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柳词“只是实说”论初探

扬之水

诗词内容叙事性审美特质的增强，必然会导致对人物言行和内心的刻绘，因为事在人为，无人即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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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有的词作，还把叙事和写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主、次人物在一定情节发展中行动和在特定环境（场面）里活动，这样便似词中之剧了。人物描写被戏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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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促使知性因素在柳词中特别在其长调慢词中得到增强，并与感性因素互渗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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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知性的增强，不仅直接影响及宋诗而形成“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其实更早地对北宋初期词坛就有影响了，柳永的词作便最先敏感地作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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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促使柳词适应于叙事、写人及知性思索的需要，更多地采取赋的铺叙手法，力求做到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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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还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技法，如平叙、开合、点染、白描等等。这些技法，我们还能在杜诗中找到它的渊源及其成功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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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铺叙时，还运用了通感、重复、拈连、错觉、映带及反论反讽等技法，而且也能在柳词中看到它们的影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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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促使柳词为了适应叙事以至议论的表达需要，其韵语出现散文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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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常音顿划分的种种五言句和七言句，都有不同程度的散文化意味。复将它们组织进作品韵语的体系中，也就从整体上强化了语言的散文化特色。如此韵中见散的诗歌语言，虽然不就是散文，然而对于作品内容增强起来的叙事、写人成份的传达，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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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语言中还有另一种特殊句式，即五言诗中的“十字句法”，其特点是一联的上下句不能单独存在，而是互为依存，合表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