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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美闳约”：张惠言的词学典范理论及意义
“深美闳约”是清代词学宗师张惠言在《词选序》中对温庭筠词的评语，对常州词派而言，这四个字可视为一种基于典范的审美理想，与浙西词派所主“清空醇雅”正成对映。浙派的宗旨，全面影响了前半部清代词学史，“深美闳约”之说则在后一百五十年间日益体现出其意义。 常州派词学的经学背景世所共知，当代学界习惯于从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角度区分论之，忽视了张惠言创建常州词派之初，在其刻意“误读”的行为之中，两者即已达成互为因果的高度统一。归根结底，这仍是对常州学术与文学的关系缺乏准确体认。《词选序》云：“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所谓“深美闳约”，初看似乎只是词风品鉴，实则张惠言以此来解说“最高”，用心深远，它不止于美学批评，更是构成上述统一性的经典术语。虽然《词选》中有关具体作品主旨的分析被人一再抨击，常州词派传人也因此不断修正“寄托”这一概念，但常州词学之所以得以绵延光大，其根源恰在于张惠言“误读”表象背后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放宽目光进行观察，便会发现在词学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由张氏奠基的典范理论，实实在在发挥着潜在而巨大的功效，就此而言，重新检讨其学说尤为必要。 一、《词选序》的异文与统绪 作为常州词派的理论总纲，《词选序》历来备受重视，但此文存在不同版本，异文颇多，尚未为人留意。深入解读张惠言词论，首先需要钩稽异文、廓清成因，进而推求其理。《词选》成书于嘉庆二年（1797），编定后即付梓，目前初刻本是否存世不得而知，通行本是道光十年（1830）宛邻书屋重刻本。张序又见其文集《茗柯文二编》卷上，为嘉庆五年张惠言自行整理。以《茗柯文二编》本与重刻本《词选》相校，《词选序》异文共计18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二 则：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淞、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词选》）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之徒，各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丽闳美。（《茗柯文二编》） 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词选》） 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五百年来，作者十数。（《茗柯文二编》） 第一则异文涉及“深美闳约”之表述，第二则涉及词史图景之描述，均可发人深省，值得玩味。第一则对唐词的叙述，张惠言删去了初稿所举韩翃等四人，尤为关键的是评温庭筠词，从“深美闳约”改为“深丽闳美”；第二则论词体崩坏，关乎其心目中词学统序之认知。欲把握个中缘由，需置之于《词选序》整体结构内加以审视。张惠言结撰文章，善法前贤，像《七十家赋钞序》仿《庄子·天下》，此《词选序》本《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下文简称《汉志》），后人已有定论。《词选序》自开篇至“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为第一部分，论词体；“自唐之词人”至“迷不知门户也”为第二部分，论词史；最终以揭出自身目标作结，脉络甚明。第一部分“《传》曰”以下数句，与《汉志》文本相似度非常高，第二部分品骘唐、五代、两宋词人，也是《汉志》纵论先秦以来赋家的理路。两者不同的是，《汉志》的时代线索贯穿全文，而《词选序》将之压缩在文章后半部分。但是，这篇序文同样有着《庄子·天下》的投影，此外还有对《史记》的学习，兹举数例为证： 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词选序》）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彭蒙、田骈、慎到……（《庄子·天下》）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 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庄子·天下》）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词选序》）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 其文小，其声哀。（《词选序》） 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由此再返观两则异文，“四百余年”与“五百年来”各自对应“元之末”与“宋之亡”，看起来只是一个分界取舍，但“正声绝”与“规矩隳”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张惠言晚年手批张炎《山中白云词》，于陆文奎《题辞》眉批：“此真知词，真知玉田，故知宋元之间宗风未坠。”即宋亡正声虽绝，犹有遗响，至元末则并“规矩”扫地矣。“四百”改作“五百”，意味着他心目中词统实随宋亡而断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至司马迁，称周公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至汉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让焉”，第一次将“五百年”这一时段与学术道统之传承联系起来，流露出强烈的使命感。在文学史上，陈子昂所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也是此种意识的反映。《词选序》这一处改动，蕴含着张惠言的非凡自命，因此下文才会谈到编纂《词选》的目的在于“塞其下流，导其渊源”。对于词，他视己为五百年来起振绝学之人，言外有着与太史公“小子何敢让焉”相同的自我期许。 在这样一种通贯古今的全局视野下，张惠言历数唐宋词人，托李白导其源，以中唐刘禹锡、白居易诸家接续。删去这一时期的韩翃，是因为韩词仅《章台柳》一首，实非词。删去晚唐皇甫淞等三人，是因为紧接着就要提出温庭筠，有此最高典范，晚唐其他词家已无须赘言。通读《词选序》，张惠言对于五代以后词均有不满之处，温词之“最高”，不限于唐代，而是他所标举的词史第一人。“深美闳约”四字用语，与“最高”之定位是有内在关联的。“深美”当然是出自《汉志》“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同时这四个字还包含“深闳”之义，语出《庄子·天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这是对庄子道术及文风的描述。《汉志》并没有指明辞赋的最高典范是哪一家，而《庄子·天下》论诸子之学，显然是对庄周本人最为推崇，张惠言采择此词评价温庭筠，思虑颇为周密。恽敬批《词选序》曰：“摇筋转骨，傅肉匀肌，悉古法也。”洵为确评。 将“深美闳约”改作“深丽闳美”，张惠言应当是吸收了《汉志》“侈丽闳衍”的说法，不过“深美”与“深闳”两个词源仍被保留，他对温词根本地位的品定没有改变。就字面来看，“深美闳约”相较于“侈丽闳衍”，更具针对性，应是张惠言经过推敲的产物。从行文角度推测，或许是因“闳约”之“约”，前文诸如“兴于微言”“幽约怨诽”“其文小”已反复道之，故而最后还是进行了改动，以免繁复。由于此词在全文中属审美核心范畴，这一修改效果究竟如何，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深美闳约”与常州学术 《词选》初刻本传布不广，重刻本刊印后，才开始发挥作用，扭转词坛风气。道光后凡称引张惠言《词选序》者，泰半皆据重刻本，而转述温庭筠词之评语，皆作“深美闳约”，笔者迄今所见无一例外。改本“深丽闳美”四字，在后世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现象，是否仅因重刻本的风行而造成？恐怕并非如此。首先，张惠言既是常州词派开山，也是阳湖文派骨干，生前身后，文名籍甚，且《茗柯文二编》版本众多，即便不如《词选》流行，也绝非僻书。其次，乾、嘉以来，随着词学自身学术体系的日渐完备，“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已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学者、文士之身旁涉填词、究心词学，在常州一地已所在多有，常州词派之所以能够诞生，正得益于常州学派的涵育。“深美闳约”一说，有其内在自足性，试读刘逢禄治经心得一条： 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谋，千里袭郑，丧师遂尽。晋襄背殡用师，亦贬而称人。序《书》何取焉？取其悔过之意，深美闳约，贻厥孙谋，将以霸继王也。《诗》《书》皆由正而之变……《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由极变而之正也。其为致太平之正经、垂万世之法戒，一也。 这是刘氏对汉儒序《尚书·秦誓》“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一句的阐述。秦穆公屡败于晋，自悔而作此誓，嗣后不复东向，一意西进，被周天子任命为诸侯之伯，为秦最终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誓》文辞凝练整饬，又不乏铺陈之笔，如“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颇具后世所谓骈散兼行风格，而“我心之忧”三句，极见诗人之怀。刘逢禄从这样的悔过文字中，读出“贻厥孙谋，将以霸继王”之意，故称“深美闳约”。 刘逢禄是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比张惠言小15岁，嘉庆五年尝就张惠言问学于京师，其《易》《礼》之学“多出于皋文张氏”，可以算是惠言弟子。他认为《尚书·秦誓》“深美闳约”，或为转述张氏，或为与之暗合。刘逢禄逝于道光九年，不及见重刻本《词选》，是否获睹初刻本无从查考，但他肯定是张惠言文集最早的读者之一，张氏手写的《茗柯文初编》15篇文稿即有其批语。刘氏本人亦喜好词学，辑有《词雅》五卷、《绝妙好辞》二十卷，《词雅》叙录云：“唐五代宋氏所传名卿才士，闳意眇指，正变声律具矣……昔之作者意内言外、辞约韵深。”所谓“闳意眇指”“辞约韵深”，与“深美闳约”庶几仿佛；以“意内言外”论词，更是直承皋文，因此，《茗柯文二编》中的《词选序》，想必他不会忽视。也就是说，张惠言此文定稿中的“深丽闳美”四字，刘逢禄应有知闻。如果他转述初刻本《词选》用语来评价《尚书》文字，那就是在“深美闳约”与“深丽闳美”之间主动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并非转述，那么此词的使用，就体现了常州派学者学术理念中某种共通的特质。无论何种情形，都说明“深美闳约”作为一个批评术语被广泛接受，其来有自。“闳”“约”字义相反，张惠言作修改有他的考虑，然而在常州今文经学的话语体系内，“闳约”组合成固定语汇具备必然性。刘逢禄以之释《尚书》，实际上常州派的《易》学和《春秋》公羊学与之更为契合。如张惠言治《易》，尊汉儒象数说，尤精虞翻之学，他称虞氏“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即主张通过卦、爻阴阳消长，推象附事，依象取义，最后求得能令“天下治”的大道，易象精约幽微，求得大道无疑需要“贯穿比附”，也就是“旁通”。而《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集“闳”“约”于一体，虞氏《易》学能旁通消息、洞悉大义，因此张惠言称其学术气象“闳大远矣”。《史记》论屈子辞赋“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本于《易》，为后世文论习用，《词选序》论词“其文小”，正与之一脉相承，而张惠言笺释温庭筠词的方法，成为清代词学史上“贯穿比附”的典型。 道、咸以降，随着常州派学术与词学影响日盛，“深美闳约”之说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演化为具有文学史、学术思想史普遍意义的理论表达。谭献誉美常州派学术大师庄存与“《易说》深美闳约，如加王心焉，可以当浩乎沛然矣”。湖湘学者徐树铭则称：“近世治《春秋》之君子，莫高于阳湖庄侍郎《正辞》之作，深美闳约，大义数十，炳若辰极。”此为论经学。瞿廷韶评陶方琦“以家法治经，以义例治史……其为文也，深美闳约”。谭献批点孔融《荐祢衡表》曰：“深美闳约，詄丽奇隽，绝后空前。”乃至刘师培从辞章着眼，认为庄存与之文“深美闳约，人所鲜知”。此为论文。谭献又称顾翰“诗篇深美而闳约，五言善者，妙绝时人”。此为论诗。在词学领域内，其运用不胜枚举，最为人熟知的一则也许来自王国维：“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王国维不同意张惠言的提名人选，却不贬斥评语本身，他也认同“深美闳约”是极高标准。凡此种种，莫不见出常州派的经学与文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深美闳约”就是这一共同体的显著品格。它虽始见于张惠言词论，但理论精神会通于经学与文学，导达于文学各文体门类之间，其严密充实，确实超越浙西词派。从晚清到当代，援之以论学、论文者甚多，虽未必皆宗常州派，也未必皆取本义，然这一众口争说的现象本身，恰是其经受检验后历久弥新的写照。 三、词学典范的成立与传承 文学批评的合理性，终须落实到批评对象才能得到证明。具体到温庭筠词，“深美闳约”是张惠言的总评，这一论断的说服力，需要《词选》所选18首温词来支撑。张惠言批点温词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出作品寓意，一是揭示文本内部结构。如第一首《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批：“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段批点首尾讲寓意，其余谈篇法。由于张惠言将所选温庭筠14首《菩萨蛮》看作组词，他的侧重点实际上在后一方面，此后对《菩萨蛮》的笺说，只是就词论词，提点作品情境线索，直到最后一首，才又写一笔“略露寓意”，照应开篇。长久以来，学界对于张氏批语争议甚大，焦点在于词作是否果有寓意、如何理解寓意以及14首《菩萨蛮》是否是一个整体，多少忽略了张惠言的操作方式与温词个性的关系。借用张惠言治《易》的术语，可供“发挥旁通”寓意的优秀词作不少（有些甚至不用“旁通”），优秀作品也都有自身结构线索，何以张氏独重飞卿词而称“深美闳约”？对此，周济发表过相当到位的回应：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 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 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这是《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连续排列的三则词评，集中讨论温庭筠词。温词一大特色是意象密丽，客观物象呈现多于主观情绪感发，且词句独立性较强，往往每句都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单元，但意象、词句的组合环环相扣，乃精心锤锻而成，并非一味堆砌，初读或有目眩之嫌，反复品味，方知密丽之中浑然超越之长。因令词篇幅有限，留与作者腾挪的空间较小，此种写法愈为不易。周济正是看到了温词独造之功，才会表示其作品脉络绵密却又不露痕迹，“酝酿最深”。他并未在寄托层面展开陈述，而是重在教人“细绎”文本内部之“针缕”，与张惠言侧重篇法、章法的动机一致。对于熟悉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语境的读者来说，“感士不遇”或“《离骚》初服”之类寄寓，并无太多新意，以词而言，南宋黄昇《花庵词选》录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所引鲖阳居士评语，就全属比附，其说亦为张惠言《词选》取用。是以温词之“最高”，决定因素不在作品寓意，而在艺术手段，从张惠言的学术立场出发，温词以“象”为主，不尚抒泻，笔法井然，蕴味无穷，与《易》理最近，由此达成的艺境，方为“深美闳约”。他的“贯穿比附”，表面上是为推尊词体，对温词喻义作出过度诠释，本质上是在引导后学发现温词艺术精髓。只要读者从中真正领会了文本结构特征，作品本身隐含的寄托可能性也就水到渠成，“感士不遇”或“《离骚》初服之意”完全可以换种表述，变为“《柏舟》寄意也”，一如《周易虞氏义序》所述：“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温庭筠词作的“言说”方式，决定了张惠言以之为词学最高典范的选择。 以《词选》为发端，常州词派从章法、句法及音节各方面细读温庭筠词，使其“深美”属性逐渐被人普遍接受。这种属性保有词体本色之婉，而尤以“重”为要义。也正是从此开始，论词尚“重”逐渐取代此前的“清空”意趣，成为词家三昧。周济说“飞卿下语镇纸”，唐圭璋即谓其“盖以温词为重”。谭献评温庭筠《南歌子》（手里金鹦鹉），称“单调中重笔，五代后绝响”；又评《南歌子》（倭堕梳低髻）末句曰“加倍法，亦重笔也”，均是此意。陈廷焯亦屡称温词能于紧致密实之中见深婉。再如《更漏子》（玉炉香）一首，谭献批点下阕曰：“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法。”借书学格言，喻词笔之收放。周济尝言“复处无垂不缩，故脱处如望海上，三山妙发”，此词下片放笔直下，向为人称道，在谭献看来，下片乃由上片结句“逗出”，佳处正得力于上片重笔蓄势。谭献批点文章也好用此法，其评曹植《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云：“闳约茂懿。垂缩纵送，颇窥太史，不仅步武中郎。”将“垂缩纵送”直接作为“闳约茂懿”的注脚，与此条词评声气相通。后来唐圭璋认为此词若缺乏上阕之浓丽，则不可称深厚，依旧是以上阕为重，对作品结构技巧的感受与谭献具有一致性。 清末民初之际，王鹏运、朱祖谋诸家上承常州词派，论词以“重拙大”为指归，“重”字之要领，就源于张惠言所树立的典范。如郑文焯称温庭筠词“极深美宏约之致，方之诸家所作，亦云观止”；朱祖谋撰《菩萨蛮》宫体组词13首书写时事，厚重密丽，刻意于飞卿，是对张惠言典范理论的主动实践。关于温词这种“深美闳约”的品质，夏敬观所论最是透彻：“飞卿深美闳约，神理超越，张皋文、周止庵知其无迹象之中字字连系，得其章法脉络。”他以温庭筠、韦庄《菩萨蛮》数首对比，指明“飞卿则多用缩笔，且章法衔接处不易见……飞卿‘小山重叠’一阕，以篇法言，脉络甚明”，并进一步解释“缩笔”表现为“句中绝少使用虚字，转折处皆用实字挺接，故不见钩勒之迹”，是故“可当六朝小赋读，其间造句以拙胜者，为最难学”。 夏敬观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辈低于晚清词学“四大家”。他并非常州词派中人，对张惠言“感士不遇”之说存有异议，也不认同温庭筠14首《菩萨蛮》为组词。但他敏锐地捕捉到张惠言、周济所遗留的导向，因而再三申明温庭筠“遣辞”之胜，强调其善用实字、章法内敛，以“拙”“重”擅场，从技法维度赋予“深美闳约”翔实而明确的补充，揭示出张惠言矫枉过正背后的苦心。及至唐圭璋一辈，于晚清诸老之学多所获闻，以身传之，对此体悟极深。唐圭璋曾推许乔大壮词“素遵古老之教，力趋拙重，不涉轻薄”，又评乔氏《清平乐》“深美闳约，可比温尉”。姑且不论揄扬乔氏是否过当，唐圭璋对温庭筠词的把握，都以“重”为内核，清晰地体现出自《词选》蜿蜒而来的血脉。直至当代，惯以西方文学理论视角研读温词之名家，仍不乏近似结论。如叶嘉莹目之为“客观之艺术”及“纯粹的美”；孙康宜谓其修辞为“并列法”，称意象排比看似散漫，“其中要题都经过精挑细选，而各个意象就绕此回旋发展”，皆与常州词派门径相合，益可证“深美闳约”之说的合理与深刻。 自《旧唐书》载录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侧艳流丽”几乎成为人们评其词风的共识。张惠言所倡“深美闳约”四字，植根经术，遗貌取神，历数代学人推演，改变了千年来的温词评价基调。回溯词学史，温庭筠作为词史第一位大词人地位之确立，起点就在《词选》。 四、师法谱系与创作融通 与浙西词派始终并举姜夔、张炎不同，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及后劲所构建的师法偶像，具有鲜明的阶梯式推进特性。周济《宋四家词选》指示的学词道路，是由王沂孙入门，经吴文英、辛弃疾，“以还清真之浑化”；晚清词家立足其说深化、拓展，又提出以吴文英直接周邦彦。梳理常州词学师法，一百五十年间其典范谱系之演进即为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清真、梦窗两家之源流关系，宋人道之在前，历代学者多有论述，迄今已可算是常识。那么周济以周邦彦取代温庭筠，与张惠言的“师说”是否相悖呢？ 因时代限定，《宋四家词选》不可能选录温庭筠，但张惠言和周济的典范谱系都是一个整体，前者评温词最高，乃纵观词史而论，后者所辑《词辨》，以正、变分卷，同样是综合唐宋考量的。《词辨》选词，“正”高于“变”，卷一“正”以温庭筠词入选最多（10首），以《菩萨蛮》5首前置，又以“小山重叠”一词居首，这显然沿袭自《词选》；选周邦彦词9首，仅次于温庭筠；所选词作数量最多的四位宋人，除辛弃疾被列入卷二“变”，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均在卷一，此四人即《宋四家词选》之“四家”。周济以清真为集大成者，恰与温词门径紧密承接。其论温词不可以迹象求，论清真词则曰“浑化”；论温词针缕深藏、字字有脉络，论清真词则曰“千锤百炼”“层层脱换”“结构精奇，金针度尽”；论温词下语镇纸，论清真词更屡言“力挽六钧”之厚重。如《宋四家词选》中周邦彦《拜星月慢》（夜色催更）、《夜游宫》（叶下斜阳照水）二词批语“纯用实写”“几疑是赋”“层叠加倍写法”。与上文所举张惠言、谭献等人读温词意见相比照，明显能看出一贯的思路。温庭筠、周邦彦词作的同质性，夏敬观亦尝论及，他既称温词“绝少使用虚字，转折处皆用实字挺接，故不见钩勒之迹”，又云：“清真非不用虚字勾勒，但可不用者即不用。其不用虚字，而用实字或静辞，以为转接提顿者，即文章之潜气内转法。”孙康宜也指出，周邦彦使用与温庭筠“极其类似的词艺以组织自己的意象”，可谓具眼。这种围绕实字在作品章法中所起作用的探讨，对“重笔”“缩笔”或“加倍法”的敏感，与浙西词派讲求词法的重心不同，本质上就是常州词学维护“深美闳约”词体的意识映射。周济以周邦彦领袖两宋，固因清真词体兼众家，有如杜诗，但周词也与温词构成常州词学门户内师法传承的一贯性，这一要素不容忽略。 光绪八年，谭献写定通代词选《复堂词录》十卷，集中入选作品数量最多的两位词人，正是周邦彦（32首）与温庭筠（29首），《词选》中的18首温词，以及《宋四家词选》中的26首清真词，被全部采入。身为同、光年间常州词派中坚，谭献融合张惠言、周济二人的典范理论，意在将师法谱系定型。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梦窗词进入师法谱系已是顺理成章。海绡老人陈洵曾有形象比喻：“飞卿严妆，梦窗亦严妆。惟其国色，所以为美。若不观其倩盼之质，而徒眩其珠翠，则飞卿且讥，何止梦窗。”“飞卿严妆”语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将梦窗词“内美”之质视同飞卿，则是陈洵个人的引申。严妆国色之美，不徒以珠翠眩目，更在“倩盼之质”，即“深美闳约”。从温庭筠、周邦彦到吴文英，常州词学师法统序的建构，始终以“深美闳约”为词体核心要求，后人也许不像张惠言那样，使用这一术语时与自身学术趋尚构成密切呼应，但张氏所开掘的美学理想，在典范谱系内作为一种主流类型薪火相传。即使来自反面的批评，从中也能时见回响，如钱基博述宋代清真词之传播：“一时贵人学士，倡妓市井，无不爱诵，以为深美闳约，二百年来，乐府独步也。”钱氏并不认可清真词“深美闳约”，但他使用此词，不是摘自宋人的真实议论，由此足见常州词学之辐射。 从常州词派的创作来看，对于“深美闳约”的实践，既有守成，也有融通发展。张惠言最负盛名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组词五首，即有别于他所建立的温词典范。事实上，“深美闳约”之极境，是张惠言为达到理念自足所设的词体最高标准，像“小山重叠”那样严格的范本，在温庭筠本人集中也属少数，它与《词选》中最后一首温词《望江南》（梳洗罢）属于两类作品，说明张惠言选词虽苛，却非一味拘滞。学习温词之“深美闳约”，难点即夏敬观所言“命意遣辞，在初创者不失为新，经后人袭取，遂成陈旧”，这一问题于令词写作甚为迫切。清真、梦窗两家慢词，师法功能更强，可待拓手的余地更大。如周济《夜飞鹊·海棠和四篁》一首： 春酣镇无语，闲倚朝云。浑不解为何人。燕支着意晕双颊，轻绡叠翠圆匀。生来七分媚骨，况霞明烟澹，作得三分。寻常伴侣，试新装、漫约湔裙。 天上三郎挝鼓，催满苑花枝，与斗精神。一例团云裁雪，流莺暗约，蜂蝶空群。烧残绛蜡，奈真妃、也则销魂。待蒙蒙雨歇、可堪重访，绮陌芳尘。 此词咏海棠，花事、人事并写，用典只杨妃一事，是学梦窗名作《宴清都·连理海棠》。首二韵写静景，以下正面刻画花容，至上片末韵转入动态描写，“寻常伴侣”遥承“浑不解”句，是词中暗转处。过片一例写动态，层层叠进，结拍由动返静，再度暗转，意味芳华脆弱短暂，遇细雨亦有零落之危。通篇着力处，在“浑不解”“可堪重访”二处虚字提点，遂使繁华落尽、此心谁托之寄寓，若隐若现。全词重笔为主，却能空际转身，故密而不晦、意味沉厚，颇得梦窗神致。浙派词艺受常州词派批驳，往往因换笔多而换意少、勾勒过多而内转少，导致单薄浅露。而如何使词作传达出“用意深隽处”，据周济此词，略能窥其手法一二，故谭献评之曰“闳约”。由此不难发现，张惠言解读温词，是因文本个性依象求义，常派词人实践其说，则更具能动性。尽管在风格层面，常州词学的典范谱系保证了“深美闳约”具有自身内核，但与浙派之“清空”相比，其风格指向不像后者那么明确单一，其间浓淡疏密之调动，存在一定的弹性；在创作方法论层面，指“意义群”之组织逐步优先于“意象群”的蜕变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举冯延巳词“深美闳约”，仍不为无见。至于能否步武“飞卿体”而自出机杼，除师法指授、学力积累，尚赖天分。 结语 犹如常州词派为读者打开了理解作品的多维空间，从常州学术土壤中诞生的“深美闳约”四字，也具有脱离本义和字面独立的潜能。晚清以来学者对它的使用，与其本义时有偏差，或不问师法、断章取义，或仅作套语代称。这一方面反映了常州学术赋予它的广泛适用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正本清源的必要性。进入历史语境把握其内涵，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作为一种词学典范理论，“深美闳约”一说的发生、发展与影响，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这一批评术语为张惠言创制，它既是对温庭筠词的总评，也是张惠言心目中的词体标准与审美理想。其语汇来源，出自《庄子·天下》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与张氏“最高”典范之论定丝丝入扣，蕴藏着他通贯古今、起振绝学的自我期许。 第二，在《词选序》的两个版本中，“深美闳约”存在异文，张惠言文集定稿或出于行文考虑，将它改作“深丽闳美”。这一修改，不妨碍对温词地位的品定，在后世也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此现象并非只是由文献流传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深美闳约”具备内在自足性，折射出常州派学术理念中的共通特质，是常州学术共同体的显著品格，故最终演化为具有文学史、学术史普遍意义的理论表达。 第三，张惠言批点温词的操作方法，是基于文本特质，以之与自身治《易》心得相印证。他的真实动机，不在作品具体寄托内容，而在于引导后进领会文本结构精髓。其后周济、谭献、陈廷焯、夏敬观等人，无论是否常派嫡传，于此均有发明，使温词“深美”属性逐渐被普遍接受。晚清半塘、彊村诸老所尚“拙”“重”之旨，即源于温词这一典范，这在他们的评论与创作中皆有体现。温词典范之成立，改变了千年来的温词评价基调，衍生出完整严密的师法谱系，门径井然；常州词派之创作，既抱守师法，又不乏融通拓展，推动清词面目屡变而屡上。 以“深美闳约”为核心命题，张惠言建构起与清代前期完全不同的词学典范，并经常州词派及其他晚清词家补充、引申，发展成为精刻、宏远的理论体系，垂及当世，中西学人著述之中，仍见受惠之迹。它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正如滋养江河的雪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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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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