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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研究 杜牧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本世纪人们自始至终一直对他的生平和文学创作给予较大的关注，八十年代以后更产生了好几部杜牧研究专著。本文下面拟从生平和思想研究、诗文研究、文学思想研究、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等几个方面对近百年来学界的有关杜牧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杜牧生平、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阶段，1933年林建略发表了《晚唐诗人杜牧之》，这是本世纪较早对杜牧其人其诗进行全面分析的专题文章，其中分“杜牧传略”、“杜牧与李温”、“热烈的襟怀”、“关于杜牧的韵事”、“矛盾的两方面”等几个部分，对杜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较有深度的考察和评述。此后不久，徐裕昆又发表了《杜樊川评传》，该文对杜牧生平和性格的分析又较林建略文为详。稍后，王叔蘋的《诗人杜牧》则更侧重于杜牧性格和思想的研究，且分析得也更为细入。四十年代初，缪钺发表的《杜牧之年谱》，可以说是本世纪最早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杜牧生平的著作，不仅理清了杜牧的生平行踪，为不少诗文作了精确的系年，廓清了一些历代相传的讹传与谬误，而且对杜牧的身世思想及诗文艺术风格均有简约精到的发明，为后来的杜牧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杜牧研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杜牧生平研究一直处于低谷阶段，此时有关的成果主要有缪钺的《杜牧卒年考》、《杜牧与张祜》、《杜牧传》以及王达津的《杜牧的卒年》等。杜牧生平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是八九十年代，此时除了缪钺出版了《杜牧年谱》的增订本，吴在庆、胡可先、王西平、曹中孚等学者用力尤勤，他们分别（大多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出版了《杜牧论稿》、《杜牧研究丛稿》、《杜牧评传》、《晚唐诗人杜牧》。 综观近百年来的杜牧生平和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的： 卒年关于杜牧的卒年，学界有这样几种说法：（1）大中六年说。缪钺在其《杜牧之年谱》中依钱大昕《疑年录》谓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癸未，卒于大中六年壬申，享年五十。吴在庆也在《杜牧卒年及〈杜秋娘诗〉系年考辨》中与王达津的大中十一年说商榷后指出，杜牧应卒于大中六年末。陈尚君的《杜牧卒年订正》虽然同意缪钺《杜牧年谱》中关于杜牧卒于大中六年的论断，但是他认为，在标明杜牧卒年的西历时间时“应以853为正”，因为杜牧《自撰墓志铭》有大中六年十一月十日梦中得谶语等事，而此后“尚能往讯星工，自撰墓志，并非卒于当时”，而此后八日已是公元853年，“从其本人活动看，可肯定尚未卒。”吴在庆在《杜牧卒年再考》也根据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所记杜牧自撰墓志铭后“逾月而卒”的记载，确定杜牧卒于大中六年十二月。又据是年十二月一日乃公元853年1月13日，而确定杜牧实卒于公元853年，享年五十岁。虽然如此，但是吴文认为，“还是按照一般中西历对照的通例，大中六年既然相当于公元852年，则杜牧卒年仍应写为’公元852年‘”，否则，“将会误会认为杜牧卒于大中七年”。（2）大中七年说。后来缪钺在《论晚唐诗人杜牧》中，又转而依从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编证》，推定杜牧之卒不得早于大中七年七月，故谓杜牧卒于大中七年，享年五十一。（3）大中十一年。王达津在《杜牧的〈杜秋娘〉诗和杜牧的卒年》中针对岑仲勉、缪钺的大中七年说提出商榷，他根据杜牧集中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职御史大夫制》、《卢摶除庐州刺史制》、《张直方授右骁卫将军制》等文章，推定杜牧应该卒于大中十一年七月以后。胡星林的《关于杜牧的卒年》也持此说。（4）不早于大中末说。罗时进在《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中认为，杜牧此文的背后只是一个自以为不祥的梦，不足以据之考订杜牧卒年。作者认为，这时杜牧“少得恙”，杜牧把偶染小恙当成灭顶之灾，虚惊一场，而绝非卒于该年。文章认为，杜牧卒年当不早于大中末。 生平重要行事（1）杜牧迁中书舍人之时间。缪钺《杜牧年谱》认为杜牧迁中书舍人在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但是未言究竟在是年何时。吴在庆在缪钺《年谱》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时在大中六年夏秋之间。 （2）杜牧离宣州赴扬州幕职之时间。缪钺在其《杜牧之年谱》、《杜牧传》、《杜牧年谱》中均认为杜牧于大中七年四月沈传师内召后，即应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府幕僚。曹中孚的《晚唐诗人杜牧》和王西平、张田的《杜牧评传》也都认为杜牧是在大中七年四月以后到扬州的。但是，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则从杜牧诗中考知，杜牧离宣城赴扬州是在大中七年秋日。 （3）杜牧赴黄州刺史任之路线及时间。缪钺《杜牧年谱》谓杜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出任黄州刺史，但是未言何月及具体路线。吴在庆进一步考证出杜牧出刺黄州是取道秦岭、商州、南阳一路的，且出京在三月初，到黄州已在四、五月间。 （4）行止补考。缪钺的《杜牧之年谱》、《杜牧传》和《杜牧年谱》对杜牧的交游和行踪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考述，但是吴在庆和郭文镐又分别有所补充：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补入了大和三年、开成三年、会昌元年、会昌四年、大中二年等五条；郭文镐在其《〈李府君墓志〉作年与杜牧有关行止考》一文中补充了杜牧在开成二年春分司东都往还洛阳、扬州间的行止。 杜牧与元白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曾引墓主李戡的话，称元稹、白居易的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本世纪学界对于杜牧这句话的理解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此话并非杜牧的意见，如曹中孚《杜牧诋諆元白诗辨》就认为历代学者对杜牧的指责“是一个李代桃僵的附会”，“本来杜牧讲得非常明白，这是李戡的意见，但人们却指鹿为马，硬说是杜牧的意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杜牧既然引用了李戡的话，说明他对此语也是同意的。然而，这一种观点中又可分为指责杜牧和为杜牧辩护两派： 五十年代，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中肯定白居易的“元和体”的同时，非难了杜牧这类“庄士雅人”对白居易的指斥。后来陈友琴在《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卷头语》中也认为：“杜牧说这种话，是带有个人意气的”，“是不合理的攻击”，又说杜牧“把白居易的关于歌妓方面的东西都当作’淫言媟语‘，那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就更多了，为什么丈八灯台照别人不照自己呢？ 与此相反，寇养厚在其《杜牧对元白的态度》中就认为杜牧的攻讦主要决定于元白诗的内容与杜牧较进步的政治理想与文论思想，而且杜牧攻讦的并非元白诗的总体，而仅限于艳诗中的某些作品。作者指出，元白诗中确有这类作品，其较好的艳诗，如元的《梦游春七十韵》、《会真诗三十韵》中尚不乏露骨描写的淫言媟语，它作更无须论。白居易的蓄妓与写妓女的艳诗，较之元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诗对社会人生有消极影响，杜牧攻讦也有一定道理。又因杜牧政治理想是面对现实，解决当时社会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且受经世致用家学传统影响，主张”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的文论思想，故以其政治理想与文论思想衡量元白诗，自然也要攻讦。该文还对历史上三种非难杜牧攻讦元白诗的观点（即杜牧也有风流韵事并写过淫媟之诗，无资格攻讦元白；杜牧攻讦元白是为张祜出气抱不平；杜牧攻讦白居易，是因其与白居易有宿怨）进行了申辩。吴在庆在其《试论杜牧与元白的公案》中也认为，杜牧痛斥元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杜牧与元稹虽然没有接触，但对元稹是不怀好感的，其次对白居易亦有芥蒂。但是，更主要的是，杜牧的诗格和文学主张与元白诗的内容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文章认为，元白的某些诗在思想内容、格调情趣方面并不是无可非议的。元白的此类诗往往把狎妓生活，甚至偷情的具体细节写入诗中，且用语轻艳，情趣庸俗，诗的格调和美学趣味是卑下的。而杜牧的诗格较高。李戡墓志铭又是写在他颇负雄心壮志的开成二年，此时他尚未因政治挫折而产生严重的消极颓放思想。他论诗又重思想内容，强调”以意为主“。因此，他对流传中的元、白这类缺乏积极政治思想内容，格调又不高，情趣不够健康的诗章，也就深为不满了。 杜牧与牛李党争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以前的学者几乎都认为杜牧属于牛党，但到本世纪人们大多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王西平在其《杜牧与牛李党争》中就明确提出杜牧不属于牛党，作者认为，杜牧对现实政治的诸多见解皆与牛僧孺相对立，他并不以朋党观念来对待牛李党争，另外，”从牛党对待杜牧来看，也没有理由把杜牧列为牛党“，如牛党得势的宣宗朝，杜牧仍滞留外任三年，而一旦入朝，又不满朝政。再如，吴在庆在其《试论杜牧的党派分野》中也通过对杜牧与牛李党派主要人物关系的考述，认为杜牧因与牛党有很深的人事关系，又受到李党的排斥，逐渐产生怨恨李党的情绪，因此在接近晚年时，他明显偏向牛党。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大多数时候却能够不为牛、李党争圈子所囿住，而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凭公对待。寇养厚的《杜牧与牛李党争》则认为，杜牧只是在大中元年李德裕被贬到死这一很短的时间内依附于牛党，并不是牛党的中坚分子，而在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为首辅宰相时，杜牧与李德裕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并对李德裕的政绩及为人均有较高的评价，而李德裕亦对杜牧的才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颇为赞赏。但德裕失势后，杜牧却对其极力诋毁，完全是挟私报复（原因是会昌年间德裕一直未提拔自己）。杜牧后来附于牛党，则完全是出于报答牛僧孺的知遇之恩。与此类似，朱碧莲的《杜牧与牛李党争》也认为杜牧一般在感情上倾向于牛党，在理智上支持李党。杜牧感激牛僧孺，一是因为牛屡次引荐，二是他放浪扬州时牛对他的暗中保护。而李德裕虽不以牛党目杜，对杜牧的方略赞赏采纳，杜牧的政绩又如此突出，两家又是世交，”德裕竟毫无表示，不予大用“，杜牧”由于个人之不得升迁便产生隔阂“。所以凡是涉及牛李论争，杜牧”差不多都以感情代替理智，无条件地袒护牛“，但杜牧”在当时既非牛党，亦非李党“。 性格和思想本世纪学界对杜牧的性格和思想的研究也比较细致和深入。早在三十年代，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就分析了杜牧”热烈的襟怀“：“他对国家，对人民，都有无限的希望，满腔的热诚，只想恳诚地供献给国家，给人民”，同时也看出了杜牧思想中“矛盾的两方面”，认为杜牧一生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的思想，而都是时时刻刻在转变之中。但，“他毕竟是积极的成分多，而消极的成分少，所以应该是初由积极而消极，继而是消极中的积极，他的思想，也是在这公式中不住的变换着。”徐裕昆的《杜樊川评传》则分析了杜牧的性格特点：卓荦不羁，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王叔蘋的《诗人杜牧》在论述了杜牧性格时，首先探讨了其“不拘细行”的性格是由于其遭遇造成的，指出“这样的一个不拘细行的人，若是仅仅底以薄倖纨绔之徒来看他，那是失之于浅了。他另有一副刚直不阿于世的生性。”又云：“他的性格是孤傲、憨直、豪放、热情。对于朋友友爱，是再诚挚也没有了。但他有时也逃不出偏狭的胸襟。”文章还较深入地分析了杜牧的思想，认为“牧之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受了点荀子的影响”，“他也觉得人是虚伪的，生下来就有恶报”，“所以主张戡平这乱世，只有用兵征伐”，但“他对于政治的见解，不主张全用法治，主以人情参以法律来治天下”。 五六十年代以后，学界则注重杜牧对待现实、对人民的态度。如缪钺的《论晚唐诗人杜牧》就认为，“杜牧虽出身于高门世族的家庭，但已深染新兴进士阶级的风气，因此他的思想就不至于那么保守；同时，因为他性情耿介刚直，不能逢迎权贵，不肯经营财利，所以仕宦不很得意，经济也不很富裕。这就使他与当时统治者有相当的距离，能揭发时政腐败而同情民生疾苦，在思想中具有进步性。”但文章又指出，“杜牧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也表示相当的同情，但是在当时是不会主张农民起义的。杜牧主张朝廷改善政治，削平藩镇，以减少人民的痛苦，就杜牧的阶级出身及当时历史情况来说，应当肯定这种思想的进步性。”杜牧思想的进步性还在于他对佛教的意见。他赞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还俗，寺庙奴婢及依附人口都编入农籍，寺院所占土地也收归国有，这样就增加农业收入，减轻每个农民的担负。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牧思想的探讨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了。如葛晓音的《杜牧和他的诗歌》就深入探讨了杜牧的思想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其他晚唐诗人不一样，杜牧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还充满信心，存在着很乐观的幻想，这种理想的依据主要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中兴”给他的幻觉，同时诗人所经历的文、武、宣三朝暂时稳定的局面也给了他这种希望。杜牧以为既逢“明主”，就有可能实现恢复贞观之治的理想。杜牧理想的中心内容是“扫洒”“腥膻”和“凶狠”，收复“燕赵”和“河湟”。杜牧对政治的信心还与他对皇帝的幻想有关。出于这种幻想，杜牧对朝廷所取得的每一点小小的政绩都有强烈的反应。尽管杜牧对皇帝的颂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歌颂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但在晚唐大多数士大夫醉生梦死、悲观颓废的当时，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较为难能可贵的。文章还分析了杜牧与李商隐对待甘露事变的不同态度，作者认为，杜牧之所以对甘露事变后宦官造成的政治恐怖只字不提，反而称作“重云开朗照，九地雪幽冤”，主要是因为杜牧迫于当时宦官的势焰而畏惧退缩所致。作者最后总结道，“杜牧作为这一代优秀诗人之一，在暮霭沉沉的晚唐诗坛上投下了最后一道理想的光辉。如果说李商隐诗的感伤色彩反映了唐亡以前人们所普遍感到的没落情绪，那么杜牧的豪壮气概则反映了唐亡前夕回光返照阶段某些有志之士企图挽回国运的幻想和努力。” 此后寇养厚的《杜牧诗思想和艺术述论》也涉及到杜牧的思想，寇文针对有些人据杜牧的某些描写与歌妓交游的诗作，把杜牧看成好象“是一个醉心于醇酒妇人的风流浪子”这类意见，进行反驳，认为“如果把这类诗与杜牧大量的论政谈兵的诗文联系起来以观其全人，杜牧似乎还不是一味轻薄放荡的狎妓之徒。从这类诗中流露的情绪看，他除了与这些身居社会最底层的歌妓确实有真挚的感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风流韵事、豆蔻相思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关心国事的诗人形象。” 王德普的《杜牧及其诗评漫议》则对“自宋代以来，杜牧的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说”对杜牧“褒扬有余，批评不足”，“有的人甚至颠倒是非，对杜牧思想及其诗歌中的糟粕大加赞扬”的现象进行批评，文章认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中庸思想，到杜牧诗中“演化成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妥协退让，甚至苟合取容”，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消极的成分。这些消极的内容，歪曲了社会的本来面貌，起着欺骗和麻醉人民的作用”。针对此文，王西平发表了《历史地评价杜牧》进行商榷。王西平文认为，王德普所言杜牧时事政治诗是“恪守封建礼法”，“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内容不仅夸大其词，而且无中生有”，“说杜牧对权奸往往敢怒不敢言”都是离开杜牧“维护中华大一统这个进步思想”的大前提，也不符合杜牧诗歌的实际。此外，王西平还就王德普认为杜牧批评时人、时事，常常是某人已败亡、某事已了结之后的“虚张声势”的“懦弱”，提出反驳意见。 而张鲜华的《论杜牧的思想和创作》则着重探讨了佛老思想在杜牧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作者认为，杜牧在尊儒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道家和佛家思想，这些因素虽然时隐时现，居于从属地位，但仍对杜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指出，给杜牧以更具体、更巨大影响的是道家的人生观，他遇事旷达，这种旷达很大程度来源于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且杜牧把儒家“乐天知命”和庄子的“安时而处顺”的思想融合起来，希图在相对主义的天地里重新估价人生的意义。但杜牧这种与庄子接近的思想并不是出于纯理性的思考，而是多出于他自身经历感受中产生的直觉力量。文章还指出，杜牧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杜牧从经邦济世的政治需要出发，继承了韩愈等人的反佛传统，反佛的态度是坚决的，鲜明的。但是杜牧的反佛是不彻底的。他并未从世界观上去触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他接受了禅宗的“明心见性”学说，在诗歌创作中寄于玄妙的哲理，用来表现随缘任运消极放达的人生态度。 另外，王西平、张田所著的《杜牧评传》在介绍杜牧生平思想时，突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抱负，论析了他重兵，知兵，善于用兵，而重兵又恰恰是为了去兵的观点。吴在庆的《杜牧论稿》也论及杜牧的政治思想，认为杜牧既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社会弊端，以济时救国为己任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同情民生疾苦、爱护百姓的诗人。 二、诗文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杜牧诗文创作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除了诸多的专题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杜牧诗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到八十年代以后，一系列有关杜牧的研究专著也都对杜牧的文学创作作了较为深细的分析，甚至还产生了《杜牧诗美探索》这样专论杜牧诗歌美学风貌的论著。本文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对本世纪杜牧诗文研究的情况进行介绍。 杜牧诗文风貌和创作成就的总体评价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专文对杜牧诗文风貌创作成就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如林建略在其《晚唐诗人杜牧之》中就曾“总说杜牧的诗”，他认为，“杜牧的诗在晚唐诗坛上，可说是独树一帜。就在不落寻常窠臼，力求脱却当时一派诗风的影响，而是在有意在标新立异。”文章认为，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稍后，徐裕昆的《杜樊川评传》也论及杜牧的著作和诗，谓杜牧的著作“磅礴澶漫，有奔腾澎湃之势”，又云，“吾侪欲瞭解杜牧之诗，不难自两方面观之。一为牧之之性格，一为牧之之背境。当晚唐之世，藩镇方张，朝廷多事，牧之既有用世之心，复目击生民之流离，故其伤时之作，慨乎言之，而辞意深切，体贴入微。”“牧之晚年不遇，壮志飘萧，故其悒郁之情，溢于辞表。”王叔蘋的《诗人杜牧》也认为，“牧之的才气，是纵横非常，下笔成咏。他不仅是一个绮靡的诗人而已，悲壮的诗，在他的集子中何止数十篇。写情写物也都入于上境，他的诗名似乎超过了他的文名。实在的，他不但是唐末的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压阵的文豪哩！”他认为，杜牧的“文是那样的沉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闢。” 到五十年代，人们对杜牧诗文创作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思想性内容，相对忽视了对其艺术风格和成就的探讨。针对这种情况，缪钺发表了《杜牧诗简论》以矫正其弊，他认为，“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者着重分析了杜牧独创的诗歌风格，他认为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更加重视对杜牧诗文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的探讨。如葛晓音在《杜牧和他的诗歌》中主要探讨了杜牧成为晚唐诗坛翘楚的原因。作者认为，“杜牧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豪迈不羁的气概使他选择了一条与追求形式技巧的晚唐诗人所不同的创作道路”，“也就是在遵守以内容和气势为主、艺术形式为辅的传统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融合今古之长，创造自己的风格”。“对生活的乐观和有信心使杜牧像盛唐诗人一样执着于现实，因此他所创造的明快优美的意境基本上保持了传统诗歌寄思想感情于客观生活的鲜明画面之中的特点。”“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此后，王西平、张田的《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认为，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其中论及杜牧诗的特点说：“杜牧善于选取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创造出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善于选择“富于飞动流走、色彩鲜明的美的语言，来创造他独特的诗境”。王西平的另一篇文章《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则指出，杜牧善于从政治、军事、社会历史的角度选择题材，以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以奔放豪爽的激情表达他那睥睨世俗的情思和见解；善于描写具有豪爽性格的人物，倾心歌颂建功立业的英雄；善于描写自然界有壮美的场景，创造壮丽意境，表现积极向上的昂扬情调。与这种选材范围及审美感受的独特行相适应，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 吴在庆的《杜牧诗歌表现手法初探》则认为，杜牧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杰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善于运用各种诗歌表现手法，以增强诗歌的表现能力，以利于形成他的独特的诗歌风格。文章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法句式的倒置改变，这对于他古诗的豪爽劲健，倜傥不羁的风格有直接影响”，“而含蓄婉转、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设问深入等更明显地有助于他绝句的远韵远神、流情婉转风格特色的形成。”除此而外，吴在庆在其《杜牧论稿》中也探讨了杜牧的政治思想、党争关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杜牧诗歌的风格及其成因。 王西平、高云光合著的《杜牧诗美探索》则是一部专门论述杜牧诗歌艺术美的论著，该书将杜牧的诗歌划分为几种有特色的美学范畴加以研究，上篇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杜牧诗歌的内容美和艺术美，下篇则对杜牧的美学观、创作个性及艺术风格进行综合研究。 杜牧诗歌分体裁、分题材研究在对杜牧诗歌分体裁研究的论文中，专论其绝句艺术的占绝大多数，如：吴绍礼的《杜牧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冯海荣的《谈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戴伟华的《浅谈杜牧七绝的艺术性》、鲍恒的《杜牧绝句艺术风格初探》、秦效侃的《杜牧七绝论稿》、寇养厚的《杜牧七言绝句浅论》等。其中吴文认为杜牧七言绝句的特色在于意境优美、诗情画意、妙在拗峭、工在三句等四点。戴文则认为，在杜牧七绝中，最能代表他的诗歌成就的是写景抒情诗，而其艺术性又表现在画意浓、明丽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和那富有“立体感”的语言传出了自然景物的“神”。秦文指出，杜牧的七绝是其“本求高绝”的创作追求的最佳成果，“尤其可称者是以下两点：一、七绝咏史，以议论入诗而于拗峭之中见风华掩映之美，开拓了七绝歌咏题材的范围。二，在七绝写景抒情中，兼明快与含蓄之美，把两种不同的相矛盾的艺术风格成功地统一了起来，从而提高了七绝这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力。”寇养厚文则认为，杜牧写景七绝的成功，首先在于重视诗的色彩，他“通过不同色素的对比以及各种色调和光线的变化，烘托出渲染出诗歌主题所决定的特定画面”，从而呈现出“色彩缤纷的意境美”，其次“还能通过语言文字的’锻炼‘，使画面情态逼真”。 寇养厚的《杜牧七言律诗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则另辟蹊径，对学界很少关注的杜牧的七律诗歌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林仲湘《杜牧诗文用韵考》和熊江平的《杜牧诗韵考》虽然不是专论杜牧诗歌体裁的文章，但它们对杜牧诗文用韵情况的分析和归纳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林文所附的《杜牧诗文用韵一览表》、《杜牧近体诗用韵表》、《杜牧古体诗用韵表》、《杜牧韵文用韵表》更有助于学界对杜牧诗歌声律、格调的进一步研究。熊文则在诗韵的分析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杜牧少年科第，又是高门世族的才子，做诗是比较严格按照官韵的，但考察杜牧诗的诗韵系统，确实与《广韵》的同用独用有差别，已经打乱了《切韵》系统，这是受当时活生生的口语影响的结果。” 从题材方面对杜牧诗歌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多，而且论述的题材也较为多样。较具代表性的有：张啸虎的《杜牧政论诗文初探》、王清士、李子和的《试谈杜牧的政治诗》、刘维俊的《评杜牧的咏史诗》、王南的《论杜牧的咏史诗》、全岳春的《论杜牧的政治诗》、王西平、张田的《漫论杜牧的爱国诗歌》、师长泰的《杜牧咏史七绝论略》、缪钺的《略谈杜牧的咏史诗》、徐伯鸿的《试论杜牧妇女题材诗》、郭其云的《杜牧艳诗析》、张国伟的《杜牧李商隐的咏史绝句》、王金昌的《杜牧山水诗的艺术风格》、房日晰的《杜牧李商隐之咏史绝句诗之比较》、刘曾遂的《略论杜牧咏史七言绝句》等。 其中王清士等文是针对以前人们多认为杜牧专事华藻，只长于风华绮靡之作的观点而写的，他们说：“其实杜牧的很多诗篇是有较强的政治性的”，“他现存的四百来首诗中，古诗大都是政治社会题材；近体诗中，有的直接歌咏时事，有的以咏史方式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感慨，有的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反映了晚唐时期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及军事政治事件。”刘维俊文则认为，杜牧往往以咏史的笔法，给与晚唐君主辛辣的讽刺，希望他们迷途知返，从谏如流，中兴帝业，还通过咏史诗对历史上的暴君进行揭露和鞭笞，这些又是和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全岳春文也指出，“一般认为，’脂粉气‘构成杜牧诗的主要特色。其实不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他的政治诗”，认为“通过对政局时事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杜牧政治诗的主要内容”，杜牧对“黑暗的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表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王西平等文综观了杜牧的爱国诗篇，认为有两大特色，即一、热情歌颂祖国河山的壮美，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指出诗人对山河之爱，“总是深深地同时代、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其以重视边防为内容的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关心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把爱国性与人民性水乳交融在一起”。师长泰文认为杜牧的咏史七绝成就最高，它“不追求文辞的华美，诗意的含蓄，而惨淡经营于立意的高奇，议论的警策，因而显得气势雄放豪宕，格调爽朗明快。其七绝咏史与李商隐的七绝咏史蕴藉深析的艺术风格互相媲美，双峰对峙，代表了唐人的咏史七绝的最高成就”。缪钺文则认为，杜牧的咏史诗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诗体的妙用。徐伯鸿文则对杜牧诗中涉及到妇女的诗篇进行综合论述。张国伟文对小李杜的咏史绝句的共同特征作了分析和归纳，文章首先勾勒了咏史诗的发展史，认为与盛中唐相比，小李杜的咏史诗更加强史论成分和写景成分；变叙述为描绘渲染；借古讽今；现实性强；善作翻案文章，创意新奇；有意识的虚构。房日晰文则对李杜二人咏史诗的异同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在艺术构思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在观察问题的立场、视点和心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李商隐写咏史诗是为正在醉生梦死的君主敲起警钟，他借历史写现实，用咏史诗来推动改革现实的进程，因此李诗显得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往往是跌宕起伏的唱叹；而杜牧则以咏史诗讽刺现实，抒写怀抱，往往有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因此，李商隐的咏史诗是诗的史，杜牧的咏史诗是论的诗，二者殊途同归，均达到了批判现实、讽喻时政的目的。刘曾遂文则将杜牧的咏史诗放在唐代咏史诗的发展史中进行考察，认为在晚唐诗人中，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正是杜牧。从诗旨看，杜牧的这类作品已经突破了演绎史事、褒贬人物，被誉作“二十八字史论”式的优秀作品。基于此，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史论式咏史七绝不始于杜牧，但以如此大量的七言绝句形式，以如此鲜明的史论笔法，创作出如此格调迥异前人的咏史诗，当推杜牧为第一人。杜牧咏史七绝的出现，标志着史论式七绝咏史诗经过中唐时代的酝酿和发展至此已臻成熟，杜牧也因此而成为咏史诗发展长途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杜牧散文研究对杜牧散文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王西平、张田的《略论杜牧的文和赋》、寇养厚的《论杜牧的散文》、吴在庆的《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等。 其中王西平等文较全面地论述了《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和赋，认为其主要特点是：一、笔锋犀利，寓意深刻；二、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说理充分；三、议论和抒情相结合，议论中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四、善于形象地描写、叙述，鲜明生动，富于真切感。文章又指出，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他的文章从唐向宋过渡的印迹：一是开宋文明白晓畅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骈散结合的文赋基础。寇养厚文先将杜牧文与韩愈的古文进行对比，然后指出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论政谈兵的长篇政论文之中，它们的艺术特点是：纵横设辩，文势充沛。结构谨严，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骈相辉。而他的一些记人叙事抒情状物的文章在艺术上也别开生面，独具匠心，其中有“以构思巧妙、叙议结合见长者”，有“以韵致深婉、辞情悱恻见长者”，有“以比拟确切、形象生动见长者”。文章最后说，“杜牧在继承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吴在庆文则从杜牧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以及政治思想、创作主张及实践等方面，对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作者认为，从杜牧的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看，他与韩柳、特别是韩愈的渊源关系是明显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待文章的意、气、辞的关系上，杜牧既继承了韩柳的观点，又有所发展。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气辅的主张，也与韩愈所说的“气”的概念大体相同。三、在对待文章的词采章句、文体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对韩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文章最后指出，在晚唐时代，骈文随着文风的浮艳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杜牧却能反浮艳，坚持散体文的方向，力避用骈，实在比韩愈彻底。 杜牧文学思想研究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小组撰著的《杜牧、皮日休的文学批判》是本世纪较早对杜牧文学思想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该文首先分析了杜牧“以意为主”的理论价值，然后指出，杜牧在论述李贺歌诗时，也有精辟的见解。 八十年代，对杜牧文学思想所进行的探讨更为细致、全面了。如徐中玉《论杜牧的文学思想》（正、续）一文分析了杜牧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诗文的特点、文学修养等文体的论述，还考察和分析了前人多所争议的、关于杜牧认为李贺诗“理虽不足”的“理”的各种不同意见，指出“杜是主张文理’优柔‘的”，认为杜牧所谓的“理”指的“既不同于他在一般地谈内容与形式关系时应占主要地位的’意‘，亦非指在诗中应该直接发议论，而是另有所指。即如骚中’时有以激发人意‘的’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这一类的具体内容”。张金海的《杜牧的文学思想》则指出：杜牧文学思想中的“主’意‘的观点，’见志‘、’极情‘的观点，讲求华美而又’遒壮‘、’杰逸‘的文辞的观点，推崇’鲸海动‘、’鹤天寒‘、’摩苍苍‘的阳刚之美的观点，以及复兴风骨兼备、繁盛的文学局面的文学理想，或对传统的文学理论，或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带有某种补弊纠偏的性质，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进步的时代意义。”张田的《杜牧的美学观初探》则认为杜牧美学观的核心是生活美、功利美、艺术美，在谈到功利美时，作者指出从杜牧“所热烈赞颂和深深热爱的人物、事物看，是同人民大众的阶级利益相一致或基本相同”的，他正是“赞颂了体现社会前进方向的人物、事物，并选择最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创造了一些性格真实的人物形象，为文学的功利美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陈子建的《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理”义辨》也对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序》中之“理”宜解作情理事理，亦即诗歌创作应当遵循的章法规矩。其理由是：第一，从李贺诗歌的艺术形式看，瑰诡奇谲是其主要特色。但流于幽奥诞幻、酸涩难懂，以致悖于情理事理之真却是贺诗的最大缺点；第二，从贺诗的思想内容看，不乏“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 亦有“诗史”之誉，因此，单以“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不及于骚来谈其诗思想内容的不足，似乎欠妥，故杜牧所谓“少加以理”应是针对贺诗最明显的缺点，即诗歌艺术章法规矩未臻圆熟浑成而提出的。第三，从诗歌艺术的时代审美特点及杜牧的审美观念来看，杜牧虽注重思想情蕴的抒发，然于章法技巧、风格形成似乎更为讲究。他对元白的攻讦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杜牧论贺诗，虽能从形式和内容的总体风貌上予以概括和赞美，却又着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指出其诡幻太甚，悖于情理事理之真，以致难以索解的缺点。另外，作者还从历代诗评家对贺诗的议论中寻找到一些佐证。王西平的《杜牧美学观之我见》也对杜牧的美学观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高绝”是杜牧美学观的核心。高，主要从思想内容说，指立意高、气韵高、格调高；绝，主要从艺术美说，指绝妙、绝顶。即要求文艺创作、文艺作品要有高深的思想，绝妙完好的艺术形式。在这一总体美学理想的支配下，其具体美学主张体现在文与质、情与理、作与用等三个方面。 另外，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也涉及到杜牧的文学思想，但是大多流于一般评述，缺少深入的探究。其中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有新意，他将杜牧和李商隐放在一起论述，说他们的文学思想都是反功利主义的，认为杜牧用“以意为主”去取代韩柳提出的“文以明道”，强调的是“意”而不是“道”，而这个“意”只是一个较广泛的思想内容的概念，与明道说差别是很大的，“实质上是对文以明道说的修正”，是“用一个一般的重内容而轻形式的主张，去取代有严格规定性的功利说”。这见解是独到的。 三、作品整理与版本研究 杜牧诗文辨伪现存杜牧作品集除其甥裴延翰编的《樊川文集》二十卷比较可靠外，宋代以后出现的《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诗补遗》、《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等都不同程度地混入了其他人的作品，所以，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学界作了许多杜牧诗文的辨伪工作。 本世纪较早对杜牧诗进行甄辨的学者是翼鹏，他在1935年发表了《全唐诗所收杜牧许浑二家类同诗略录》，对《全唐诗》中所收杜牧与许浑重出的诗作进行了排比，然未作考辨。此后，缪钺的《杜牧年谱》则指出杜牧的《叹花》、《赠肥录事》等诗不可尽信。 然而，比较系统、全面的杜牧诗文辨伪工作，是从吴企明开始的。他在1980年3月发表了《樊川诗甄辨柿札》一文，作者首先在吸收杨守敬、余嘉锡等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续别集‘当是南宋时好事者误将许浑诗辑成的，书坊又不加考索，率然刊刻，造成混乱。”并据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载“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考辨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绝大多数（29首）是许浑诗。又考证出《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的《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走笔依韵》《分司东都，......上四十韵》也都是许浑所作。除此以外，他还发现《樊川别集》中还混入了李白、张籍等人的作品。 此后，胡可先相继发表《〈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韵〉诗非杜牧作考》、《杜牧诗辨伪》，先后考证出《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韵》、《送刘三复郎中赴阙》两诗非杜牧所作，后一首诗当为许浑之作。而张金海《樊川诗真伪补订》则论证了《登澧州驿楼寄京兆韦尹》、《龙邱途中二首》、《愁》、《洛下送张曼容赴上党召》、《怀归》、《别怀》、《旅宿》、《旅情》、《忆归》、《重登科》、《赠别宣州崔群相公》、《川守大夫刘公早岁寓居敦行里肆，......辄献此诗》、《出关》等诗非杜牧作。吴在庆的《杜牧疑伪诗考辨》先对张金海文的有关考辨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还对《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的《过鲍溶宅有感》、《陵阳送客》、《寄兄弟》、《秋晚还茅山石涵村舍》、《赠别》等九首诗，《别集》、《外集》中的《将赴池州道中作》、《三川驿伏览座主舍人留题》等诗作，以及宋代以后各种笔记、诗话中所谓的杜牧诗作了考辨。郭文镐的《〈樊川外集〉诗辨伪》又甄辨出《题吴兴消暑楼十二韵》等十四首伪作。 另外，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总共考证出杜牧集中与他人重出、误收诗93条，可以说是对杜牧诗作辨伪的一个阶段性的总成。 杜牧诗文系年和人名考证缪钺的《杜牧年谱》是最早一部对杜牧诗文进行大规模系年考辨的著作，所考大多翔实可靠，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或补遗、或纠谬，又将杜牧诗文的系年工作引向深入了。 较早对缪钺《杜牧年谱》中诗作系年进行商榷的是王达津，他在1979年发表了《杜牧的〈杜秋娘〉诗和杜牧的卒年》，认为缪钺定该诗作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是错误的，他根据诗序中所云“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异己者”，认定此诗不可能写于大和九年郑注被杀之前，而是“大中二年秋杜牧作司勋员外郎取道金陵那一次写的”。然而，就在王达津此文发表后不久，吴在庆又撰《杜牧卒年及〈杜秋娘〉系年考辨》与王说进行商榷，认为此诗绝非作于大中二年，而提出了此诗作于开成二年秋末的设想。 对缪钺《杜牧年谱》中的系年问题进行较多商榷的是胡可先，其《〈杜牧年谱〉商榷》认为《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应作于开成五年冬，《送容州中丞赴镇》应作于太和九年前，《奉送中丞姐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易书怀，因成十二韵》及《中丞业深韬略，叙事述怀，再奉长句》当系于大中三年。胡可先在其另一篇文章《杜牧诗文编年补正》中又给杜牧部分诗文进行系年或改系。 稍后，吴在庆、曹中孚、郭文镐、王西平等人也对杜牧诗文系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吴在庆在其《读〈樊川文集〉札记》中给当时尚未系年的杜牧诗文系年。后来他又发表了《杜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此文先对缪钺、胡可先等人的系年进行辨正和补充，又对《樊川文集》和《樊川外集》中的一些诗文的作年做了新的考证。曹中孚的《杜牧诗文系年补遗（摘编）》对杜牧8篇诗文的作年进行了改系和补系。郭文镐的《杜牧诗文系年小札》也对杜牧4首作品进行新的系年，对三首诗作了改系。此后，郭文镐还发表了《杜牧若干诗文系年在考辨》、《杜牧诗文系年小札（续）》对缪钺《杜牧年谱》中一些误系及未系的作品作了系年。王西平的《杜牧诗文系年考辨》则在缪钺、胡可先、曹中孚等人有关考证的基础上，补入杜牧未系年诗作10首，文1篇；订正误系或考辨不精的诗8首、文3篇。 在缪钺《杜牧年谱》之后，对杜牧诗文中的人名进行考证的成果主要有：吴在庆的《读〈樊川集〉札记》、胡可先的《杜牧诗文人名新考》、陶敏的《樊川诗人名笺补》等。 杜牧作品集出版与版本研究本世纪对杜牧作品集进行重新整理的成果不太多，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了清人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书后附有“杜牧诗评述”，颇便参考。缪钺在1957年选编的《杜牧诗选》，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杜牧诗作选注本。 对杜牧文集的版本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韩锡铎的《关于〈樊川文集夹注〉》，该文针对清人和今人多以为杜牧的诗前人没有注本的错误看法，指出“实际上前人是有注本的，”即《樊川文集夹注》，作者认为该书的注者当为南宋较晚时人或元代人，文章还探讨了该书在杜诗注释、校勘以及古书辑佚等方面的价值。另外，万曼的《唐集叙录•樊川文集》和缪钺著《杜牧评传》都对杜牧作品集的流传和版刻情况作了一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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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5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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