗家之有杜少陵”，“文中之有韩昌黎”，被奉为“圭臬”。 可在近现代以来，对姜夔评价很低，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出现之后，受到了一些冲击，影响着不少后来词人与词评人，于是出现了“姜夔不是一流词作大家。”有的词人、词评人放不下对姜夔的喜爱，但又逃不出王国维给画的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北大与教育部这两部《中国文学史》，都在王国维画的圈内打转。 王国维以“隔”为取词定向，理论上就是错误的，也有说王国维受西方美学观念影响，要求形象鲜明，逼真如画，而忘却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贵含蓄”的美学要旨，所以王国维对姜夔的评价转低，惹来争议较多。 北大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有关“文学史”类的工具书，在《宋代文学》一编中，把杨万里、范成大、姜夔放入了《南宋其他作家》一章中，在第二节中以《格律派词人姜夔及其对南宋后期诗词的影响》介绍姜夔。首先明确“南宋词坛承北宋之遣，在风格上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其下又明确“姜夔是标准的格律派词人”，从这节文中附带介绍周邦彦或介绍婉约派词风时有句“南宋的婉约派词人在艺术表现方面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求填词必须协律”，能够明白把姜夔划入婉约派了。然后引出介绍的关键词是“语意隐晦，境界朦胧”“讲求寄托、含蓄，使词愈来愈难懂，这样，就使得词终于走向凝固僵化的绝路”“他虽没有作过官，却与当时达官贵人往还，并依赖他们的赒济而活”“他一生过着依附于人的寄生生涯”“咏物的词就不免有生硬、堆砌、补凑之嫌”“形式主义的风气作俑者实始于姜夔”“姜夔的诗同他的词风格相近，没有生活内容，缺乏社会意义，但有些绝句还比较清隽有神致”“姜夔以布衣身分依附当时的官僚士大夫，开了南宋末年“江湖派”诗人用诗文干谒公卿以求利禄获名位的风气。” 在说姜夔自度曲与词谱时有“姜夔在我国音乐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有以《扬州慢》词为例说明“他的词里，也反映了他的爱国情绪和精神苦闷”，在说姜夔情词时有“不仅感情真挚亲切，而且语言也比较明白流暢，境界也比较疏朗清秀”，说姜夔的著述《诗说》中，“自然高妙”时，有“未免有点神秘玄虚，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了”“这种抽象的道理，是很难领会的”，同时也强调“他的议论对后来的严羽《沧浪诗话》有一定影响。可在这节中顺带论及严羽《沧浪诗话》时，说到严羽提倡“妙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为高，有“结果只有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甚至脱离了理性，象禅宗修道一样去追求那样空洞玄虚的妙悟，”“这种理论是在比姜夔还要变本加历，它更影响了清代的神韵派理论，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里了”。 在介绍姜夔之后，也例举了一些“与姜夔一脉相承的，基调也都一致”的诗人，如王沂孙、周密、张炎，以及吴文英、史达祖、朱彝尊等。其后加上了一个定语“其流弊之深远，也就可以想见了”。教育部《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延续北大《中国文学史》的定调评价姜夔，把姜夔列入第八章《南宋后期文学》的第一节《姜夔及其他词人》中，虽然篇幅比北大《中国文学史》少了许多，对姜夔的认知有了一些改观，如说其“视野比较广阔，生活比较艰苦”，认可《扬州慢》词的“黍离之悲”艺术意象，说《满江红》词“托古讽今”，“适当纠正向来婉约派词人平熟软媚的作风，给读者一种清新挺拔的感觉”“对后来词家的影响也大大超过了二晏秦周诸家”，赞姜夔的绝句上，“感慨较深而饶有韵味，在当时江湖诗人中是矫矫不群的”，整个灰色的“基调”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在个别“词意”上，又添了些更不切实的调子与灰暗的色彩。说他依靠范成大与张平甫“生活”，“豪门清客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厚了”，而又定下个结论“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他的词不可能有新鲜的、充实的内容”，又说姜夔的词“更多的是慨叹他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姜词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构成一种清幽的意境来寄托他落寞的心情”“这对后世许多名场失意、流落江湖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节在论述姜夔的追随者时，与北大《中国文学史》所述没有更大的增添内容，可在本章的第三节《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中，明显比北大《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严羽《沧浪诗话》评论篇幅，可仍未走出北大《中国文学史》给予的“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甚至脱离了理性”圈子，说“他的判断既不符实际，又说得异常玄妙，使人感到神秘”“迷离惝恍，不可捉摸”。 如上两部文学史对姜夔的评价，首先是给人以“灰色”的精神感觉，是批判的对象，该受到贬的待遇，硬生生搭建个草台批斗，放入另册，为书增加厚度，为阳光者作陪衬。其次他是在文学艺术上有些成就，那也是“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甚至脱离了理性”的作家，其作品“不可能有新鲜的、充实的内容”，而“更多的是慨叹他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姜夔戴上了这些“灰色”形象的帽子与树立这种文学形象，其后果是把姜夔从宋末到清末六百年来“文坛霸主”拉下了神位，学习者、研究者、追随者日渐寥落，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使后人难以全面了解姜夔文化真实面貌，也让中国文学史缺失了灿烂夺目的一页。 王季思早年参与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 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61年应国家教育部之聘，又参加了 与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等联合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他在暮年写了一篇《漫谈白石《暗香》《疏影》词——兼谈如何评价婉约派的词风》一 文，这时他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文章的起句就是“我小时在家塾读书，就爱上了姜白石的《暗香》《疏影》词”，然后对这两词认知上的过程作了说明，从“朦胧仿佛，抓不住题旨所在，更无法加以评价”，最近读了程千帆、吴新雷二位编著的《两宋文学史》，对《暗香》《疏影》作了详细的阐释”，《两宋文学史》中认为：“ 《疏影》词则是披露了作者对 国家衰危的关切和感触”。王季思读之表示“大体同意……程、吴二位的看法”。并 强调“说明《疏影》词中的家国之恨，是个比较有力的论据”。随后，老人 说“回忆我在北大编《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时，由于厌弃南宋小朝廷的酣嬉亡国，说在这种生活环境里出的姜词“不可能有新鲜的、充实的内容”，对 《暗香》《疏影》二词连提都没有提。今天如讲两宋词学应该有所补充”。 王季思在释读《暗香》《疏影》二词之后，说“白石词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在词史上影响深远，诗词集版本之多，传承者家数之众，几乎超稼轩而越清真。近代以来渐见贬低。我在北大编《中国文学史》时，把他看作江湖游士、豪门清客，评价也是偏低的。”并说“把婉约派词人贬得过低，对他们的艺术成就也未能深入分析，却不是公正对待南宋词家的态度”。认为“不能无分析地一概反对和议，主张战争，连带在词里也片面抬高辛弃疾、贬低姜白石”。“为鼓舞士气，抗战救国，论词，要以豪放派为正宗，已经贬低婉约派。”“在北大编文学史，抗战早已结束，但受到当时古典文学领域过“左”思潮的影响，在编写两宋词家各章节时，依然抬高豪放派，贬低婉约派，连自己从小爱读的一些婉约派名篇，也没有举例说明。” 王季思提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和这部文学史的广泛流传，有些大学古典文学教师敏感到这一点，当面或来信提出问题，引起我的深思。”他又说：“看到《两宋文学史》以辛弃疾、姜夔各列专章，对周、姜二家的名篇详加分析，评价较为公允，感到比较愉快。” 南宋是大宋南渡后的一段历史，姜夔就是生逢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这个时期。姜夔是依艺术化语言表现当时社会现象，深层次揭示社会实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悲惨境况，从而达到唤醒民众，警示朝政的目标。姜夔作为词者诗人，把乡关之思、羁旅之恨、情恋之苦，都在笔下加以不断激发与无限扩张，让其词心诗语无不触入社会与现实。其诗词中多婉语论时，痛心国事、忧国忧民之作，以《扬州慢》词为代表感慨“黍离之悲”；以《齐天乐》词为代表描写当时时局不稳、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景象 ；以和辛弃疾唱酬的四首词为代表，急切主张抗金的拳拳之心。以《暗香》《疏影》两词为代表，呐喊国难深重，需要“梅花”品质重整河山；以《翠楼吟》《满江红》两词为代表，直刺南宋当局文恬武嬉，丧失收复失地的意识；以《念奴娇》《惜红衣》两词为代表，诉说国破山河碎的悲痛。以《水调歌头》词为代表，婉言说南宋社会没有“为百姓着想”的思想和缺失“复国”的意志。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民族洒热血的抗争史，战争不断，以救亡为第一要务。为了更好地唤起民众奔赴前线，诸如“还我河山”“保家卫国”的语言口号，成了文化主流声音。王国维的“隔与不隔”的主张，是中国文坛在战争期间，纠结后的集体选择，代表着当时一代文人的一种无奈思潮，是外来侵略战争迫使之举。 王国维之后，紧接着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又把“不隔”之“白话”推向了巅峰，将“不隔”观的“种子”撒向广大人民群众中。“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与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创新与发展的功勋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由于“白话文”推广的“度”没能把握好，在建功的过程中，也顺带把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观主流方向带偏到“不隔”的轨道上，对传统文化的损害更加扩大化了。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疗战争疮伤、恢复生产为第一任务，同时战争与运动也仍不断发生，中国政坛以“筑国门”“强国势”“为民生存”为主政方向，中国文坛围绕政坛主政方向而提供文学意象与形象支撑，对“隔与不隔”的审美观得以持续的接受与推进，中国文学艺术也将离一贯所持的温柔敦厚、蕴藉、含蓄、委婉审美观越来越远。 王季思经过深思，认同后来者的观点，体悟出了以往对姜夔有所愧疚，特别指出“婉约派词导源于《诗经》”“它们显示女性的阴柔之美，与显示男性阳刚之美的豪放派词旗鼓相当，在文学史上相映成趣。”他还检讨“为鼓舞士气，抗战救国，论词，要以豪放派为正宗，已经贬低婉约派。”“在北大编文学史，抗战早已结束，但受到当时古典文学领域过“左”思潮的影响，在编写两宋词家各章节时，依然抬高豪放派，贬低婉约派，连自己从小爱读的一些婉约派名篇，也没有举例说明。” 我们可以从如上两部《中国文学史》与王季思的长文得到如下结论： 1、在姜夔位置排列上是不公之举，搭草台批判值得纠正。 2、“抬高豪放派，贬低婉约派”不该发生，是战争文学抢占了主道。 3、认知姜夔不仅是艺术家，也具有“心忧家国”的情感。 4、对姜夔“江湖游士、豪门清客”的评价偏低，应该纠正。 如此，对姜夔文化需正视和重新审视，但愿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姜夔不再是“灰色”的代名词，该还原其本来的阳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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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9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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