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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之“可译”与“不可译”问题谈
文 / 赵四
现代诗歌和古典诗歌的区别有个简洁的文体学表述，颇为中听，“新诗情生文，旧诗文生情”。这个“情生文”的最高明细化表述来自意大利文豪艾柯先生，他说：“当想象力自知已达到能够创作的重要感情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写出诗作。”[10]也就是一个天生具有语词敏感性、联想力（古典诗人更体现为因训练而内在化了的一套韵律系统）的易感活跃心灵（表现为想象力丰富）在一个“情绪起点”的激发之下开始运作，就能写出诗来了。其实这一工作机制的起点是古今一致的，只说“旧诗文生情”有点隔靴。新旧诗都得起于“神灵好意地给与我们的第一句诗”（瓦莱里语）。但从这一句诗（或一个形象、一个意念）往下，今古诗歌开始了自己写作的大不同道路。
要想搞清现代诗歌“怎么译”，首先就要搞清楚现代诗歌接下来是“怎么写”的。后者是研究一切与“现代诗歌”相关问题的起点。这也是先贤苏珊·朗格教育我们的，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脑海中回响这一声音。她说一般研究诗歌所问的传统问题是“诗人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经验传达给我们的？”而现代研究诗歌则应该问“诗人创造了什么？他是如何创造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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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这一“创造”的十字架呀，现代诗人是如何背负的呢？除一些概念探讨外，我们上面说到的基本还只是无差别的古今中外诗人创作诗歌的起点。但“现代诗歌”，自这个“创作起点”开始，与古典诗歌的写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联想”之无疆比“格律”之笼辔事实上可能要危险得多。
现在我来具体写一句现代诗歌吧。因为人类认知规律是“无物存在于理性，若不首先存在于感性中。”[12]我的上述之言及下面续谈，可能都不如一句具体可感的例证会让您印象深刻。
2014年5月16日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研修班上给学员们作个演讲式讲课时，我谈的也是现代诗歌的翻译问题，为了使多数不懂现代诗歌的学员们对现代诗歌有个直观认识，我造了一句诗“口吃口口声声的都是回声”。
然后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感觉不到它是一句诗，你就试着翻译一下，那么你很可能会译出“口吃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回声”，这就不仅译成了散文，还译错了。你可能继续改进，译作“口吃的人说出的话似乎都是回声”，意思好像近了一些，但还是散文。这样你会看到，诗歌语言首先是一种无法还原为散文的语言。所以，当前各种诗歌“散文化”“口语化”的诉求和实践如果不是艾略特说的那种“自称是向一种普通说话的回归”，也就是口号的话，那就真可能是降低了“诗歌标准”的一种行为，写起来好写，译起来也好译了。布罗斯基对此批评更甚，对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街头语言、大众语言的这种主张，他直斥为荒谬，是虚幻的民主性和实际利益在谋求“使艺术依附于历史的企图。如果我们认定，该停止‘智慧’的发展了，那文学便应该用人民的语言说话。否则，人民则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13]好在有雄心的现代诗人大多是布罗斯基部落的热爱诗性“智慧”的人，这样的一个诗人总是通过不懈地与既成语言进行各种各样的搏斗来维护、更新、建设、强固他/她用以写作的语言。现代诗人除了首先是一个语言艺术家，还能何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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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7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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