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作之抵牾看诗与思的逻辑冲突

扬之水

唐代的诗人由于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佛道观念的影响，有意无意地让笔下的外在世界染上更多佛道的色彩。此时对外物的描写以抽象的远景居多，“云雾缭绕的远山”更能激起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共鸣，以整体地衬托诉诸佛老的超越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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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沟通天人的探索方式和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佛道意识形态逐渐在诗歌写作中被固化下来，成为了后世诗人写景抒情说理和获取社会认可所必须遵循的一种几近透明的感知-表达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外部世界被描绘成透明的客体，它自在自足并且真实地存在，同时具有通过相通的生命本源感发人类最为真挚的情感和同情共鸣的功能。这也正是几个世纪以来被公认为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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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感”、“即兴而发”、“真情实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写作和批评的最高标准。而吊诡之处则在于，从作者写作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情实感”与客观的真实并不相同，而是几个世纪以来达成共识并传承下来的写作结构模式所产生的效果，亦即是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描绘，“即兴”地生发情感，最终对天人、内外的统合形成诉诸于不同哲学思想的理性的探寻。在这样的结构模式下寻求观念的共识，对外在世界的融入和描绘必不可少，对个体情感的表达必不可少，在此“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方能实现理性的沟通与共鸣。而这种理性的沟通也由于诗歌的佛道渊源而不可避免地多具佛道内核。

扬之水

对逃禅归儒之后的朱熹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压倒性地表现出来的遁入自然以求慰藉、生命之须臾与自然之永恒相冲突、虚化自然以求精神之超越等否认了外在世界的另一个面向——世俗社会参与的天人模式，还是感知-表达这种将情感与思想引向不可知的即兴而发的表达模式，在观念与次序上都是与其所秉承的“理先气后”“生理循环”“万理具足”“心统性情”的哲学逻辑不相调和的。