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转载）

秦砖 · 发表于 2016-4-25 13:54

宋人绝句鉴赏之一

奉召作　花蕊夫人

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花蕊夫人，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的宠妃，徐姓（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和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均说姓费），青城（故治在今四川省灌县东南）。因姿色娇柔，状如花蕊而得此雅号：“意花不足以拟其色，似花蕊翾（xuan）轻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后蜀亡，花蕊夫人随孟昶降宋。为了占有她，赵匡胤毒死孟昶。但不到几年，又因新欢将她遗忘。但据《宋诗钞》，说她是因过失“以罪赐死”的，看来与怀念孟昶或上述诗作皆不无关系。
　　这位“亡国夫人”不仅有姿色，而且重感情；不但重感情，而且有诗才；不但有诗才，而且有识见。据宋人笔记：孟昶降宋后被封为秦国公，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孟昶携眷属入宫谢恩。赵匡胤见花蕊夫人艳绝尘寰，遂起觊觎之心。七天后孟昶暴疾而终，年四十七岁，史家多认为是太祖毒死的。太祖闻孟昶死讯，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赙赠布帛千匹，葬费尽由官给，并追封孟昶为楚王。暗中却将花蕊夫人纳入后宫，宠冠六院。但花蕊夫人心里总抛不下孟昶，亲手画孟昶肖像，私自祭拜，有次被太祖撞见，谎称是送子张仙像，因此埋下杀身之祸。后人曾有诗咏歌此事：“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另外，花蕊夫人也很有才华，在后蜀宫中曾写下宫词一百首（《全唐诗》中从第六十首“梨园子弟”以下四十首作王珪诗），又写有《采桑子》词和这首七绝《奉召作》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些最喜欢把亡国罪责归到女人头上的士大夫，也似乎没有人指责她是“红颜祸水”，倒是很钦佩她对后蜀君臣的指责和面对宋太祖询问时的胆识！
　　乾德三年（964）冬，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六万分两路伐蜀。此时，后蜀有兵十多万，加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天险，如果孟昶能励精图治，奋勇抗击，赵宋也未必能很快将他攻破。遗憾的是这位后主同当年的后主刘禅一样，是位只知吃喝玩乐的亡国之君，所重用的大臣不是大言欺世的纨绔子弟，就是嫉贤妒能的宵小之辈。都统王昭远在宋兵大军压境，自己并无有效防备的情况下，居然大言不惭，自比当年的诸葛亮，扬言要趁势荡平中原。结果落得个丢盔卸甲、被宋军俘虏的下场。太子玄喆更出奇，他奉命前往剑门关接应前军，居然带上一大队美女伶人，笙箫管笛，吹吹打打，一路欢歌醉舞。一听到剑门关失守的消息，便一逃了之。等到宋兵逼近成都时，孟昶身边除了一个“世修降表李家”的宰相李昊外，再无一个可用之人。从乾德二年冬王全斌出兵到乾德三年元宵刚过，孟昶自缚出城请降，总共才六十六天，比起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还快。而两次草拟降表的都是李昊，于是有心怀忠愤的人晚上在李昊的家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所以，花蕊夫人所云“更无一人是男儿”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首诗正是对后蜀灭亡的真实写照。因为此诗是为了回答宋太祖“蜀何以而亡”的垂询所作，所以题名为《奉召作》。
　　诗的首联用“君”和“妾的行为作对比。君和妾，不独是性别上男女之别，婚姻上夫妇之别，更是政治地位上的差别。君王在朝廷作出决策——“城头树降旗”，后宫中“妾”却毫不知晓也根本不屑于让其知晓。短短十四个字，不仅写出君主的昏庸和怯懦，“妾”的不平和怨恨，其中还夹杂着后宫嫔妃任人摆布命运的嗟叹！当然还表现出花蕊夫人的识见：孟昶之所以交出江山，是为了保住性命和美人，但这却不是她的选择或者说是不愿看到的，因为“城头树降旗”就饱含着不满和揶揄，“那得知”更是明白表露出自己的态度！
　　花蕊夫人这两句诗所表明的政治态度，也是她平素性格和情感的再现，并非是她在太祖赵匡胤面前的自我开脱或粉饰之词。因为据宋人笔记，在写这首《奉召作》之前，面对赵匡胤，还写了首《采桑子》：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据花蕊夫人在太祖面前称述，这首词写于随孟昶降宋由蜀赴汴京途中，题在葭萌驿的墙壁上。上阕抒写家国之恨，前两句是直抒，后两句则是用杜鹃啼血来表达远离故乡诗的心境。下阕写自己的担忧，表面上是担忧君王北上后会移情别恋，自己失宠，实际上别有怀抱。因为前两句是是写在蜀情形：在如花似玉的三千宫女中，自己都最受宠。到了汴京，孟昶已是亡国俘虏，三千宫女能剩几何？自己还会失宠吗？真正让花蕊夫人担心的可能是国亡之后孟昶心情的改变，眷恋的不再是女色，而是国亡之后无穷的悔恨：就像南唐李后主：“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就让词中在离乡之怨外又加上亡国之恨。花蕊夫人居然当宋太祖面吟诵这首昔日告别后蜀之词，尽管亡国之恨较为隐晦，也还是难能可贵的。这首词载于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录入，明代万历本《花草粹编》也与此相同，因此此词为花蕊夫人所作，历史上也没有几人怀疑其真实性。
　　后两句由事实叙述改为现实批判，情感也更为激愤：“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短短两句之中用了多个对比：一是男儿与女流的对比。在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被认为是乾坤法则，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被认为是男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但后蜀的男儿不是男儿，他们没有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相反宋朝大军一到，便在“城头树降旗”，反倒不如我等“女流”的刚烈慷慨。据史载，孟昶降宋暴卒后，他的母亲并不哭泣，反举酒酹地，说道：“你不能以一死殉社稷，贪生至此，我也因你而苟活在人间，不忍就。，现在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绝食数天而死。可见后蜀的女流有胆有识者也不止一个花蕊夫人；第二，“十四万”与“一人”的对比，以前者数量之巨来反衬后者数量之寡，以此来表达诗人对后蜀朝廷上上下下全是苟且偷生之辈的激愤，这也是全是最感动读者的一句，诗眼之所在；第三，两句中还有个暗比：后蜀的十四万大军与宋军数万人之对比。前面已经提到，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六万分两路伐蜀。那么，率先攻入成都的王全斌部队也不过三万多人，而且跋山涉水，万里奔袭；蜀军则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天险，却结果却是“十四万人齐解甲“，全部当了三万多宋军的俘虏，则更加反衬出“更无一人是男儿”！
　　花蕊夫人当然算不上是一位巾帼英雄。但在这首诗中，表达的何尝不是一位女中丈夫的气概和胸襟！她是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诗中却透射出一股英风豪气。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讽刺的是在江东苟安的南宋小朝廷，但其激愤之情则是两者所共同的。尤其是花蕊夫人这首绝句是当着宋太祖的面，直率地表达对孟昶降宋苟活的不满和自己屈身仕宋的不甘，身份又是被俘的亡国之君的嫔妃，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灭掉后蜀的赵宋，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又走上当年孟昶醉生梦死、偷生苟安的老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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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蕊夫人（明代万历本《花草粹编》）

秦砖 · 发表于 2016-4-25 13:55

宋人绝句鉴赏之二
陈友冰

书河上亭壁（四首选一）　寇准

峰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升庵诗话》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是个顽固的“诗必盛唐”派，“尝言宋人诗不必观”。有一天，杨慎抄了四首诗给他看，并问他这是何人诗。何看后不假思索地就说：“唐诗也。”其实这四首都是宋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寇准的《江南曲》。诗曰：“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这首诗气象阔大，感情缠绵而真挚，确有“唐诗”的风韵，遗憾的是何景明一味尊唐抑宋，差一点把寇准埋没了。结果招来杨慎的一顿讥讽：“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

　　这个故事意在为宋诗“正名”，批评了一些人对宋诗评价的偏颇。不过，何景明也并不是诗的门外汉，他把这几首诗看成是“唐诗”，固然有他“不观宋诗”态度偏激的一面，但也有他毕竟看出了这些诗中唐人气象和风格。如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评价寇准乃至宋初的某些诗人的诗作，就会比较中肯。

　　寇准（961~1023），字平仲，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北宋前期著名的宰相，民间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如寇准背靴，寇准罢宴等。他是个有着多方面才干的人物，不仅有着忠贞廉洁的品格和杰出政治才干，诗文写得也很好。七岁时随父登华山所写的五绝：“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就传诵人口，被目为神童；十四岁时所作的一首《寓居有怀》：“疏林频落叶，孤僻继离骚。独坐闻鸿远，闲吟见月高。梦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劳。寂寂西郊内，披衣听海涛”已可侪入宋初佳作行列。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确实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有《寇莱公集》七卷存世（《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代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书河上亭壁》写于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之时。诗前原有序，序云：“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景物，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穰下即邓州，今河南邓县。太宗至道二年闰七月，寇准知此州。河阳即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孟津、夹滩及沁阳县一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分陕”即是“分陕而治”的意思，《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后来“分陕”就成了出任地方官的代名词。陕州、河阳、均濒临黄河，附近又有嵩山、茅山从东西两侧下控西都洛阳，形势险要。寇准出知两地，经常登临观览，指顾吟咏，积久而成四首七绝，分别吟咏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并书于黄河边一个亭子的墙壁上。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吟咏黄河秋景。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全诗四句，有三句皆是景物描写，其构图上最大的特点是画面宏大，线条壮阔，色彩斑烂。首句“峰阔樯稀波渺茫”虽着眼于远山、帆船、河水，但对这些物体并不作工笔细描，而是用“阔”、“稀”、“渺茫”状其空寂博大。这种画面对欣赏者来说，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由此寥廓而生“壮美”之慨；一是以此空寂而有惆怅空虚之感。

　　三、四两句“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亦是写景，仍然用写意的笔法。就景而言，这是第一句的继续，就情而言，这是第二句的补注。“萧萧”、“疏”与“樯稀”互补互应，“一半”与“独凭”又机契暗合。所有这些状貌的形容词使用的结果，使笔调空灵，境界幽阔。这些形容词看似重迭雷同，但就是在这一笔又一笔的抹盖下，悽婉之情浓重欲溢了。

　　这首绝句的第二个特点是把自然之景和人的感慨紧密结合，因此使画面带有更多的“写意”的色调。诗的第二句“独凭危槛思何长”即是对上句“峰阔樯稀波渺茫”的感慨抒情。与描写的宏大壮阔之景相比，诗人所抒发的并非慷慨豪迈之气，而是惆怅凄婉之情。不少分析文章都认为，这里采用的是反衬法：“景美而情恶”。认为这是由于寇准在澶渊之战立下殊勋后，遭到王钦若等的嫉妒打击，加上为人“与人无城府，接物无崖岸”，“喜风干，善议论，不但多次得罪了太宗，更招怨于同僚。因此，他始终有用非所宜之慨，此时虽被真宗赏识进为尚书工部侍郎，但立刻又‘分陕’于地方，这不能不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疑虑，这就是‘思何长’的内涵”。因此诗人面对大好河山，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其实，这是由诗人后来遭王钦若等人陷害，流放海南的人生结局而产生的主观臆测。因为此时的寇准不但没有壮志难遂，相反因为立储之事备受太宗恩宠，并受登上帝位的襄王（英宗）万分感激，准备膺于重任的人生上升期。我们只要大略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得知：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按照兄弟二人在母亲面前的约定，由弟弟赵匡义（太宗）践祚。太祖之子德昭要等到太宗百年之后。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违背当初誓言，立自己的儿子；还是违背自己心愿，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先是深情地询问：“你怎么现在才回京？”接着便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早已成竹在胸，但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确立太子后，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献给太宗一个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此事被确立为太子的襄王自然深知而心存感激。咸平元年（998）即位后即将寇准由邓州迁为工部侍郎；不久又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让他历练理政治军本领，以堪大用。三年后，景德元年（1004）即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所以，说寇准在河阳登临诗中的“思何长”，是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恐怕没有什么现实依据作为支撑。

　　那么，这个“思何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面对大好河山又是人生的上升期，为何又要“景美而情恶”呢？我以为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与宋代的边患有关。北宋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北方的契丹。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乘中原之乱统一各部即可汗位，创建奴隶制国家，国号契丹。太祖阿保机统治时期，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辽极盛时期的版图，北至今克鲁伦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黄海，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西近阿尔泰山，幅员万里。乾亨四年（982），辽景宗崩，圣宗继位，时年12岁，由皇太后萧绰摄政。萧绰时年30岁时，是位极为能干的女政治家。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西吞并甘州回鹘，东灭亡渤海国，向南占领燕云十六州，以白沟河（今河北省境内的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与北宋对峙。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进攻北汉，辽军支援北汉，辽宋两国正式开打。北宋打败辽军，消灭北汉，并乘胜进攻辽国。但先胜后败，在高梁河功亏一篑。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二次伐辽，宋军统帅潘美（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败于飞狐口；先锋杨业（小说中的杨老令公）战死，契丹占领山西云、朔、寰、应四州。在此之后，契丹不断南侵。就在寇准出知河阳军的真宗咸平元年（998）的前一年二月，将河北梁门、遂城（今河北徐水）、泰州（今保定市）、北平（今和河北完县）居民掳往契丹内地；同月，契丹将领韩德威率兵攻破西北党项，党项归附契丹，北宋失西北屏障；到了咸平元年三月，女真派使者向契丹纳贡，五月，铁骊（在混同江北）向契丹纳贡。契丹又解除北方和东北的后顾之忧，更全力准备南侵。因此，宋与契丹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就在此时，寇准由工部侍郎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河阳军所在地属河东路孟州，与同属河东路的宁化军均在与已被契丹占领的山云、朔、寰、应四州对冲之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身为河阳军最高长官的寇准此时“思何长”的内涵了。这当中，可能包括一位政治家对边患的忧虑，也可能包含一位身为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最高长官的御敌乃至杀敌之策，更可能对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思考与谋划。事实上，在这首诗后不到六年，身为宰相的寇准就力排和议，劝真宗“御驾亲征”，结果大败契丹，射杀敌帅挞览。只是由于真宗“厌倦”急于回京，才缔结“澶渊之盟”与敌言和。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平寇之功，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后来的宰相王安石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七绝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在北宋史乃至中国民族史上也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是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有关。因为此诗不仅是“景美而情恶”，而且景色的本身，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危栏独眺就有种凄迷和伤感，也就是说，诗人在构图和画面上刻意追求一种凄清之美。前面说过，寇准写诗，是有意识地模仿唐人，尤其是贾岛的“瘦骨”所呈现凄清美给他影响极大。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寇准在十九岁时做的《书山馆壁》为证，诗云：“秋作西南使，千林覆去程。四时无日影，终夜有猿声。路入溪云过，人穿鸟道行。不堪孤驿望，风雨动乡情。”这首诗所创造的意境，本来应当是很优美的，但末联却有意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调。此时的寇准刚刚进士及第，少年得志，又无坎坷可言，何以有如此的凄惋之情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在努力追求他的“凄婉美”，有意学习唐人尤其是贾岛的清清美。试举贾岛的《暮过山村》诗为例：“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就风格的总的基调看，寇准的《书河上亭壁》确有与此首贾诗相近之处。然而，寇诗的情感虽“婉”却“陵”，它是借助于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渲染出一种苍茫却很壮阔的意境，又用放眼远眺、独凭危槛来突显诗人孤独哀怨却又伟岸倨傲的形象，这与贾岛在诗中通过“怪禽啼”、“行人恐”，刻意营造一种阴森荒寂的气氛，辞寒语苦的境界，还是有所不为的。所以南宋诗论家胡仔在论诗的“悽婉”一格时，就以寇准的这首《书河上亭壁》以及《书山馆壁》为代表，（见《苕溪渔隐丛话·诗思》）正是看到了寇准的这种诗学追求，而将其作为“悽婉”风格的代表之作。

　　但诗人在第二句中发出的感慨却，而是那末，诗人此时此地所思的是什么呢?是景的“荒凉”引起诗人“茫茫然”的感慨，还是因为心情惆怅才把秋景看得如此“渺茫”呢?从诗歌创作角度看，这二者当然都是下一诗句出现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要

　　想体味出“思”的真正内容，不至于见仁见智地主观臆断，就得寇准的经历和情绪。

20151001_012

雷州西湖宋园内有寇公祠前寇准塑像

秦砖 · 发表于 2016-4-25 13:57

宋人绝句鉴赏之三
陈友冰

柳枝词　　郑文宝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20151002_005

　　这是首宋人绝句，但究其诗味的隽永，意境的优美，情致的深婉，又像寇准的《书河上亭壁》一样，堪与唐人同类诗作媲美。《蔡宽夫诗话》称赞此诗“须在王摩诘伯仲之间，刘禹锡、杜牧之不足多也”。尽管这一评价有夸大之嫌，但也不无道理。此诗的作者是宋初诗人郑文宝。郑文宝（952-1012），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初事南唐，累官校书郎。李煜降宋后补广文馆生，为李方所知，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及进士第，除修武主簿。郑文宝关心民瘼，富有军事才干，淳化二年（991），郑文宝调任殿中丞，并奉命出使四川、陕西负责清理整顿税收。当时四川、陕西一带地方官为了增加税收，规定登口岸经商的商人要交纳“到岸税”，商人们苦不堪言。郑文宝奏请朝廷免除商人的“到岸钱”，促进了当地商贸的发展，深得百姓拥戴。郑文宝在川、陕期间，正逢夔州广武驻军叛乱；叛军四处抢劫，惊扰百姓。郑文宝作为朝廷钦差大员果断担负起平叛重任。他当机立断，率军乘船顺流而下，一夜行程数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叛军。因此，他获得朝廷嘉奖，赏赐五品朝服，升任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在治军理政中，尊重少族民族习俗，努力学习少族民族语言，促进民族和睦，这在封建官员中更属难能可贵：郑文宝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正值闹灾荒，郑文宝先后12次亲自带队从环庆（今甘肃环县与庆阳一带）穿过沙漠，督运粮草到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赈灾。沿途多为荒凉的沙漠和少数民族居住区。郑文宝为了详细了解民情，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风俗，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欢迎。他每到一处少数民族区都受到当地酋长的热情款待，有的酋长还认他为干父。郑文宝任工部员外郎期间，守卫环庆的龙猛卒部士兵七年未换防，又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军饷，遂产生思乡和不满的情绪，逐渐酿成谋乱。郑文宝得知后，他体恤和同情士兵的处境，果断决定先借库银发放军饷，以安定军心；然后上奏朝廷，并且表示支取的库银由他偿还。朝廷体谅到郑文宝的良苦用心，便下诏免除库银的偿还。鉴于郑文宝在这一期间所取得的功绩，朝廷赐郑文宝以黄金和紫袍，并且官迁刑部员外郎。

　　郑文宝还非常看重情谊：他曾任过南唐官员，李煜降宋后，故人纷纷回避，不敢也不愿去看望李煜这位“违命侯”。而郑文宝却“衣蓑荷笠”，冒着风险化装成“渔者见煜于私第”。南唐入宋后，他由于亲历了南唐辛酸的国运和国史，认为有责任为后人留下这段真实的史事。于是，他收聚了大量的史料，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写成《江表志》3卷。《江表志》记叙了南唐各代的朝廷大政，弥补徐铉、汤说《江南录》的许多缺漏，多为后人研究南唐史所采用，后来陆游作《南唐书》就采用其中不少内容。尔后，郑文宝又以丛谈琐事缀辑成《南唐近事》1卷，类似小说体裁，演说南唐国史。郑文宝工诗文，《除江表志》、《南唐近事》外，尚有有《历代帝王谱》、《谈苑》、《玉玺记》、《郑文宝集》等著作传世。又多才多艺，善篆书，工鼓琴。他是个军事家，官做到兵部员外郎，但诗却写得轻软温柔，显然也是深受晚唐五代诗风的影响。从这首《柳枝词》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重情谊的为人秉性，也可以看出他轻软婉曲的诗风特征。

　　《柳枝词》即《杨柳枝词》，乐府歌词中的一种曲名。它本是古曲，名《折杨柳》或《折柳枝》，唐时才改为《杨柳枝》或《柳枝》。其诗体为七言四句。白居易作《杨柳枝二十韵》时，称其作是对《杨柳枝》的“新翻”，也即是把它纳入七绝的轨道，或者说是借乐府歌词写格律诗，这种事唐人多喜欢做，如王翰有《凉州词》，刘禹锡有《竹枝词》、《杨柳枝词》等等。郑文宝此诗也是这种用法。词兴起后，《杨柳枝词》或《柳枝词》又作为一种词牌出现，但其体制主体仍是七言四句，不过这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就不多说了。

　　折柳赠别，是我国古代的风俗。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长安东的霸桥，喜折柳赠别，所以后来“折柳”就成了送别的代名词，在《折柳枝》题下的诗，也就成了送别诗，雍陶有《折柳桥》（折柳桥即霸桥）诗说：“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因此《柳枝词》所写的多是离愁别恨。

　　但郑文宝的这首诗，虽名为《柳枝词》，却没有直接写柳，而是把“折柳”之意，深藏于字里行间，犹如王维的《渭城曲》，虽不名《柳枝》，却正是以“柳色新”来表达依依难舍的别离之情一样。

　　不过，题目既然是《柳枝词》，在“亭亭画舸系春潭”的“系”字中，人们也就不难想见其中有柳，因为刘禹锡曾说：“长安陌上无穷树，只有垂杨绾别离”（《杨柳枝词》其一）。诗人巧妙地把“柳”藏在诗句的深处，读者只有联想到刘禹锡的诗才能体会出话中真意，这既是巧妙用典，又是委婉曲达之法。

　　“直到行人酒半酣”，又作“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是“直到”还是“只待”，发生这一“动作”的，都是“画舸”。画船被系在“绾别离”的杨柳树上，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送行的人和行人互相告别的话还没有说完，酒还没有尽兴——只“半酣”，船却起锚要脱缆而去，多么的不舍和无奈啊！所以诗人不由自主地埋怨画舸：“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这意思也就是说：你这条无情可恨的画船，只知道一味前行，不顾烟波渺远，可知道你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离愁别恨吗？这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正是此诗的妙处所在：它不直接写入的离愁别苦，而是把人的别离归罪于本不相干的烟波画船，赋予它人的情感，然后以它作为离人怨恨的对象。曲曲折折，使感情的抒发既委婉含蓄，又如丝如缕，慢慢抽出。缠绵的情感带来了隽永的诗味；隽永的诗味，又诱发了读者的情感的缠绵。在诗人的一唱三叹之中，我们体味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沐的友情和爱情。这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是一直为人称道的。清人王应奎在他的一《柳南随笔》卷六中说：“诗意大抵出侧面，郑仲贤《送别》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人自别离，却怨‘画舸’。义山忆往事而怨锦瑟，亦然。文出正面，诗出侧面，其道果然。”王应奎是深得此诗三味的。从侧面借物达意的方式当然不是一种，这首诗的特殊性是首先赋事物（“画舸”）以理智和思想，然后又让它的“意志”和“思想”与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情感相抵触，最后，再把人的郁抑怨愤等等不满之情统统发泄在这个物上，以期收到意长情切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手法并不是比拟，因为无论拟人还是拟物，事物自身的物性都已让位于“人性”，物只不过是包藏着人的心灵的外壳，而此种方法，虽然也让物理性化，但实质却是让人的心理情感统一于物中，物性保持不变。这种“理性化”是外加的，假定性的。是人的猜想的产物，因此这种艺术方式被称为“猜拟”。这也是对前人尤其是唐人类似手法的继承：金昌绪的《春怨》就是著名的一首；“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思妇因怀念远征的丈夫，渴望在梦中相逢，但讨厌的莺啼，却偏使她的美梦不成，所以她自然责怪于黄莺。在这里，黄莺仍然还是黄莺，它的啼叫原本是它的生活习性，并且，在某种场合，莺啼也是很可爱的。莺啼之由可爱而变成可憎可厌，全在于思妇之“吞怨”。这可以说是“猜拟”法妙用之又一例。李白的《劳劳亭》也是这种写法；“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由于《孔雀东南飞》中有“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诗句，所以“劳劳”也就成了送客的代名饲。后二句意思是说：如果春风懂得送别时的痛苦，就不应该让柳枝发青。反过来也就是说：春风太无情了，竟让柳条青绿如此！万物正萌发着盎然生机的时候，人却要遭受离别之苦，这不是更加难受吗！在这里，春风依然是春风，它之所以不知“别苦”’当然是诗人对于它的一种猜测。

　　这两首诗中对“黄莺”和“春风”的怨怪，虽然意思明显，但文字上却并不是直说。还有一些诗，虽然也属于“猜拟，这种表现方式，但用语上，往往以“无情”、“可恶”等，直接表达出入的怨怪之情，这又是曲中有直了，韦庄的《台城》就是如此：“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后：句以“无情”二字直点柳的不管人世沧桑，一无顾忌地飞絮漫天的旺盛生长之态。不过，和上面两首诗比较起来’诗人对柳的怨怪之情，显得比较轻微，更多的是人的自我感叹。尤其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后来常被诗人所仿效，如周邦彦用入其《尉迟杯》一词中：“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西厢记》：“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这些词句显见地都是受了郑文宝这首诗作的影响。

秦砖 · 发表于 2016-4-25 13:59

宋人绝句鉴赏之四
陈友冰

小桧　韩琦

小桧新移近曲栏，养成隆栋亦非难。
当轩不是怜苍翠，只要人知耐岁寒。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县）人。仁宗时任陕西安抚使，和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曾使西夏闻其名而不敢犯。历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执政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累封魏国公，死后赠尚书令。

　　严格地说，韩琦是位政治家，余事作诗人，而且诗歌对于他来说，多是抒发理想怀抱的工具。但由于他懂得和遵守诗歌创作的规律，所以他的不少诗写得格调朴实，含意深长。这首《小桧》就是如此。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是需要有所寄托的，否则即使状形生动，用笔纤巧，也难免会失之肤浅。但咏物诗又不可脱离所咏之物，而是要在对物的不即不离之间，既写出物的形，又抒发出恰当的感受和情感，这样才能打动人心。从这点来看，这首诗是成功之作。

　　桧即桧柏，一种常绿乔木，木质坚硬。起句是说：新移来的一株小桧，栽在庭院中曲曲折折的栏杆旁边。此句从叙事开始，出语平实。但次句却从叙述中突然跳开，由眼前的小桧，联想到将来的大桧，再由将来顶天立地的大桧，想到由小桧到大桧的生长培育并由此而生发出培育的难易问题。诗人的想象由眼前到将来、由实到虚，思路虽远，又紧紧联系着眼前现实，而出语依旧直朴自然，好象信口吟哦，随意写来，足见诗人艺术地把握对象的功力。值得体味的是“养成隆栋亦非难”一句，不但表现了诗人培育栋梁之材的丰富经验，也表现了诗人的高远见识和气度。不是一个身居高位或胸有城府的人，是没有这样的口气的，诗人自己的形象，也就在这不经意中显露出来了。还有一点也须注意：“移”和“养”都是他动词，可见主语是人，于是这里就留下了一个疑问：既然人把小桧移来栽下，却又不在于把它培养成隆栋之材，那末，移栽小桧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按理，接下去就应当是公布答案了。

　　然而，“当轩不是怜苍翠”，诗人再设一种答案，又把它推翻，这就更加使人忍耐不住，等读到“只要人知耐岁寒”，回过头来再把全诗仔细玩味，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诗人采用了层层排它、最后于篇末点题之法。

　　如果说，小桧成长成隆栋之材只是形体上的自然高大，苍翠之色只是它的外表的“光芒”，这些无非是可以直观的外表形式而已。而一切事物（包括人）的价值，最要紧的却恰恰不在这些而在于它们的“心相”、情操和气质的培养，这才是最要紧也最难的。可惜的是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只注意事物的外观的高大耀眼，恰恰忽略了对心性的把握和培养。所以诗人连用两个常人所知的答案一一“养成隆栋”和“冷苍翠”，并立即加以否定，这就不单是艺术技巧上的善设悬念，更是思想意义上的步步深入。诗人不注重桧柏外观上高大苍翠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强调它的“耐岁寒”的心象可给人以启迪，可见诗人的审美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当然，歌颂苍松翠柏的“耐岁寒”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传统的题材和主题。早在孔子，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命题。建安诗人刘祯也说过“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赠从弟》）。但同一题材和主题，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又会有广和狭，深和浅的不同。如果我们大致地了解一下这首诗作的历史背景，对于其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就能更好地把握了。

　　在北宋政治家中，韩琦的遭际还是比较顺当的。他辅三朝，立二帝，出将入相，功在社稷。这种地位和经历，必然会养成他对于培养人材的思考和关注，自然也会形成其培养选拔人才的标准。实践经历告诉他，一个人成为国家一时的栋梁之材并不难，难的是在关键时刻，经受磨难时也照样能镇定自若，坚贞不屈。所以，一方面他“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对人品的考察，“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同上）。

　　不过这样理解还只是根据诗人一生主要经历和思想的推测，而具体到这首诗的写作，也许别有原因，也未可知。据宋史记载，熙宁元年（工068）七月，韩琦罢相“徙判大名府”（大名府在北宋庆历初年曾建号“北京”），于是便有一般“新进”趁机“凌侮之”（《宋诗纪事》卷十一），这就不能不使这一代贤相气忿感慨兼系。因为他的一生有两件大事值得骄傲：一是制西夏，一是安社稷。且平时又清廉勤勉，现在只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一时遭贬，就立即受到凌侮，这怎能不使他有万般感慨！但他自信清白正直，有临难不惧的气量，对这种世态炎凉也就处之泰然。《迂叟诗话》载有他此时写的两句诗：“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表达的也正是这种心情。由此观之，诗人对小桧的赞赏，也是自许自况自励，于质朴平易中，把咏物和咏人自然地结合了起来。

　　宋人的咏物诗大多都是寄托明显的，并且多以议论，明喻怀抱，因而思想的直露，确是这类诗的一个缺点。但这首诗不但逻辑严密，情感的跳跃又大，领着读者步步向思想深处开掘，尽管也以议论入诗，读来却兴味盎然。

秦砖 · 发表于 2016-4-25 15:00

宋人绝句鉴赏之五
陈友冰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第四名进士，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州治在今安徽潜山县城）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初，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对诗歌创作用力甚勤，现存诗约1600首。杨蟠说他“于诗尤极其工，虽婴以万务，而未尝忘之”（见毋逢辰大德本序引）。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河北民》、《白沟行》《登飞来峰》、《泊船瓜洲》、《梅花》、《明妃曲二首》、《书湖阴先生壁》、《商鞅》、《元日、《北山》、《葛溪驿》、《示长安君》、《金陵怀古四首》《郊行》等。

　　王安石散文主张“以实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其政论文直接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如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以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体现出犀利透辟、反复剖白、深中肯棨等特色。其书札文，议政论学居多，长于说理而感情色彩不浓，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答曾子固书》。但其哀祭文则与之相反，感情浓郁、真挚、深沉，如《祭欧阳文忠公文》、《祭王回深甫文》等。姚鼐曾说祭悼之文“后世唯退之（韩愈字）介甫而已”（《古文辞类纂·序目》）。其记叙体散文不多，但立意深远，卓有度识，不专主叙事，而在于借题发挥，因事明理，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

　　王安石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其代表作有《桂枝香·金陵怀古》、《浣溪沙》、《南乡子》、《渔家傲》、《菩萨蛮》、《千秋岁引》等。其《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总的来说，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如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亦如此。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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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有一些登览诗，它的主旨并不在登览的本身，而在于从中领悟出某种人生哲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宋代诗人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都属此类。只不过《登鹳雀楼》意在说明只有登高才能望远，所以要继续登攀；《登飞来峰》则说已站到了最高处，故能高赡远瞩，无所遮碍，重在表现胸襟和气度。

　　飞来峰，又叫灵鹫峰，在今杭州西湖灵隐山东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诗人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满返回故乡江西临川，途经杭州在登临中写下此诗。诗的首句点题：“飞来峰上千寻塔”，先交待登临之地点一一飞来峰和峰上的千寻塔。古代八尺为一寻，千寻，极言其高，这也是为下面的极目远眺和抒发感慨作好铺垫。按登览诗的常规作法，下面就应描绘登临中所见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就是如实地描绘登临者东西瞻望所见之实景。唐代另一首著名的登楼诗一一岑参的《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也是如此；“下窥指高鸟，俯听若惊风”一一写俯视时所见所闻，“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一一写极目远眺；“青松夹道驰，宫观何玲珑”一一写注目细看。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却一反常规，他不但不去描绘登临时的所见所闻，相反却去描绘一个登临中没有实见的传闻：“闻说鸡鸣见日升”。作者为什么要特意选择自己并未见过的这一景致呢?我想可能与诗人当时的年龄、理想、抱负有关，诗人当时只有三十岁，胸怀大志，朝气蓬勃。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王安石传》），在任鄞县令时又多有作为，很受朝廷赏识，鄞县任满不到半年即提为舒州通判。此时正是诗人踌躇满志、风帆正满之时，所以唯有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可以用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就象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柳永的名调“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的处境、心绪和精神状态的体现。当然，诗人在此也是巧妙地化用了前人诗句。传说泰山日观峰是“鸡初鸣时见日出”，孟浩然的《天台诗》也云“鸡鸣见日出”。宋人喜欢以才学为诗，但象王安石这样融前人语如己出还是不多见的，这也是王安石绝句的一个重要特色。

　　以上两句是叙登临之事，描传闻之景。下面两句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议论，只不过它仍然是采用描景的形式。“浮云”，喻谗邪小人；“遮望眼”，指谗邪避明。汉陆贾《新语·慎微篇》云：“故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日”。在王安石之前的一些诗人，也常在诗中对这种恶势力托物讽喻，但调子均比较低沉，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遮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柳宗元的《柳州城楼》：“惊风乱贴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惟有王安石在诗中豪迈地回答：“不畏”！这“不畏”二字，把诗人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胆识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在执政后给神宗皇帝所上的奏章中曾提出有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且不管旧党怎样反对，他始终不屈不挠地推行新法，看来，这种精神在他早年的《登飞来峰》一诗中即已露出端倪。那末，诗人又何能“不畏”呢?回答是“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又是个双关句。从表面上看是说他站在千寻塔上，浮云在其下，故能极目远眺，不为所遮，实际上是说他在政治上能高瞻远瞩，认清潮流所向，实质所在，因而不致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为一些小人的干扰而罢休。这首诗看似描景咏物，实则是在揭示一个人生哲理，是一首哲理意味很浓的登临诗。据南宋李壁《王荆公诗文笺注》所称，飞来峰上起初根本没有塔，后来虽有座小塔，所见也不远。可见这首诗意在阐发上述人生哲理，并不在于观赏风光，描摹景物。诗中的这些景物是诗人着意选取出来为上述主题服务的。它们或是传闻，或干脆就是诗人的想象，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着的客观事物。今日的宋塔在飞来峰下而不是飞来峰上，亦可作为侧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