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诗中的“性情面目”与人物百态

扬之水

韩诗之“全见面目”,除了襟怀和性格以外,还包括音容笑貌、神态心理等多方面的描写,也就是说,读其诗,其人便立现眼前。无论多少艰涩的难字难句和险怪的非现实想象,甚至连最适合隐藏面目的比兴都难以掩盖他鲜活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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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是因为诗如其人,韩愈本人的性格就不同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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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因为能在把握杜诗创作原理的基础上,找到提炼自我形象和人物描写的独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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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恶甚严”的冷峻与“爱才若渴”的热情形成他性格中相反相成的两面,融合成他鲜明的全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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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的“全见面目”还与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写真有关,他从不忌讳将衰病落魄的一面坦率地展示出来,在自嘲“老丑”的同时突出其性格中的直拙和幽默。韩愈的刚直和诙谐与杜甫有相近之处,也很善于苦中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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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充分继承了杜诗通过记事和写人反映社会政治和人际关系的创作艺术,但由于韩愈老于官场,对人情世故的观察更加深刻敏锐,因而在人物描写方面有独到的发展;同时他又在言志咏怀和应酬赠答等诗类中汲取杜诗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自我写真的特点,但对世俗的日常感受体悟更细,更注重于从外在的行事、动作、神态、表情等方面刻画人物的性格,在与各色人物的交往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性情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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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因为韩愈继杜甫之后,进一步拓展了五七言古诗以单行散句叙述的功能,为人物描写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诗歌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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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刻画人物主要得力于散句便于叙述的特性。而韩愈刻画人物的诗几乎全是五七古长篇,这两种诗歌体式能用来自如地描写人物,也与其适宜叙述的原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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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歌行本来是最适宜于抒情的诗体,但是杜甫探索了“歌”与“行”的抒情节奏的差异,并发现了“行”诗节奏平稳、筋脉连贯的特性,因此在一些“行”诗中充分发挥了七言叙述的功能,并选择这种诗体来反映时事,创造了新题乐府一体。同时,他还在一些不用歌行题目的七言古诗中借鉴五古叙述节奏的线性推进方式,有意突破七言古体历来囿于歌行式取材和体调的传统,使七古不限于歌咏吟叹,还可适用于纪事、议论、杂感、游赏等不一定以咏叹为主调的题材范围,使之与五古一样适宜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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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中长篇、七言行诗和不用歌行题的七古这几类体式到韩愈手里都有长足的发展,而且大部分都以单行散句联缀,三类古诗的数量比例远远超过以偶句为主、或散偶相兼的作品,因而可以说韩愈在杜甫之后,将全篇散句的五七古大篇发展到极致。韩愈的人物描写也主要是在这三类古诗中,正是因为全散句的体式最适宜于叙述,可以像散文一样自由地描写人物的形貌神情、活动场景和行为细节。所以韩愈所采用的诗歌体式也是保障其人物描写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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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题材来看,韩愈继李颀、杜甫之后,以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描写大大充实和丰富了赠答送别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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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则在赞扬和同情正面人物的同时,还将他笔下的人物扩展到许多负面人物和一般人物中去,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充分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多面和世态的复杂;并通过刻画各类人物的鲜明形象褒善贬恶、抒发牢愁,充分显露出自己的好恶和个性。这就使记人也像写景叙事一样,成为诗人借以刺时咏怀的一种最有特色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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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景、事虽然都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构成要素,但人物描写在杜甫之前并未形成创作传统。杜甫在长篇五七古中将记事和写人相结合的创新,以及在待人接物中自见性情面目的创作艺术对韩愈有直接的影响。韩愈在把握杜诗创作原理的基础上,发展了提炼自我形象和人物描写的表现艺术,通过赠答送别类长篇古诗的进一步散句化,展示了更加丰富复杂的人情百态,突显出其本人鲜明的爱憎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